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国歌剧舞剧院共同出品， 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排制作演出的经典民族歌剧《江姐》（2021版）与观众见面。作为导演，我的创作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守正创新，二是诗化意象。

民族歌剧《江姐》常演不衰，以艺术的方式向一代代观众传递着英雄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这首先因为人们敬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共产党人，并将这份感情毫无保留地投射到“江姐”这个人物形象上。在这个感情基础上，歌剧《江姐》的几代主创精心创排、悉心打磨，在艺术层面达到高水准，尤其在民族歌剧的音乐探索上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许多唱段脍炙人口，成为中国民族歌剧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这其中的精神内涵、剧情结构、人物形象和整体音乐，都是在此次创作中必须守住的“正”。

面对舞台艺术的新发展，面对被当代舞台艺术培养出的当代观众，还必须创新艺术表达，使歌剧《江姐》能在当代舞台上继续焕发艺术光彩、传递思想力量、体现经典价值。

创新思路首先来自歌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唱。几十年来，多个版本的歌剧《江姐》的合唱（包括伴唱、领唱、旁唱）基本都是处于大幕之后。为了让合唱更好地与角色歌唱、乐队演奏共同构成歌剧艺术追求的音乐交响化有机整体，也为了让合唱与人物的情感形成更直观、更有形象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的呼应、衬托、强化，将所有合唱都以形象化、行为化的方式呈现到舞台上，呈现在观众眼前，让合唱在视觉形象上成为戏剧性场面的一部分，进而让他们的演唱和表演都成为主要人物乃至全剧的“情感性背景”。

比如，江姐在去华蓥山的路上，得知丈夫彭松涛牺牲的消息，在响起彭松涛演唱《红梅赞》的歌声时，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彭松涛的形象；全剧开篇《川江号子》中出现的三峡纤夫的群体形象、多个场次的开场领唱、充满艺术趣味的川剧式“帮腔”等，都用不同方式处理为舞台上的戏剧性场面。《江姐》合唱的场面化、戏剧化处理，集中体现在剧中多次随着江姐大段唱腔时隐时现的合唱伴唱，它是歌剧音乐结构的呼应推进，更是江姐内心情感的衬托强化。尽量将合唱表达的音乐情感，呈现为一种舞台视觉形象，这样不仅使合唱的声场效果有层次，更使人物的情感表达有厚度，以体现出歌剧艺术应有的听觉视觉的双重震撼力和情感冲击力。

这样的合唱场面处理，为歌剧《江姐》带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整体美学格调。新版民族歌剧《江姐》呈现的舞台形象，不仅是再现戏剧情节发生的外部环境，也是呈现具有主观表达的写意空间。这样的舞台，在必要时能把人物情感和整体演出的情感进行写意性的外化，从而形成一种“诗化意象”。

比如，剧中《绣红旗》一场，随着音乐，一条巨大的红绸从舞台顶部降落，强化、外化、诗化了江姐与狱友们对新中国的向往、对全国解放胜利的喜悦，江姐的歌唱以及身后狱友们的合唱，在长长红绸的映衬之下，形成了富有诗意的舞台意象。再如，全剧结尾，江姐大义凛然走上刑场，在宏大激昂的《红梅赞》合唱声中，大面积的梅花从高大石墙中“生长”出来，形成诗意化的“梅花墙”。

我一直认为，歌剧是一门更具诗性的演剧艺术，而歌剧导演的创作本质，就是要将音乐形象转化为戏剧场面、人物行动，为线性的听觉形象赋予立体的视觉形象。歌剧，尤其是现在大力发展的民族歌剧，应该在文学内涵、音乐形象和舞台表现等关键创作环节中，对诗情、诗意、诗境、诗格有更多的自觉追求。这是民族歌剧在时代发展中展现民族风采、民族气派的创作关键。

在守正创新中营造“诗化意象”的新版民族歌剧《江姐》，希望它既能赢得观众长久喜爱，也能满足观众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