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演出的原创历史话剧《甲午祭》编剧卫中、导演吴晓江。该剧主要向观众讲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后果，把在这段耻辱的历史中，腐败的清王朝是如何在慈禧太后以及一群腐败官员的统治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国家既蒙受耻辱，又失地赔款的经过在舞台上展现出来。“弱国无外交”，尽管有号称“裱糊匠”的李鸿章运用外交手腕的努力以及众多爱国将士流血牺牲，清王朝的丧钟还是从此敲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从此开始了。剧本基本是忠实于历史事实，把这一时期的国内外主要事件都搬上了舞台的。如果从演出效果看，让今天的年轻人熟悉、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近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回顾多灾多难的祖国所走过的历程，从而珍惜今天国家的强大，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这出戏的目的是成功。也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国家艺术基金之所以把《甲午祭》列为2016年度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显然是有道理的。“勿忘历史，珍惜今朝”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

但是，历史剧毕竟不是历史，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历史文献。既然是“剧”，那就成为了艺术品，是需要进行大量艺术虚构的作品。我们不能偏离真实的历史，特别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上不能进行没有根据的虚构、假造，但是在历史细节上，在人物个性上应该有大的艺术创作，使历史真实变为艺术真实。要按照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根据艺术规律的需要，取舍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为塑造符合艺术欣赏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可能出现的人物个性服务，也就是要做到“本质不虚，细节不拘”，才能做到既忠实于历史，又是一部艺术作品。也就是说，任何历史人物都可以成为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素材和典型形象的原型、模特。我们在《甲午祭》中把大部分笔墨放在代表那个时代最主要的人物李鸿章和慈禧太后身上，也就是完全允许的。

但是，这样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为塑造的这个人物定调”。我们是以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对错”、“好坏”来定调，还是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原则而创作？“对与错”、“好与坏”随着作者的认识立场的不同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过去我们经常强调“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许多人物不是放在艺术的范畴去鉴别他的性格特征，而是根据某个时代的政治需要来确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就使我们的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怪圈，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在一定时期是“坏人”，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他又成了“好人”，这其实是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幼稚与悲哀的表现。艺术应该是永恒的，政治立场却是善变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会随着政治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艺术本质的。如何做到这点？不是离开历史，恰恰是需要了解和认识历史，作者起码要把真实的历史不受任何历史以外的因素影响而进行独立思考和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理解并进行个人的创作。只要作者是进行了真正的艺术创作，无论生活中是“好人”或者是“坏人”，只有变为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才是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因为我们艺术家的任务不是书写历史，而是创作艺术，我们不要把历史学家的饭碗抢到自己手里，使人家没有饭吃。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甲午祭》，原创历史话剧《甲午祭》中的李鸿章决不能是历史上的李鸿章，如果把这两个李鸿章混为一谈，就失掉了在话剧舞台上演出李鸿章的意义，因为这个李鸿章只是历史书里的人物的立体化，而不是艺术的典型化。而且我们还有个往往被忽视的问题，艺术作品里的人物离真实史料越近，其艺术品位就越低，越容易脸谱化和概念化，因为这个时候作者受到的艺术以外的影响很深，其主观片面性就强。这也是为什么《甲午祭》中的李鸿章在前半部剧中引不起大家的认同，到最后他呼唤国人觉醒的台词却引起观众掌声的缘故，前半部的艺术构思少，图解历史的多，所以就不能打动观众。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李鸿章是不会发出这样的呼喊的，但是在艺术作品中的李鸿章就会也应该会发出这样的呼吁。前面的李鸿章恰恰是因为靠的历史太近，作者在剧中不能将其做到“艺术真实”，所以才不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如果真要按照历史的真实来写李鸿章，那就要把许多历史事件都反映出来。比如为啥中国要派兵到朝鲜？那是因为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叛乱”，朝鲜王室请求中国派兵镇压，日本人背信弃义“不干涉朝鲜”的许诺，借机也出兵朝鲜。李鸿章本来准备外交解决，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等他同意袁世凯派更多军队去朝鲜时，日本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至发生“高升号”被击沉事件。于是，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然后就发生了“甲午海战”，结果拥有比日本更多坚船利炮的大清北洋海军惨败。尽管中国海军在当时排名世界第八，日本排名第十一，但是海战时，中国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参战，南洋舰队以及另外两支舰队竟然宣布保持“中立”，面对日本举国参战的咄咄逼人的势头，李鸿章不败才怪呢。可是，一台戏剧能把这些内容都搬上舞台吗？显然不能。但是，没有这些发生的历史事件，单纯说“甲午海战”的发生经过，很难只用“慈禧动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和由“卖国贼”李鸿章承担失败责任来解释。李鸿章在舞台上到底是以好人面貌出现还是坏人面貌出现？一出舞台剧显然是不能解决，也无须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运用艺术手段，重新演绎这段历史，塑造一个艺术作品中的李鸿章，而不是历史上的李鸿章。是非对错让观赏艺术品的观众去决定。任何艺术作品都是作者自己的思想认识的展露，从来就没有纯粹客观的艺术作品出现。即使是书写历史的人，也是对历史事件经过个人取舍之后的结果。哪些历史事件记录，哪些不去记录甚至改写，都是史学家个人思想的结论。历史都不能保证全部是纯客观的，而让只能通过作者想象构思进行艺术创作活动的艺术家“客观”更是不可能的。前几天观看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崛起》，有几集是白起杀赵国俘虏的故事，千百年来，白起因为“坑杀战俘”成为世代人们诅咒的对象，可是在这部电视剧中，作者把白起杀俘的事件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白起不仅不是恶人，反而成为忍辱负重的英雄。这个白起就是艺术作品中的人物，而不是真实历史上的人物（除非历史学家改写历史）。但是，这个白起更有观赏性，更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反倒觉得艺术作品中的白起杀俘事件更符合真实的历史。《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和事件就更无须举例了，谁会用《三国志》里面的人物否定《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呢？

作为舞台剧的创作，要尊重历史，但是绝不能拘泥历史。无论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都有两面性。评价一个人是很难用“好与坏”、“黑与白”来下决断的。连人民公敌蒋介石我们都要肯定他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反对“台独分裂”的积极因素，更何况其他历史人物了。同样李鸿章也有他的两面性，他也曾贪腐，也曾对慈禧太后唯命是从，但他的确是一位呕心沥血为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修补窟窿的“裱糊匠”，单从这点看，他是有爱国激情的。所以，我们在前半部分就要有意识的突出李鸿章身上这部分积极的因素，这样在剧目后面当他呼唤国人清醒时，才能获得观众更多的认可。同时，还要给他虚构一些按照我们塑造的艺术典型化的李鸿章身上可能发生的故事情节。如果一昧的把舞台上的李鸿章往历史上的李鸿章靠拢，要么得不到观众的认可，要么有人会对号入座，甚至会怀疑你是为李鸿章翻案、鸣冤叫屈。而艺术典型李鸿章就不一样了，因为是用艺术的手法为他的正、反面形象做了大量的铺垫与描述，就使观众在观看演出中认可了这个艺术典型李鸿章，这样，我们的话剧《甲午祭》才能成为真正的舞台艺术剧，而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报道剧。

当然，在舞台剧的演出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比如剧中所有人的对白几乎都是慷慨激昂的喊叫，其实除了丁汝昌和众多将士在刘公岛战死那段戏之外，大部分场面还是应该运用艺术真实的手段，还原人物的性格特征，不要过度的大喊大叫，更没有必要在台词中讲述大段的说教道理，在舞台上应该是更生活化一些为好。

历史就是历史，艺术就是艺术。我们的艺术离不开政治，但是政治宣传品绝不能称其为“艺术品”。政治可以在一个晚上改变自己的是非观点，艺术品却不能。远的不说，解放以来我们宣传了几十年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政治制度，党的“三中全会”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改变和否定，文艺作品可以吗？数不清的鼓吹“走集体化道路”的舞台艺术作品今天还有市场吗？相反，当年不是靠着政治观念很近的作品，却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精品。老舍先生的不朽名著《茶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没有反映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反抗，是受批判的，如今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典范和代表。而当年轰动一时的话剧《艳阳天》如今还有演出的可能吗？习总书记号召我们创作和产生“艺术的高峰”，绝不是让我们创作一些仅仅能够适应一时的政治宣传需要的作品，而是希望我们创作出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高水平的艺术作品，这才是我们艺术家的本职工作和神圣义务。

把历史还给历史学家，让艺术永存！

因为是第一次观看，也没有剧本对照，以上意见不一定准确，只是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