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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中独树一帜 宁静中积蓄力量——新中国军旅话剧70年扫描

2019-07-01 发表|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谷海慧
《马蹄声碎》剧照

因为战争素材的独特性,因为军人群体的特殊性,新中国军旅话剧在题材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又因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天然担负了确立正面价值、弘扬主流意识的任务,军旅话剧总是成为时代主题与宏大叙事的承担者,并享受着时代的光荣。也因此,在70年来新中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鼓舞人心、激励斗志、净化灵魂等方面,军旅话剧始终一马当先。然而,随着英雄叙事范式的形成,艺术上的守成一度使军旅话剧陷入审美困境。尤其随着战争远去,和平年代军人职业特征弱化,军旅话剧的发展进入了相对宁静期。如何突出军旅话剧的“军旅”特色?既成为了一个艺术课题,也成为了一个时代课题。

半壁江山看军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军旅话剧的光荣时代。这一时期,因为文本构思的精巧和现场演出的鼓动性,加之全国艺术院团的繁荣发展,话剧这一文艺形式成为了文学艺术的潜在中心。而在这个潜在中心里,毫不夸张地说,军旅话剧占据了半壁江山。新中国成立后,和平生活为部队作家创作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和优越的物质保障。各个军区都成立了专业文工团和话剧团,也有了专业作家队伍。军旅话剧的创作不再急急忙忙,演出也不再需要利用战斗间隙临时组织。从组织到实施,军旅话剧精品的产生都成为可能。在此前提下,剧作家们没有辜负时代。除了书写战争记忆,他们深入部队生活,及时表现军队的发展变化。在战争记忆中,成功的作品有胡可的《战斗里成长》 、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陈其通的《万水千山》 、黄悌的《钢铁运输兵》 、宋之的的《保卫和平》等。这些作品的成功得力于剧作家们对刚刚过去的战争生活的熟悉,也借助于接受者的热情。因为这一时期的观众,有大量的革命战争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而革命战争的历史,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还留有大量叙事的空白。将革命历史转化为艺术经典,是创作者和接受者共同的愿望。除了革命历史的经典化叙事,所云平的《军人的性格》和沈西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反映现实军营生活的作品拓展了军旅话剧取材范围。

整体看,重述革命历史还是反映现实军营生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旅话剧都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美学方法,但剧作家们又不吝于倾注浪漫主义激情。因此形成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风格。一方面,在剧情设计、表现方法上,胡可、傅铎、陈其通、沈西蒙等人纯熟地运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另一方面,在英雄气质、情感基调上,他们的作品又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特征源于剧作家个人的思想立场和情感态度,也源于时代激情的共振效应。出于对昔日革命战争的敬意和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他们愿意成为一段大历史、大时代的代言人和证明人,而在大历史、大时代中,重要的是集体事件的再现和集体情感的表达。与这一时期其他文艺作品相似,宏大叙事是军旅话剧的主动选择。而在宏大叙事模式中,个人是被隐匿的,所有个人都加入了集体的合唱。当我们回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军旅话剧时,不难发现:在集体浪漫情怀投射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被涂上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因为军旅话剧内在的爱国情怀、铁血精神代表了集体理想,它才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代精神的写照,才从创作数量到现实影响上,支撑起了半壁江山的光荣与辉煌。

《“厄尔尼诺”报告》剧照

逆向起伏二十年

依靠题材优势,“重述革命历史”剧作收获颇丰。 《曙光》 《东进!东进》 《西安事变》 《陈毅出山》 《故都春晓》 《彭大将军》 《少帅传奇》 《朱德军长》等作品,构成了极具军旅特色的“领袖剧”系列。然而,在艺术变革呼声迭起的20世纪八十年代,在旷日持久的“戏剧观”大讨论中,在探索戏剧的实践成果对比下,仅仅依靠题材优势显然不能让军旅话剧走得更远。

虽然军旅话剧创作者没有直接参与到“戏剧观”大讨论中,但身处变革的时代,他们不能不受到整体社会思潮与艺术思潮的影响。因此,虽然整体看来,军旅话剧在艺术上非常保守,似乎生活在时代真空里,但从思想情感表达上,已不再局限于讴歌和颂扬,而是有了明显的忧患意识,显示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不同。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强台风从这里经过》 《天边有群男子汉》 《天神》 《天堂里来的士兵》 《大趋势》 《归去来》 《雪峰恋》等一批关注个体精神、观照现实矛盾的作品问世,剧作家开始了对个体命运和军队整体发展关系的思考。同时,军旅剧作家们也在写实原则上,借鉴了写意戏剧的观念,尝试了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方法。譬如孟冰的《她们没有墓志铭》借助女战士们的心理意识完成时空穿梭,同时通过油灯这一象征性道具表现女战士的生命、情感历程。 《中国·1949》更是采用了象征性舞台布景。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八十年代戏剧舞台,“形式就是内容” ,军旅话剧的形式创新虽然有限,却弥足珍贵。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在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强劲冲击下,话剧艺术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革命战争、社会运动日渐遥远,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大众的政治热情、忧患意识也逐渐淡薄;而电影、电视作为日常而又便捷的大众娱乐选择,进一步分流了话剧观众。“演大戏赔大钱,演小戏赔小钱,不演戏不赔钱” ,是众多话剧院团在市场压力下的尴尬。然而,军旅话剧却在这种整体萧条中获得了发展。 《天边有一簇圣火》 《海军世家》《海边有个男儿国》 《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 《虎踞钟山》 《冲出强气流》《炮震》 《 “厄尔尼诺”报告》 《绿荫里的红塑料桶》等作品,以稳扎稳打的姿态完成了艺术积累。虽然宣传教育是军旅话剧的天然使命,但这些剧作以春风化雨的方式,通过生活与心灵细节弘扬主流价值,在书写生活真实、表现丰富人性等角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差:在“冰河开封”的20世纪八十年代,探索戏剧风生水起,军旅话剧一派沉寂;而在困顿的20世纪九十年代,当代戏剧整体走向低迷,军旅话剧却异军突起。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其实都与军旅话剧依托体制生存的背景相关。20世纪八十年代的军旅话剧受限于稳定、保守的艺术体制,不可能激流勇进;而20世纪九十年代军旅话剧则借助体制保障,不为市场左右,在政治需要与艺术诉求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在逆向起伏的二十年里,军旅话剧稳步发展。

宁静之中有反响

新世纪以来,军旅话剧创作数量不菲,但较之于其他题材领域剧作,整体艺术水准有待提高。不过,还是有一批可圈可点的作品走进了观众视野,在军旅话剧的整体宁静中有所反响。它们是:绍武与会林合作的《爱的牺牲》 、王俭的《爱你不容易》 、黄定山根据裘山山小说改编的《我在天堂等你》 、姚远根据江奇涛小说改编的《马蹄声碎》 、姚远的《沦陷》 、孟冰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 《这是最后的斗争》 《生命档案》 、王宝社的《独生子当兵》 《独生女——让你任性》等。这些作品在情感的挖掘、价值的确认、风格的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示范。

首先,自20世纪末期以来,军旅话剧就开始了艺术视角的拓展。这种拓展既表现在展现军人情感世界时保持真实的努力,也表现在提出问题的胆识上。 《爱的牺牲》 《我在天堂等你》 《马蹄声碎》等作品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这些作品突破了人们对革命历史剧的惯常期待,让人们看到:原来,剧作关注的不是人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人。 《兵者,国之大事》和《从湘江到遵义》诚实而恳切地提出了问题,前者对现实中的“演习如演戏”提出质疑,后者面向历史中的牺牲者提出“革命理想都实现了吗? ”的追问。 《这是最后的斗争》 《爱你不容易》等剧作则格外关注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关注他们作为“人”的普遍意义的苦恼。在一向以肯定、歌颂为主调的同类作品中,这些作品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问题意识” 。

其次,配合人性化主题、日常视角和“问题意识” ,当代军旅话剧弘扬主旋律的艺术方法也丰富起来。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们的军旅话剧保持的是正襟危坐、语重心长的正剧传统。除了《霓虹灯下的哨兵》 ,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的喜剧性作品。近些年,姚远、王俭、王宝社、孟冰等剧作家,在处理严肃话题时,普遍采用了轻喜剧手法,以重话轻说的方式来讨论问题。当军旅话剧一改凝重面孔,不仅王宝社的《独生子当兵》 《独生女——让你任性》等纯喜剧作品广受好评,喜剧手法也受到军旅剧作家的普遍青睐,例如《我在天堂等你》《马蹄声碎》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 《这是最后的斗争》都有多处调侃、反讽。对军旅话剧而言,喜剧手法的使用不但意味着一种形式解放,尤为重要的是产生了寓庄于谐、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起到了亲近大众审美的作用。

再者,新世纪以来,军旅话剧创作者还格外注重话剧艺术的本体特征,从话剧本体性而非工具性价值出发,寻求以最有效的艺术形式去碰撞、打开接受者的心灵。诗化意象和仪式化场景,是近年军旅话剧较为常见的强化抒情效果的艺术手段。 《生命档案》 《我在天堂等你》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 《马蹄声碎》等作品都恰当运用了唯美的诗化意象和神圣的仪式化场景。因为善于使用抒情性舞台语汇,近年军旅话剧在传达主流正面价值时,便不再过多使用主人公独白或旁观者评论等宣讲模式,而是追求以情动人,情大于理。

文学艺术的发展史无数次说明,人类共同价值与共通情感具有永恒意义,关键是选择何种艺术方法实现这种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旅话剧70年的发展,就是不断探索实现人类正面价值的艺术过程。从继承解放区传统到吸纳探索戏剧成果再到不断创新,通过70年的艺术实践,在战争生活与和平军营生活两个题材领域,军旅话剧形成了情怀阔大、表现细腻的独特的美学风格。无论是光荣中独步天下,还是宁静中积蓄力量,对军旅话剧而言,重要的都是如何保持“军旅”特色,进而焕发艺术活力。(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