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3日河南《大河报》以《话剧百年：欣喜还是悲凉？》为题发表了记者对我关于“话剧百年”的采访记要。

其中有这样一段：“谁为话剧痴？出路在何方？为什么话剧不那么吸引人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说：话剧目前不景气，有客观的外在因素，也有自身的因素。现在有关话剧的争论很多，获奖剧目那么多为什么还说没有好剧目？话剧市场为什么不好？话剧应该大制作还是小成本制作？话剧是广场艺术还是斗室艺术？话剧是大众艺术还是小众艺术？这些争论把国内最重量级的理论家都牵涉进来了。”

我认为话剧人对话剧痴迷的程度已经不够了。前一辈话剧艺术家用一生的追求去了解、完成、建立自己的话剧艺术体系，现在的话剧人有着太多的功利，也面临着太多的诱惑。我们是个伟大的浪漫的民族，为什么话剧舞台上那么现实、那么物质？为什么话剧舞台上只有搞笑没有幽默？为什么作家、导演、演员那么缺乏想像力？为什么那么不生动、那么没有自己的感触能力？都是因为话剧人本身已经没有感觉了，对话剧艺术已经麻木了。我为目前话剧人创作的精神状态深深地忧虑。前辈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能丢得那么快。

话剧要创新不能太功利，眼下大制作话剧、小剧场话剧、明星话剧、多媒体话剧纷纷出炉，与传统意义上的话剧相比，这些具有探索意识的话剧更多反映的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而拓展了话剧的发展空间，吸引了一部分白领和追求时尚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但同时，传统话剧被多元文化、多种手段打造的话剧所肢解、侵占，使得话剧本体的东西渐渐迷失。话剧是否只能娱乐、搞笑？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那样会把中国话剧断送了。

说话间，十年过去了。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

关于话剧创作的现状，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很多的理由，诸如多元文化的影响和大众传媒方式对受众群体的侵略性介入，诸如剧作家生存环境的重度污染，诸如思想观念和题材上的束缚，等等……

我个人认为，除上述问题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剧作家本身毅志与信心、素质与修养的问题，二是戏剧理论和戏剧评论的缺失问题。

近些年话剧理论研究，特别是有关当代题材话剧创作（理论）的文章很少，大多数文章属于一般性的评论，有见解的理论文章更是凤毛麟角。

现代题材的话剧创作在近十年有很大的突破和变化。

首先是剧作家队伍情况的变化，由于年龄等原因，一些老剧作家纷纷解甲归田了，一些中青年剧作家进入到他个人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其作品的光芒只能是淡淡的晚霞或落日前的余辉；一批年轻人成为当下剧团演出剧目创作的主力，其作品虽有锐气但还缺乏功力；近十年，几项全国大奖成为戏剧人瞩目的“王冠”，各级领导的“重视”严重地影响着创作者在题材选择、主题立意、人物形象等方面决定戏剧品格的思考与追求；还有，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小剧场戏剧以搞笑、鲜活、生动、轻松、时尚等特征迅速赢得广大青年观众的青睐，相当一部分作品甚至从戏剧观念到表演样式都是对传统戏剧的颠覆。

上述这些原因足以让中国当代话剧在创作上进入一个探索、迷失和坚守的阶段，在演出形态上进入一个由个人和民营剧社张扬个性和与政府主管部门主导创作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和演出路径。

剧作家们在短暂地观望之后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开始了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自己心中的彼岸前行。无论是乘坐或驾驶万吨巨轮还是摇曳一叶扁舟都勇敢地驶入了汪洋大海，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领略了潮涨潮落，日落日出。

尽管剧作家们如此奋不顾身陷于汪洋，但这十年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如同海鸥的叫声一般始终徘迴在他们的头顶：没有好剧本！

好剧本在哪里？什么样的剧本是好剧本？得奖的是好剧本吗？票房好的是好剧本吗？在众说纷云之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锁定在那些从事戏剧理论（评论）的专家学者身上。人们希望能通过那些站在高处的、客观的理论家们帮助他们尽快确立思考方向和审美层次。然而，无论是剧作家还是观众，都在久而久之的竖耳聆听之后，失望地收回自己的企盼。这时，我们才发现在我们身边早已缺少了一双深邃的眼睛，一柄锋利的宝剑。

我们不必去说历史上的狄德罗如何评论古希腊戏剧，左拉如何评论雨果，萧伯纳如何评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如何评论契诃夫，我们也不必去说李渔、王国维先生如何评论汤显祖和关汉卿，张庚、郭汉城、刘厚生等如何评论中国戏曲的传统戏与新编，我们只需回顾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批戏剧理论家对戏剧观（写实与写意）的争议和商榷，那些对戏剧作品的分析和思辨的阐述，特别是那些用词犀利的文章，便使我们深刻感受到那些真知灼见让你如芒在背时的痛痒。他们内心里对新时期戏剧作品的热情拥抱和真诚地批评，那些观点及文字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只要我们翻开有关戏剧的书籍与刊物，那些让人尊敬的名字及他们的文字便随处可见：徐晓钟先生关于戏剧的史诗与诗化的论述，谭霈生先生不遗余力地批判庸俗社会学，叶廷芳先生关于对布莱希特戏剧主张的准确把握及误解的分析，童道明先生在讲述俄罗斯戏剧大师的经典作品和人生片断之后，话锋直指所评作品的戏剧文学品格，林克欢先生以独特的语气（文字）阐述戏剧思想“空间”的“倾斜”，杜清源先生则用快速的语言节奏强调新时期的市场经济对人的故乡、亲情、家族意识的戏剧性改变，余林先生总是用最温和的语言说出剧本最大、最严重的问题，王育生先生则以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收回的气慨坚持说真话，董健先生的直言一针见血，解玺璋先生的暗喻引经据典……

为了说明戏剧理论家与创作者的关系，我还想讲述几件那个年代我自己亲身经历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一是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唐斯复女士对北京人艺演出的某个剧目不满意，连续在报上写文章批评，直到有一天，于是之见到唐女士之后抱出双拳对她说：唐大小姐，手下留情！于是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场。

二是我和李冬青同志写的话剧《她们没有墓志铭》已列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计划，在一次剧本研讨会之前，林克欢先生小声告诉我：我对剧本的意见已经和你们谈过，今天会上我就不发言了，说了对你们不利。当时我想起陈云同志说过的话：宁可不说话，也不说假话。

三是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召开剧本研讨会，与会专家有李欣、颜振奋、林克欢、杜清原、王育生等，他们并没有因该作品的顾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而“嘴下留情”，并指出该作品“创作思想上出现的滑坡和倒退”、“生活给你们的是金子，而你们给我们的是砖头和瓦块”。他们尖锐的意见竟让这位前辈会后大病一场。

四是在一次剧协组织的我的戏剧作品研讨会上，童道明先生说：我知道一些部队剧作家的生存状态，他们很不容易，既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又要在作品中顽强地表现自我，他们已经是“戴着镣铐跳舞了”，为了保护他们的创作，为了不伤害他们的感情，我几乎不忍心再指出他们作品中的任何问题。但是我又想到一些可以让他们进步，可以让他们的作品更好的建议，想来想去，还是说说吧。

这就是那个令人怀念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度和良心的纯度仍是人性和人际关系的主体。他们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戏剧增添了鲜活的生命力，其思想的光芒和理论的价值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戏剧理论界几乎听不到这种来自历史、来自生活的深刻分析，自然也难见这些学术导师的身影。是的，我一直将他们看做是导师，而在当时，他们还是战士！他们是敢于向传统观念，向市俗和平庸亮剑的战士！他们的英勇气慨令人敬佩，他们手中的利剑犹如一道亮光在暗影中划过，随既便是刀光血影、光芒四射！

今天，举目四望，战士何在？

难道真是“壮士一去不复返”？难道今天的剧坛除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之外就真地没有一个铿锵作响、血光四濺的战场？如果有，能有人从这里站起来，走出去吗，那他必定是一位带着血迹前行的勇士！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西方戏剧两千多年的传统是关于歌颂崇高、赞美生命、讲述（悲剧）英雄的传奇！唯有戏剧能够吟颂英雄的史诗，唯有戏剧能够链接历史的穿越，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手中拿的不仅仅是一只写字的笔，我们的身边还应该有一柄闪着寒光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