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歌剧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023-07-21 发表|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张春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中国民族歌剧作为文艺百花园中的重要一角,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歌剧艺术创作最高的位置。
源于人民:
人民是歌剧艺术的表现主体
源于人民,即每一部经典作品的素材或题材都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始终彰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诉求。换言之,这些经典歌剧作品中的人物或故事都有真实的原型和社会基础。如中国民族歌剧《白毛女》,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真实故事,该剧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创作主旨奠定了全剧真实性的叙述基调。歌剧《小二黑结婚》来源于山西左权县横岭上村的一个真实案例,该剧的排演,旨在配合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宣传婚姻自由的社会真实命题。再如《洪湖赤卫队》中韩英这一人物形象,其主要原型是洪湖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的刘绍南以及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干部、贺龙元帅的大姐贺英。歌剧《江姐》则是根据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烈士的真实事迹改编,整部歌剧的故事情节均为女革命党人江竹筠真实事迹的写照。
因而,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民族歌剧的主流发展方向。近年来,一些带有显著现实主义风格的歌剧作品广受关注,如《沂蒙山》《红船》《半条红军被》《张富清》《天使日记》《国·家》《三把锁》《银杏树下》《红流澎湃》《拔哥》《晨钟》《五星红旗》等,都因为真实而鲜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广受关注和好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也正是人民群众对于现实生活深入了解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激励了歌剧创作者们对于作品现实主义特征的追求和探寻,由此推动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歌剧作品的涌现。
为了人民:
人民是歌剧艺术的服务核心
中国民族歌剧创作一直秉承“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始终坚持歌剧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将人民作为歌剧艺术的服务核心。具体表现为,歌剧创作始终将老百姓作为故事叙述的主角,通过书写老百姓的人间烟火气,表现亘古不变的人之常情。即时代在变,但人情不变。“变”与“常”在歌剧艺术创作中形成了复杂的张力,从每一部作品看,时代背景是相对稳定的,剧中老百姓的悲欢离合是在变化着的,但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朴素的道德感和价值感,以及镌刻在作品中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从未改变。这也是中国民族歌剧始终追求的现实主义温度,它始终追求在艺术创作中让老百姓唱主角,把人民的需求作为歌剧艺术创作不竭的动力与源泉。
以中国歌剧节为例,从2011年首届歌剧节到2023年第五届歌剧节,原创剧目中有三分之二是让老百姓唱主角。我们在歌剧艺术的百花园中,看到了“全国孝亲敬老之星”刘德芬(歌剧《有爱才有家》),看到了朴实纯粹、为民造福的退役军人张富清(歌剧《张富清》),也看到了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沂蒙红嫂海棠(歌剧《沂蒙山》)以及深圳创意园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一代创业者群像(歌剧《先行者》)……
为了人民,是将人民作为歌剧艺术创作的服务核心和最高标准,目前,人民对歌剧艺术的要求不仅是“量”的丰富,更是“质”的提升,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彰显了中国民族歌剧的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本质。
属于人民:
人民是歌剧艺术的评判标准
中国歌剧自诞生至今,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歌剧作品,然而真正能留得住、传下来,成为经典的歌剧作品并不是很多,其背后的原因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品本身是否具有成为经典的历时性特质?即作品是否能经受得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层次的观众对其进行鉴赏和评判。因此,中国歌剧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既是观众对作品接受的过程,也是观众对作品进行评判和扬弃的过程。所以,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或成为什么样的经典,是由本身的经典性所决定的,并受社会环境、文化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最终要接受人民的鉴赏和评判,以人民喜不喜欢、满不满意作为主要标准。
其次,歌剧艺术的经典化,是否建立在人民群众对原有经典的接受基础之上?众所周知,中外很多经典歌剧作品都改编自经典文学或电影作品,譬如歌剧《茶花女》改编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同名作品,《小二黑结婚》改编自赵树理先生的同名作,《江姐》则改编自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近年来创作的民族歌剧《檀香刑》亦是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这些歌剧作品经典化的过程,实际上建立在观众对原有经典作品的接受基础之上,从而具有了经典重构的意义。
再次,歌剧艺术是否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歌剧是全人类共有的艺术样式,但世界各国的歌剧各具特色,中国歌剧《白毛女》之所以能够赢得世界人民的欢迎,并奠定了中国歌剧里程碑式的地位,是因为其美学风格符合了中华民族的审美需求,即不仅追求“写实”,而且更加重视“写意”的美学追求。所以从歌剧经典到电影经典,到戏曲经典,就是其艺术价值被不断认可、保值乃至增值的过程。
总之,人民群众对歌剧作品经典化的价值在于,不仅阐释作品的意义,与创作者和表演者心灵相通,形成共鸣,而且通过评论阐释,直接参与到作品的价值实现过程中来,为歌剧艺术作品的经典建构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