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曲是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人台。

其实，最早的二人台不叫二人台，叫“打坐腔”。人们在一支笛子一把四胡的简单伴奏下，编唱些本地的奇人异事，把人们逗乐了逗笑了才算尽兴。再后来，河曲人干脆把它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每到收获季节，三五结伙，腰掖粮袋，手提四胡、笛子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打地摊谋生演出，此时已不叫“打坐腔”而叫“打玩艺”。每到一村先调查村情家事，然后由两名男性，分扮一旦一丑，用河曲的山曲，把这个村发生的新鲜事即兴编成韵白（串话）和唱词（大都是溢美之词），再加些简单的丑角动作，把人逗得捧腹大笑。到有记载的清同治八年（1869）就已搬上舞台，后来才叫“二人台”。

二人台之所以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就是因为其具有娱乐性、通俗性与生活性这三性。

一、娱乐性是其具有生命力的基本因素。

艺人们讲究二人台“姓喜不幸悲”，即悲剧喜唱，喜剧乐唱，把观众逗乐了逗笑了就演出成功了。

确也如此，连二人台的代表剧目《走西口》原也是一出喜剧，村姑玉莲害相思病，为了避其父母，让恋人太春假扮郎中来为她治疗，两人在喜逗的“治疗”中结为夫妻。婚后，太春要出口外赚钱养家，玉莲听后先是大惊，以为太春变了心不爱她了，通过太春风趣的串话与喜逗的讲道理，使玉莲大悟：太春外出是为了养家。当《卖菜》、《打金钱》、《捏软糕》、《五哥放羊》、《观花》、《探病》等喜剧演遍了西北的山庄窝铺后，那西北的沟沟坎坎就到处留下了二人台那幽默风趣、生动活泼和意味隽永的串话。

这就是二人台的娱乐性。

二、通俗性主要是其语言直白，故事生动感人。

在《打樱桃》一剧中，只写了一对恋人在打樱桃中互倾爱慕之情，故事简单但感人至深。在它的唱词中：“黑圪靛靛的头发白圪生生的牙，小嘴嘴说出那奴话话，毛葫芦芦眼眼该叫哥哥咋。”“满天星星一颗颗明，全村村挑准你一人，和妹妹相交能不能”。“山坡坡上长着十样样草，九样样看见十样样好，不和你交和谁交”。短短的三段歌词里用了河曲方言的叠字十二个，这些双声叠韵，造成了语言的回环美，悠然和谐扣人心弦，既增强了唱词韵律的美感，又增强了可唱性，具有乡土风情的浓郁色彩，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达到了和观众不隔音不隔语的目的。

这就是二人台的通俗性。

三、生活性更是其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二人台是在河曲民歌“山曲”的基础上发展演变成的一个小剧种，虽然它拥有80多种唱腔，105首牌子曲，音乐风格独特，色彩鲜明，旋法别致，且由一剧一曲发展成为亮板（散板）、慢板、流水板、快板（捏子板）四种板式，调式是单一调式与交替调式，三种音阶及清乐音阶，雅乐音阶，燕乐音阶，但终未发展成为固定的板腔体，它既有《挂红灯》、《打金钱》的歌舞音乐，又有《探病》、《借冠子》的说唱音乐。两个演员的表演没有程式化的动作，只有里外8字，倒8字，单双出水，单双十字，上腿，云手，山膀等简单的动作，道具只有扇子、手帕、霸王鞭；服装只穿清朝短服；头饰更简单，旦角头插一朵花，生角（丑角）头戴一顶毡帽，一个笔管胡即可。这就使二人台的故事不能曲折复杂，只能一事一戏，不能上演大型剧目。这也就使二人台避开了梆子戏那千戏一面的弊端，使之更加灵活多变，或歌舞，或歌剧，或曲艺，充分发挥它的生活性。如脍炙人口的二人台代表剧《走西口》，改编后，由喜剧变成一个“干打硬唱”的全剧贯穿一个“情”字的悲剧。“哥哥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道往下流。”“妹妹莫伤心，有话对你明，哥哥走的是人身，留在身边的是哥哥的真魂魂。”短短的八句唱词，运用近似河曲人那悲伤至极撕心裂肺的号啕大哭的哭板，把那生活在坡高沟深，无草无树，风吹塬上旷，土窑炊烟缈的黄土高原上那放羊的哥哥、挑苦菜的妹子那质朴的、赤裸裸的、刻骨铭心的爱与那生离死别悲痛欲绝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他剧目也同《走西口》一样，用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朴实优美的语言，从不同角度截取河曲人民生活的横断面，加之艺人们走到哪村又即兴把哪村的奇人异事编入正上演的剧目中，再加上二人台三大件乐器即笛子的历音、跺音，四胡的翻把八度演奏，扬琴的五度八度和弦与演员的真假嗓结合，构成了委婉动听的唱腔与那没有程式化的动作。

这就是二人台的生活性。

二人台正是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故事，委婉动听的唱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美好的回忆。所以，通俗性、生命力和生活性才构成了二人台独特的艺术性。也成了河曲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