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话剧《立秋》的大幕徐徐落下，飘飘的秋叶洒落在舞台的各个角落，人们为表演者精彩的演艺鼓掌，表演者也向观众致意谢幕时，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话剧《立秋》带给我们的艺术震撼力是毋庸置疑的，她把曾经辉煌了数百年，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在近代历史中又尚未系统肯定的晋商，浓缩在一个舞台之中，同时又把晋商的历史截取到立秋的一天之中，在一天之中又横切到一个票号里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而又意味深长。这里面有对晋商处在国运衰微，时局动荡的生死考验，也有循规蹈矩，顺应潮流的路线分歧，但是我更加感觉到的是数千年封建思想对先进经济文化的摧残和压制。编剧在这里借助一个票号的生死存亡，为中国刚刚产生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呼号，又为它的衰亡而悲鸣。

在思想意义上，《立秋》的确做到了符合时代的要求，观赏性当然也无可挑剔。该剧曾经荣获国家和省级各项大奖，上千场的演出也为山西省话剧院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好评如潮的剧目，却很少有人公开给《立秋》提出今后应该提高的地方。特别是和经典剧目《雷雨》相比较，应该为《立秋》提出一个能够进一步提高的台阶，哪怕是不成熟的路子。

由姚宝瑄、卫中编剧，陈颙、査明哲导演的话剧《立秋》是山西省话剧院2002年创作演出的，到2017年已经有15个年头了。而在此之前，作者构思《立秋》的过程有10年时间，期间曾多次到山西常家、乔家、曹家、渠家、王家等大院深宅采风，翻阅大量历史书，追寻晋商生活轨迹，最终将其融入剧中，才使得《立秋》显得如此气势恢宏。编剧姚宝瑄说，“任何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情是基座，也是纹饰，是主线，也是推力。”为将严肃的思考与动人的情节糅合在一起，《立秋》采用严格的“三一律”，以同一时间(立秋当天)，同一地点(晋商大院)和同一事件的发生(票号危机以及因此引起的许、马两人道路冲突和瑶琴婚事的冲突)为主线，是古典式戏剧创作规律在新形势下的现实应用。由此我们不由得想到了中国戏剧的编剧大师曹禺先生创作的同样是“三一律”的经典名剧《雷雨》。《雷雨》的 故事同样是发生在一个地点：周公馆，同一个时间：鲁妈来到周公馆的一天一夜，同一个事件：周朴园的家事和其子女、妻子之间的恩怨情仇。可以说，《立秋》是在《雷雨》的艺术熏陶下构思、创作出来的。将《雷雨》和《立秋》在艺术上进行一番比较，会引起我们诸多的思考。

从剧情和人物塑造上讲，《立秋》剧中主人公晋商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是个强悍的人物，经过数十年的奋斗，他把丰德票号打造的风风火火，成为中国北方一支令谁都不可小觑的工商财团，其实力之雄厚、组织之严密、员工素质之优秀，可以说是在当时之中国绝无仅有。他和他的员工们信奉的家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可以说是达到了做人的最高标准。马洪翰的副手许凌翔无疑也是个非常精明的人物，他无论在道德修养和做人规范上，绝不次于马洪翰。他们两个是多年合作的伙伴、异常亲密的兄弟，在坚持走老路办票号还是走新路办银行的经营理念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甚至到了要分道扬镳的地步。许多观众试图从他们两人之间找到谁正确、谁错误的结论，这其实是观众的一厢情愿。他们两人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是相向而行的不同路径。如果中国的社会仍然遵循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规律发展，也许依靠马洪翰的经营理念，丰德号仍旧可以屹立在中国的北方，成为不可撼动的经济巨人；如果没有当时政权的腐败、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许凌翔兴办银行的梦想也很可能和我们的东邻日本的民族经济一样雄霸东亚。可惜，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历史的真实发展是晋商逐步的衰落，逐步的消亡。无论是马洪翰的坚持还是许凌翔的梦想，其后果都免不了晋商的悲剧。“立秋”过后只能是严冬，是中国民族经济的进一步遭到摧残，遭到厄运。为什么如此敬业、如此高尚的人会遭到如此的不幸？他们的错误究竟出在哪里呢？

《雷雨》的时代背景显然比《立秋》所处的时代更晚一些，但是同样是在中国社会新旧思想更替、社会生活动荡之中，只是《雷雨》的时代受到外来的、自由的空气更加浓厚，带给人们的动荡更加激烈。如果说“立秋”之后是严冬的话，“雷雨”之后应该是更加明朗的晴天。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史看，《立秋》的时代过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更加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生存更加艰难。但是“雷雨”的隆隆响声和划破夜空的闪电却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如果没有“雷雨”的春雷，恐怕中国仍旧处在黑暗的时代。所以，做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许凌翔、马洪翰们的日子会遇到更多的风险，甚至是灭顶之灾。这是《雷雨》和《立秋》在时代意义上带给我们的启迪。

当我们走进晋商的深宅大院，看到错落有致的庭院楼阁，蜿蜒曲折的楼梯台阶的时候，我们为晋商大户人家的富裕惊叹，为晋商生活的严谨折服。但是这其中不是更有一股阴森恐怖的压力摆在我们面前吗？在这股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封建精神压力下，任何新的思想、改革的愿望都是痴心妄想。逃出绣楼的瑶琴和躲进戏班的江涛，在那个时代会获得新生、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的出走只能是一时的逃避和躲藏，其结果或是和这个社会同流合污，或是被这个社会吞噬掉，别无选择。当剧中的天津票号经理张克明抬着已经残缺的“丰德”招牌来见马洪翰的时候，我们不仅看到的是对事业忠心耿耿的晋商从业人的赤诚，也看到了动乱社会对他们“勤奋、敬业”的嘲弄。晋商的精明、晋商的才智在面对如狼似虎的叛兵土匪、地痞无赖时，“勤奋、敬业”又有什么用呢？岂不是只能象一只待宰的羔羊，束手被擒吗！被我们大加赞赏的“诚信”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应操守的道德标准，但是在充满尔虞我诈的社会之中，诚信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许凌翔极力主张建立国家银行，这个主张本身是正确的，因为建立国家银行的目的就是要和已经虎视眈眈觊觎中国肥田沃土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对抗。但是，我们有了自己的银行之后能对抗外国列强的入侵吗？我们的“诚信”面对这伙唯利是图、嗜血成性的强盗有何制约作用？戏的结尾，催人泪下的场面是老太太将自己一辈子积攒下的财富拿出来补救票号面临的困境，借以维系晋商数百年信守的经商道德，令人唏嘘，令人感慨！可是，如果晋商再次遇到兵变，再次遇到挤兑，再次遇到哄抢……老太太已经归天了，晋商是否也要归天呢？其实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残酷的答案。大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开始走向末路的开始。

同《立秋》中对晋商大院的庄严、宏伟的建筑表现不同，在《雷雨》未被删减的全本中，是这样表述周公馆的摆设的：“屋中是两扇棕色的门，通外面；门身很笨重，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门前垂着满是斑点、褪色的厚帷幔，深紫色的；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右边－－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有一扇门，通着现在的病房。门面的漆已经蚀了去，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配起那高而宽没有黄花纹的灰门框，和门上凹凸不平，古式的西洋木饰，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人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墙的颜色是深褐，年久失修，暗得褪了色。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象。陈设，空空地，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火焰熊熊地，照着炉前的一长旧圆椅，映出一片红光，这样，一丝丝的温暖，使这古老的房屋里还有一些生气。”曹禺大师在这里是向观众提示，周公馆表面的“轰轰烈烈，内里却是衰败”的开始。这两部话剧在写实布景的处理上有异曲同工的特点，都很注重布景的细节。不过，《立秋》里的人物所处的环境更规矩、更传统，而《雷雨》却更加外露、更加没落。可是，“没落”后会有新生，“规矩”将成为负担，将会更快的走向末路。在这两部话剧里面的人物和戏剧矛盾也引起我们的思考。 《立秋》中的人物矛盾主要集中在马洪翰和许凌翔身上；《雷雨》中的主要矛盾则集中在周朴园和繁漪以及他们的子女身上。如果说《立秋》里面的人物之间的矛盾还是停留在方向路线上的话，《雷雨》中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就已经是生死攸关的了。从戏剧效果来说，《雷雨》是震撼人心的，而《立秋》是在修补这个即将垮掉的社会，按照李鸿章的说法，是在起“裱糊匠”的作用，当然分量就比较轻薄了，因为我们没有从这里看到社会发展的更加深远的意义和面临的险境。你不会感觉到马洪翰和许凌翔的所处的封建社会末路已经到来，而是感觉到这些人物还对这样的社会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封建时代的“勤奋、敬业、谨慎、诚信”来挽救这个早已破损的时代。而《雷雨》则是通过一场疾风暴雨的洗涤，冲刷这个早已应该走向灭亡的时代。这也是这两出话剧的差异所在。

的确，是中国社会外在的原因使昔日辉煌的晋商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可是反思晋商自己在发展之中有没有内在的原因呢？对于这一点，《立秋》在剧中是给了我们强烈的暗示的。编剧姚宝瑄先生在最初构思该剧时，曾经设想了一个情节：丰德票号的掌柜们回来时，无论多么大的职位，多么不起眼的小伙计，路过一个看不见的祖宗牌位时，都要毕恭毕敬的行礼。后来因为剧情场面的需要，改成了立秋祭祖的情节。这样的改动无疑加强了戏剧的可看性和可操作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剧情的悲剧性和震撼力，使我们忽略了晋商自身在社会变动之中所固有的局限性。晋商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的带有浓烈的封建味道，带有强烈“人治”信条。“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以祖宗为模楷，以洁身自好为信仰的封建道德观念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其落后的一面。当大家都是谦谦君子的时候，这种道德观念无疑是最理想、最适宜的。但是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从来没有出现过“谦谦君子”的理想社会，靠人治、靠人们自觉担当“君子”的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无论多么优秀的祖训，多么高尚的道德信条也无法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晋商依靠自己对祖宗的崇拜，靠对做人道德规范的制约，曾经称雄欧亚数百年，应该说确属不易，也令人瞩目。但是毕竟已经“立秋”，他们是秋天的辉煌，以后的日子只能是严酷的冬日。靠封建的道德观念，哪怕是高尚的封建道德观念，靠我们今天都应该继承的优秀道德观念来发展社会，构筑我们的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基督文化中的人类原罪说自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是如何阻挡人类永不满足的私欲，却是摆在我们面前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任务。这是《立秋》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深远而又厚重的观念，也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命题。

而《雷雨》却不是这样，同《立秋》中人物矛盾是相向而行不同，追求新自由思想道德的繁漪和自认为高尚的周朴园之间根本没有共同的志向和理念。《雷雨》中的人物矛盾是对撞的，从周朴园逼迫繁漪喝药到四凤、周冲在雷雨中触电死去、周萍自杀，这些惊心动魄的情节既充满戏剧性，又有非常深刻的社会意义，她带给观众的是更为深远、更为沉重的感受，也使观众更加期望这个黑暗的时代应该也必然应该早早的结束。难怪《雷雨》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和典范。

用戏剧大师的经典剧作相比较，可能对《立秋》太苛刻了一些，但是我们的优秀作品不就是在学习前人的优秀剧作基础上提高的吗？希望我的这些认识和观点能够给剧作者和观众有一些思考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