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台”这门艺术何时流传至阳高，史料没有记载。据老艺人们讲，境内最早流传下来的曲调为《八仙庆寿》，初步考察为清咸丰年间（1851—1861）产物。因此可以这样说，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二人台”已经在阳高有了自己的足迹。

应该说，“二人台”艺术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约在明朝末年，每逢过年过节和农闲的时候，一些闹红火的人便聚在一起，在屋内、院落、村头、广场进行地摊演唱他们既不装扮又不表演，唱的都是民间流传的小曲小调，有《过大年》、《刮大风》等等，这种娱乐活动当时被称为“打坐腔”，这就是“二人台”的雏形。

到清咸丰初年，这种“打坐腔”吸收了姊妹艺术中的秧歌、高跷、旱船、道情等艺术营养，发展为具有一些舞蹈动作，由旦丑两角色一进一退走场表演。逢年过节观看的人围拢在火龙四周，演员和乐队在场内表演，当时人叫“转火龙”，这样“二人台”便由最初的“打坐腔”发展到“玩艺儿”或“二人班”。

 “二人台”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艺术形式，是从剧目《走西口》在清代光绪初年的诞生开始的。当时由于山西连年遭灾，晋西北的劳苦百姓被迫“走西口”。从《走西口》的唱词中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奔走在那条茫茫古道上，伴随着无尽的凄凉和孤寂，他们只有用小曲来倾诉他们不幸的遭遇和不了的思乡之情。也正是这个时候，道路歌、受苦歌和思念歌作为“二人台”重要的内容产生了。

蒙古族是一个好歌的民族，当大批的山西人到内蒙古之后，他们就把自己在拉骆驼、掏干草、拉船、种地中的种种经历都编成曲子，唱给他们听，蒙古人高兴了就会赏钱、赏地。此后，这种艺术形式吸收融合了内蒙古民歌的音乐语言及戏剧化妆等特长，“二人台”艺术日臻成熟。随着一些经济富裕百姓的返乡，“二人台” 艺术不仅在阳高县深深扎根，同时影响遍及山西晋西北、内蒙古西南部、陕西榆林以及河北张家口一带。但在那个奉晋剧为“正统”的年代，“二人台”艺术难登“大雅之堂”。故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步伐总体十分缓慢。一丑一旦，相沿百年而无一变。尽管节目与日俱增，仍无一出戏能从内容到形式反映比较复杂的情节。

新中国的诞生，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二人台”也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有了明显的发展。在阳高县，80％以上的村庄逢年过节都成立了业余剧团。村公所、农会等组织在原来内容的基础上，自编自演，注入了反映时代精神的东西。《婚姻自主》、《胡老套投亲》、《血泪仇》、《送子参军》等剧目，至今尚为一些老年人乐道。不久，由于文化部门组织观摩评比，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并且由“打地滩”沿村串户走上了舞台。

阳高“二人台”的音乐，基本上由牌子曲和唱腔两个部分组成。除“四块瓦”外，没有什么打击乐器（当然后来经过发展有了）。前文讲过，过去由于山西灾害频繁很多人流落“口外”，将“二人台”的唱腔带到内蒙古。而一些从“口外”返回家乡的人又从内蒙古把当地的“二人台”小调带回来，这样相互影响取长补短，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唱腔：既有山西特色，又有内蒙古情韵。比之内蒙古的文雅婉转，它爽快利落；较之内蒙古的粗犷高亢它娓娓动听。内蒙古“二人台”和阳高“二人台”在唱腔上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发声方法：内蒙古一带讲究一句或多句唱腔前嗓加后嗓，阳高“二人台”讲究圆润和共鸣。由于唱腔的较大区别，所以人们把绥远（呼市）以西的唱腔称之为“西口调”，以东称之为东口调。“二人台”音乐，除了自己的曲调外,它同其他地方剧种一样，把各种戏剧音乐吸收过来以滋补自己。如晋剧的“小开门”，道教的“巴音杭盖”等。经过加工、提炼，最后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二人台”的唱腔，分“亮腔”（自由节奏）慢板（丢拍）流水板（2/4）及捏子板（1/4）等4种，亮腔节拍松散，音域高亢，起伏跌宕如长河流水；慢板委婉曲折，音域平稳，情绪深沉，似涓涓细流；流水板明快清晰以说代唱，节奏鲜明，像雨后激流；捏子板演奏急促，唱腔火爆、词多并合，恰如激流拍岸。“二人台”的传统调式共有四种，即c调、f调、降b调、降e调。

阳高“二人台”的表演形式及道具，有鞭、扇、绢绸。霸王鞭为一根竹竿制成，长100公分左右，中挖4——6个长方孔，内装铜钱，两端裹以各种颜色相间的彩色布，打时清脆作响，十分动听。打霸王鞭有一定的讲究，分上中下三路。而上路要盘花盖顶，中路要花蛇缠身，下路要双脚腾空。要求节奏鲜明，慢而多变，快而不乱。扇子为女角使用的道具，开始用纸扇，后改为布扇，以后又在扇的顶端加上了一部分没有扇枝的软布。扇子的表演和霸王鞭一样，讲究旋得圆，有高抛、低扔。手绢是由过去的一般手绢演变而成。利用惯性作用，横抛、立抛、平抛、手顶花样繁多,胸前、头顶、背后、腰间均能自如表演。红绸是吸收其他民间舞蹈在解放以后加入的一种道具，它为“二人台”表演色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中国晋剧艺术网特约撰稿人 景彦斌/2006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