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至9日，原创话剧《特赦》在国家话剧院剧场进行首轮演出。该剧根据民国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1935年11月13日，天津发生的举世震惊的枪击案：一名叫施剑翘的女子将杀父仇人、直系军阀孙传芳射杀于居士林佛堂，随后散发传单宣布自首。围绕此案，辩控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审理过程反转不断，社会舆论与大众同情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让这场围绕情与法之争的杀人案最终以国家特赦的方式结案。

话剧《特赦》舞台分为上下两层，双层舞台交叉呈现寺刹、监狱、灵堂、法庭、庙堂、戏台，抒情与叙事互现。是情理还是法理？是复仇还是宽恕？是爱恨还是情仇？侠女施剑翘替父报仇，佛堂刺杀孙传芳，是该杀人偿命，还是孝义可嘉、情有可原、情可悯恕？

戏剧文本以施剑翘刺杀开场、佛堂自我审判收尾，开得恰当、收得有力。情节层层推进，从施从滨未经审判被杀，到施剑翘法外实施报仇被审判，再到施剑翘最终的自我审判，戏剧矛盾紧紧围绕情与法的激烈冲突展开，剧本线索清晰、立意明确。

戏剧场景在激烈的法庭辩论、丰富的戏中戏和施剑翘的亲情、爱情中不断切换，当“茶馆”一场的广播中传来“特赦令”时，剧情达到高潮的瞬间，全剧“解扣”。律师们展开了关乎职业道德和人生信仰的讨论，此后孙家少爷的转变终结了冤冤相报的宿命，升华了剧情。至此，剧作的意义不是仅仅展现庭辩过程，舆情与法律的对抗中“法”成为全剧的核心，从而引发关乎人性和尊严的拷问，穿透情与法、义与理的争辩，直击对人性的审判、对世俗伦理的救赎，激发观众内心的思辨。

编剧徐瑛在故事叙述、人物处理、冲突设置上给戏剧行动的开展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二度创作能够触碰更高的美学和哲学高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本剧导演李伯男从昔日都市情感题材的浪漫温柔，到前几年清新壮阔的民国气质，到如今移师国家话剧院创作的原创话剧《特赦》，其艺术风格日趋成熟，在组织演出过程中，他也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包含着戏剧工匠精神在内的“稳”。

结合着舞美设计刘科栋的智慧，导演构思成熟、稳定地体现了剧作的主题思想，用现实主义手法结合写意美学原则构建了舞台呈现，双层舞台丰富的调度诠释了不同角度的戏剧行动。上层空旷无物，展现情绪、写意抒情；下层五间三小进、绵密廊柱托起，对应现实、推进叙事。四大律师的两场庭辩戏，一场法官在下、被告在上，一场法官移上、被告在下；法庭审判时，三排灯起，宣告特赦时，三排灯落；丈夫施靖公狱中探望施剑翘时，二人各守舞台一角，像一根线的两头无力相交；孙家震欲枪杀施剑翘，下层舞台用戏中戏表演人物内心独白；最后庙堂一场，青天白雪为衬，施剑翘在乱置无序的座椅中凝视法律、灵肉皈依。随着人物行动的展开，牵引着戏剧情节的变化，带动了演员表演的集中暴发。可以说，二度创作完美地诠释了编剧的意图和剧本的最高主旨思想。

剧中的音乐、音响有力地配合了导演对剧目节奏和风格的把控。二、三场之间，从监狱到灵堂转场时的琵琶和二胡、结婚一场的唢呐、贯穿大部分场次的鼓、施剑翘夫妻分离时的箫和大提琴、茶馆一场的大鼓书、首尾呼应的金刚经念诵……有时为转场做过渡衔接，有时作为背景点缀烘托气氛，有时为推进剧情渲染场面，传统与现代共融的音符化作悲凉婉转的意境在舞台上流转，成功为演员的表演保驾护航。

多媒体设计将整体写意、虚实结合的舞台呈现进行了拓展和延伸，交待剧目发展背景和戏剧规定情境的同时，不浮夸、不喧宾夺主。灯光的丰富变化、明暗选择、颜色切换，服装设计的独具匠心都成为演出的加分项。

话剧《特赦》利用灵活多变的表现形式，在舞美、音乐、灯光、服装的帮助下，由编剧起笔、由演员的表演落笔，立体完整地塑造、刻画了施剑翘的坚硬刚强、余棨昌和孙观坼的为法而辩、张绍曾的略带圆滑……让他们从纸笔之间跃然舞台之上。

跟随着剧目创排一路走来，话剧《特赦》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编剧、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而是他们共同组成的和谐画面。以演员表演为舞台中心、以导演统筹为演出中心的剧目创作，在国家话剧院的强力支撑下，形成了共同着力、强强联手的创作格局，各个环节相互关照、相得益彰，不冒险、不激进。所谓“众人划桨行大船”，便是集所有人之智慧，稳扎稳打、形成合力和统一的风格。

事实证明，原创话剧《特赦》做到了，并以其突出的思辨价值和舞台艺术呈现成为了众多观众心目中的年度最佳之一，也为原创戏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好的范本。

作为一个女人，施剑翘怀恨十年、孤立无援、立志复仇的意志，是值得赞扬还是值得反思？剧中孙观坼所希望出现的“法官一身正气八风不动，律师引经据典立足法理”对今天是否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施靖公关于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劝解，是否激荡了观众心中的涟漪？相信，这些建立在剧目之上的思考将会引领话剧《特赦》走向更高的艺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