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的高贵和杰出，无非是一个人能超越自我的有限性，在更高存在的价值和境界上，为个体或者群体的利益而思考和行动，而在这样的存在上，个体和群体的命运往往同和为一。山西歌舞剧院的民族歌剧《三把锁》，之所以具有较好的戏剧品格，在笔者看来，就是因为它通过最富象征意义的现实的三重铁锁，典型的勾画和牵引出造成生命困局的复杂性和辩证性，从而为探索具体历史境遇中的人的思想提升和命运突破，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艺术参照。

锁子是被强化的生活的边界。锁子是施加者权力的威严的象征和被施加者可以目测的警戒和拒绝标志，锁子是否被安然接受，取决于施加者和被施加者对于边界的合理性认定，否则这种简单的看似牢固的物质外壳，很容易被敲碎。龙泉村黑龙庙前，锁在机井上的三把锁，显然是非合理性的存在。龙泉村是缺吃少喝的贫困村，全体村民只有靠这口机井之水才能解决日常吃水的大患，如此被私人重重加锁，这是公共生活秩序遭到的粗暴干涉。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在每把锁子的背后都牵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纠葛和历史伤痕。锁子的看似强大的暂时存在，是因为这些纠葛和伤痕在不能有效诊治和疏解之前，没有人能够直面这种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现在，刘梦洁被推到了锁子的面前，作为被组织派来的以扶贫为使命的第一书记，这是她必须面对的关系所有人基本利益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她一开始就明白，这把锁是铁锁，更是心锁。只有以心换心，将心比心，才有可能解开被锁住的限于凝滞和板结的人心，为龙泉村民的心灵世界找到光明豁达的出口，她唱道：“若得春风送暖千万家，何须贫穷困苦受熬煎！”

上锁的三个人都不一般。第一个上锁的是颓废又倔强的年轻人王二蛋。第二个是阎彩彩，贫穷又孤单的寡妇。第三个是钱公道，曾经的打井英雄，如今要以在机井上锁来主持公道。每一个人的背后，都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

王二蛋锁了第一把锁。上锁的名义，是李有志没有公正地把他列入贫困户，也不发看守机井的工资。这个年轻人颓废和尖刻的背后，更深的是他设法弥补对芳姨的情感亏欠。30年前，两个年幼的小伙伴不小心掉入废井，芳姨情急之中，只救下了王二蛋。王二蛋为了照顾孤单无助又精神分裂的芳姨吃水，公权私用，深夜给芳姨取井水。没想到自己被阎彩彩发现。

阎彩彩锁了第二把锁。上锁的名义，是为了防范王二蛋偷水。这个泼辣的寡妇的更深用意，在于替村委会主任李有志撑腰出气。一个堂堂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能自己去维护公共权力的正当和威严呢？蹊跷在于，李有志爱着阎彩彩，为了照顾阎彩彩，他公权私用，给阎彩彩评定了贫困户，以“帮助”她的艰难生活。正是和阎彩彩无法明说的隐秘关系，使得李有志在面对涉及集体利益的问题上，陷入彷徨、困惑和气馁。阎彩彩自以为是地成为李有志权威的维护者和伸张者，在王二蛋的眼里恰恰成为无情霸凌和寡廉鲜耻。

钱公道锁了第三把锁。上锁的名义是为了维护集体利益，主持人间公道，反制两个不明事理的自私之人。理直气壮的背后，钱公道固然延续着一个打井老英雄的正义和率直，但是20年来被举报和污蔑的屈辱更激起他对愚昧和偏狭的愤慨。

每一个人的思维和行动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他们内心的深处都有着正义的道德律令，阎彩彩惩罚偷水之人，王二蛋为可怜的芳姨抗争，钱公道抨击戕害公序良俗，但是他们却不谋而合，共同造就了被三把铁锁桎梏了水源的龙泉悲剧，在这一点上他们成了同犯。问题出在哪里呢？

水井是龙泉村民生命攸关的公共利益，这种利益的分配和维护必须具有一种真正正义的伦理框架和秩序。这种正义意味着程序的正义。有一句法律格言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所谓看得见，就是人们希望正义实现过程和手段的合理。三个人，三把锁，他们的动机是通过取消产品的供应，来反抗产品的不平衡分配，然而他们所采取的不合理手段却造成了更大的非正义——机井停机，百姓陷入恐慌。他们每一个人都针对着危及正义的行动进行了惩罚，然而他们私自进行惩罚，并且这种惩罚溢出合理的限度，变成对整个共同体的侵犯和伤害——当他们扣上锁子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人推向了对立面，或者把自己禁闭在所有人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他们之所以错误地设置了边界，是因为在他们正义感的深处，都掩藏了私欲。一个本来都有着正常和善良起点的龙泉村，在三种非理性的力量打击和禁锢中，呈现出冷漠、愚昧、保守和落后的绝望。

《三把锁》把刘梦洁和李有志的月夜对话，作为戏剧的高潮是准确的。李有志，作为村委会主任、党的干部，应该是龙泉村集体正义的最高代表。然而李有志首先公权私用，成为分配正义的侵害者，接着当程序正义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只能选择逃避和懦弱。

刘梦洁作为扶贫干部，成为冷静、坚毅、智慧、成熟、美好的寄托。她一鼓作气，顺藤摸瓜、刀斩乱麻，不辱使命地完成了对龙泉村三把锁的取缔、对人心的匡扶、对正义的恢复。刘梦洁是因为过于完美而失去了真实性的人物，然而这种人物所代表的力量对于鼓舞人心、塑造理想却是必需的。在接下来的打磨和修改中，如果作品能在这一人物的塑造中，体现心灵和行动的辩证运动，展现出一代扶贫干部的非凡成长，将有可能将戏剧的艺术力量和现实意义推向另一重高度。

瑕不掩瑜，《三把锁》作为一个近乎寓言式的戏剧文本，通过充满晋北乡村气息的舞台呈现，展示出对当下现实主义题材，尤其是扶贫主题的深刻挖掘和冷峻剖析。

贫困不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自有文明史以来，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压迫性社会制度的存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一直是广大乡村社会的痼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彻底解决这一历史和现实的不合理才成为真正可能，也成为制度性的奋斗目标。这一时代性的伟大变迁，正在成为我们眼前的活生生的现实。然而《三把锁》以近乎热烈的反复呐喊“开锁！开锁！”振聋发聩地提醒我们，相对于物质贫困，精神的贫乏和懈怠，才更难面对和扶持。我们应该策略地、精准地，不断诊治和清除人们心灵中盘根错节的顽疾和疼痛，才有可能打开一座一座小山村的一把把桎梏生命的铁锁，带领人们从贫穷地带走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裕。唯其如此，美好的生活，才可以真正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