欣闻《李万林与万林腔》的出版发行，心情格外兴奋与激动。这是我省戏剧界特别是北路梆子中老艺术家中的一件喜事，为此表示热烈的祝贺。李万林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北路梆子表演艺术家。最早观看李万林老师的表演，是在1987年7月山西省振兴北路梆子调演中。在由他主演的新编古代戏《五台县令》里，李万林成功地扮演了敢于为民请命的五台县令黄国安这一艺术形象，获得了主角金牌奖。同时，该剧还荣获由山西省文化厅颁发的“综合治理奖”。《五台县令》还曾经应邀代表山西戏曲界先后赴天津、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的演出，《天津日报》以《五台县令倾倒了天津观众》为题，评价李万林的演唱慷慨淋漓，表演火爆，炽烈而不失细腻，颇有京剧“麒派”风范。他的一大段唱腔板式变幻多次，感情充沛，博得了观众9次掌声，引起京、津两地专家和观众的极大兴趣。

李万林从小就喜欢戏。他是山西兴县人，15岁加入本县的剧团学演中路梆子，拜名小生十七生（董翠珍）习艺。戏曲演员，要求幼功，15岁才开始学戏，相对来说，困难要大得多。但李万林学习刻苦认真，加以十七生教戏要求严格，因此他进步很快。仅两年功夫，在师傅董翠珍的耐心培养下，学会了《黄鹤楼》中的刘备、《凤仪亭》中的王允、《双罗衫》中的姚达、《告御状》中的赵德芳等剧目中的人物表演。十七生非常爱这个勤奋用功的学生，并且深深懂得同台演出可以更好的提携后生，便经常与李万林同台演出，在实践中更好的培养他。李万林还受到唱花脸的王海林和老票友白鹤龄的指点，技艺得到很大提高，18岁就在家乡一带颇有名气了。李万林从小重视练功，坚持始终，就连上下班的路上也是边琢磨，边走边练。黎明前，鸡叫声未绝，他已经来到县城外的河塘上喊嗓子，去的早，回来的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使他练就了一副罕见的“铁嗓子”。

1970年，忻县地区北路梆子剧团发现了李万林的艺术才华，吸收他进入剧团，从此开始了陪伴他一生的北路梆子表演艺术生涯。北路梆子虽与中路梆子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然而在唱法上却各具特色，殊不同归。一般来说，北路梆子的唱更为高亢激越，有更多曲折婉转的长腔，难度较大。特别是象李万林这样唱了多年中路梆子，在唱腔艺术上下过苦功并取得了一些成就的演员，难度更大。北路和中路，在发声方法、发声部位等方面都有许多差异，比中路高一个调，故而北路假声用得多，而且高。北路唱腔中，曲调的旋律高，滑音多，高低音变化复杂，共鸣强，脑后音和脑前音用得多，鼻腔音也较多。而中路则是胸腔共鸣、嗓音、口腔音用得多。必须仔细地、严格地将两个剧种区分开来，才能将剧种的特色表现出来，否则将会非驴非马，既缺乏北路梆子的韵味，又失去中路梆子的光彩。因此，改学北路梆子对李万林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为了学好北路梆子，他到处寻师访友。他向前辈艺术家九岁红、十六红（冯金泉）、十三红（周成贵）求教，探索、苦练、掌握北路演唱特点。他博采众家之长，又有自己的发展。他认为唱高腔，不能只用嗓子，而要讲究用气，否则不仅不能持久，也不能唱得好听。他着重练丹田吸气，练“拔嘹子”，练出高音，再使之逐渐宽厚，改掉过去常有的刺耳的尖细之音。他注意用气，唱[四股眼]（4/4）时，都是用丹田气运到口腔，加上鼻腔音，口鼻共鸣，使之有厚度，保持拖腔的始终饱满、音色透明。强弱的控制，使整句唱既一气呵成，又见鲜明的层次，而且巧妙地积蓄着一种用不完的力量，不至于“一鼓作气，再衰三竭”。唱[二性]（1/ 4）时，尽可能闪着唱，以交代字为主，而不死唱。为了使声音宽厚，他向以宽音著称的玉梅红（孔丽贞）的唱法学习，多用脑腔音；到用脑腔音的时候，又向十三红学习胸腔音；他全面地学习了九岁红的唱法，但又有变化，唱到跌宕处，垛字的关键处，就不用九岁红那样猛打猛洒，为的是给下边的接唱做好准备。他就是这样既吸收和学习前辈艺术家的唱腔艺术，又发挥自身的条件和对北路梆子音乐唱腔的理解，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北路梆子的“万林腔”，得到专家和广大观众的认可。就连晋北一带民间八音班社也在吹奏李万林的唱段，可见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的程度。

著名戏剧评论家刘乃崇在评价李万林的唱腔艺术时曾经指出，李万林唱戏，极为注意观众的情绪，认为：“唱戏就是唱情绪，你唱得没有情绪，观众就不能和你共鸣。你把观众唱得都没有情绪了，你不也就越唱越没情绪了吗？”李万林把每一句唱词都尽量唱出情绪来，总是保持应有的激情感染观众。1982年，李万林以成功地扮演《血手印》“行路”一折中的林有安，获山西省中青年优秀演员评比会演的优秀中年演员一等奖。在这出戏里，李万林紧紧抓住人物此时悲愤哀怨的感情，用唱和做淋漓尽致地把人物情绪表现出来。还没有出场，一句[介板]：“怀悲愤急匆匆去往杀场。”声如裂帛，气贯长虹，震撼了满场观众。在紧锣密鼓中，人物出场了。你看他摇着银发，抖着长须，步履艰难，几次捯步，一个抢背，翻跌在地；勉强站起来，又是一连串的退步，一个屁股墩子坐倒。只用几个十分利落的动作，就把个苦难老人在这急于去会即将含冤而死的儿子时，跌跌撞撞，慌不择路的神情很好地演出来了。李万林体会人物深，艺术本领大，他在这折戏里，把唱、做结合起来，且唱且做，深情感人。整个一折戏虽然不长，却几次把观众的眼泪催了下来。如今，由李万林老师表演的这段折子戏已经成为北路梆子须生演员必学的唱、做功并重的经典剧目，也是北路梆子流传区域，城乡观众最为喜爱和欣赏的唱段及表演。

李万林认为要唱好情，还要注意吐字，字咬不清楚，声就不准，就表达不出词句的意思，哪还有情呢？必须以字帯腔，腔是为字服务的，字正才能腔圆。新排的戏为唱词新谱曲，也必须注意每一个字符都应为词服务，都应为表达出词意的情服务。他注意字与腔的配合，也是他的唱感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传统剧目《金水桥》中，李万林扮演了唐王。他一字一句反复琢磨，仔细推敲，把一个处于国事、家事错综复杂矛盾中心的李世民形象，塑造的淋漓至尽。在这出戏中，他时而低回呻吟，时而高亢嘹亮，表情潇洒，吐字清晰，演唱自如，栩栩如生。

李万林戏路很广，传统戏、新编古代戏、现代戏均有造诣，须生、老生皆能应工，主演的剧目多达40余个。在他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勤奋好学、虚心求教、不耻下问的为人品德，是他取得艺术成就的主要因素。《穆柯寨》是他的代表剧目之一，仅杨六郎这一角色，就有314句唱词，在创造唱腔中，他利用自己嗓音天赋，继承老十六红焦生玉全用本嗓演唱特点，力求在一词一句、一举一动之中体味其韵味，发掘其内在情感。他从刻画人物出发，量体裁衣，在充分发挥北路梆子腔激昂慷慨特色的基础上，大胆吸收了兄弟剧种的唱腔优点，使《穆柯寨》这一剧目既有了继承、吸收，又有出新，成为北路梆子中很吃功夫的保留剧目，至今仍为从业者和戏曲爱好者仿唱。他擅演的北路梆子剧目还有《十五贯》的况钟、《宝莲灯》的刘彦昌、《空城计》的诸葛亮、《王宝钏》的薛平贵、《杨门女将》的采药老人、《小刀会》的刘丽川、《薛刚反朝》的徐策等等。通过不断的实践，他的戏越来越多，戏路越来越宽，艺术手段越积累越丰富，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创造的水平，使他终于成为了北路梆子须生的明星，也极大的丰富了北路梆子表演艺术的宝库，受到广大观众交口称赞。

李万林的表演艺术在北路梆子的当代发展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承前启后的。北路梆子大约形成于十六世纪中叶，至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十九世纪初叶已趋于成熟。清同治至抗日战争前，是北路梆子的鼎盛时期，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剧种受到日伪军摧残，许多艺人被迫转业，有的被残杀，使北路梆子受到了几乎是灭顶之灾。从“七七事变”到新中国成立的12年间，北路梆子幸亏有晋绥根据地的绥蒙军区人民剧社、二中剧社、长城剧社等延续，才未失传。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内却仍旧没有专业剧团。1954年举行全省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前，党和人民政府派员邀请脱离舞台生活18年的名艺人贾桂林和高玉贵、董福、安秉琪等又临时组班参加演出，引起轰动。省委决定恢复这一剧种，1955年2月16日成立忻县专区北路梆子剧团，这个中断了10余年的剧种从此复活。该团经过一年的努力，发掘、整理了传统剧170个，也移植排演了一些优秀外来剧目，巡回演出在晋北各县与太原、榆次等地。1956年赴京汇报演出，获得首都戏剧界与观众好评。从此，北路梆子有了解放后的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可惜，“文革”十年北路梆子又遭受到极大损失，许多名老艺人受到迫害，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又获得新生。如果说解放初期的北路梆子演艺名家“小电灯”贾桂林、“九岁红”高玉贵、“狮子黑”董福、“哑八百”安秉琪（花脸）为第一代的话，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唱功著称、影响较大的须生李万林，被誉为“虎啸黑” 的花脸演员董存虎、唱做兼优的翟效安和以表演见长的孙一青、著名北路梆子青衣演员吴天凤、任建华等为为代表的北路梆子演艺名家就是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正是李万林等“中生代”的艺术家为传承和发展北路梆子艺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北路梆子著名演艺名家“全才须生”杨仲义（获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文武全才”成凤英（获第十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著名青衣演员“北路名旦”贾粉桃（获第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塞北明珠”张彩萍（获第二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靓丽花旦”詹丽华（获第二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杏花奖获得者“豹头环眼”董志伟、中国戏曲“红梅奖”获得者“唱作俱佳”郝建东等等第三代北路梆子新生代，才能够茁壮成长。

李万林老师的表演和唱腔艺术是北路梆子发展到今天的艺术升华，已经成为北路梆子表演艺术的宝贵财富，也使我省地方戏曲在发展过程中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如今，李老师的学生和徒弟们已经在学习和继承他的艺术成就上继续努力发展，使李老师的艺术在更大的舞台艺术空间中受到观众的欣赏和喜爱。我们相信李万林的表演艺术一定会在新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我国传统艺术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原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