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太需要喜剧了

这些年，总有热心观众和关心喜剧的朋友问我：喜剧就是纯粹搞笑吗？我说不是。也有人问：喜剧难道不应该让人笑后想点什么吗？我说当然。还有人问：喜剧难道就是甩“包袱”、搞语言游戏吗？我说不是。更多的问题，是对目前文艺市场上恶搞的喜剧表示反感：喜剧难道是咯吱人笑吗？我说绝对不能咯吱人。

话剧是舶来品，正剧多，悲剧少，喜剧则更少。为什么？因为喜剧难写也难演。首先，你叫喜剧，就要面对一个硬指标——笑，若是正剧或悲剧，好与不好，剧场当下无法评判。但喜剧不行，演出过程中，就让人知道了这个戏是不是喜剧。抛开主题立意、抛开美学高低，你只要没让观众笑起来，这剧就意味着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场观众几乎都是这出戏的评委。

前些年，一位编剧圈内的朋友找到我，希望我帮他导一部喜剧，他电话里说，刚写了一部正剧，挺累的，想写一部喜剧放松放松。我听了吓一跳，“放松放松？天哪！”写喜剧恰恰是一件很煎熬人的活计啊！我很想问他：“您以前写没写过喜剧？若是没写过，千万别把它当成放松的活计去做，到时候会累着您的。”另外我还想说：“放松是观众的事儿，不是喜剧创作者的事儿。”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来。因为他当时咨询我导演费是多少，假如我把喜剧的艰难说多了，他会不会怀疑我要提高导演费啊？我知道他的“放松”到时候一定变得“沉重”，甚至根本就写不出来。我告诉对方“您给多少导演费都行，您定”。对方听了很欣慰很感动；但这话说了一年多，他没了动静。我从侧面了解到，他大半年里躁动不安，脾气很大，因为他写了一稿又一稿，自己都不满意，念剧本演员都说乐不起来，他一稿又一稿写，最后放弃了。我知道，他被喜剧累着了，以后不会再碰喜剧了。

这个“写喜剧放松放松”的故事，说明了一个现象：别把喜剧创作看轻了。就喜剧小品而言，我也听到过很多这样那样的说法。有些话剧院团说到喜剧小品，是一种想起来搞搞而已的营生；有些戏剧学院对电视文艺栏目、春晚的小品评头论足，看不上的同时，觉得喜剧小品是戏剧教学的一个练习，没有什么。

为什么不坐下来研究一下，喜剧小品早已脱离了戏剧教学的课堂练习？喜剧小品从诞生那天起，是穿着百家衣——曲艺的、哑剧的、喜剧的、戏曲的……艺术门类的特征呱呱落地的。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对喜剧小品的立意、结构、笑点，都有了特殊的审美需求，这已经是一门独立的新时代的艺术门类。会写话剧的未必会写小品，会组织戏剧课堂练习的更不会轻易打造出一个有头有尾、有立意、有笑点的小品。你看轻它，它就会欺负你。

让人不可理喻的是，这样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为什么不研究观众的需求？总之，喜剧市场的各种现象、对喜剧创作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喜剧表演上的良莠不齐，困扰着很多人。而各种对喜剧的疑问，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对目前的喜剧不满，在这些不满里，又饱含着对喜剧的喜爱，饱含了对喜剧的呼唤，饱含了一个谁也不会否认的文艺演出市场的现象：快节奏的今天，观众太需要喜剧了。

时代呼唤健康的喜剧

喜剧必须完成自己的硬指标——笑，才能称之为喜剧；但是能让观众笑起来，就一定是好的喜剧吗？还有一个更让人纠结的现象是：有的喜剧没有恶搞，有的是移植、改编自百老汇经典名剧，演出后喜剧“笑果”很好，笑声掌声不断，但是，在这些笑声和掌声中，也有不少观众反映，他（她）们一点都没笑，不光没笑，看得还十分压抑。这些让人纠结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留给戏剧评论界太多的研究课题。

你说不是喜剧，但很多人说是喜剧，原因又在哪里？为什么仅仅以语言逗乐为主制造笑点的喜剧，诟病最多？为什么有的喜剧，编导演为了证明自己演的是喜剧，为了让观众乐起来，在表演上极尽夸张之能事、乃至于“洒狗血”的夸张表演？导演和演员难道真的不知道这样逗乐观众品位不高吗？

喜剧评论家们把喜剧分为平面喜剧和立体喜剧，所谓平面喜剧，是指那些以语言包袱为主制造笑点的喜剧，这些平面喜剧，可以不看演出，听收音机也能笑起来。平面喜剧的局限性，事实上上世纪40年代的导演张俊祥早已说过，他说“靠俏皮话逗乐的喜剧走不远，因为俏皮话的技巧，观众看几次就已经熟悉，你再用这种技巧逗乐，他有了准备他就不乐了。”

立体喜剧则不然，你必须看演员的表演，必须被情节吸引，喜剧情节一旦制造出喜剧美学意义上的喜剧情境，演员的一个调度、一个手势、一个回头、一声叹气，乃至于不说话，观众都可能捧腹大笑。因为，所谓立体喜剧，实际上是话剧门类中真正意义上的喜剧。它是靠喜剧主题、喜剧人物、人物内心动作、错位的喜剧情节、靠喜剧情境让观众笑起来的。立体喜剧表现生活，而生活始终在变化，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各个侧面，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因此永远不会被观众熟悉、预知创作技巧。

文艺演出市场上，平面喜剧多于立体喜剧。平面喜剧的“包袱”制造技巧被观众熟悉了，不容易乐了，导致导演、演员脱离生活的夸张表演，他（她）没办法，因为要让观众说这是喜剧。搞立体喜剧吗？那就要阅读、研究大量的喜剧经典作品，要体验生活，从生活中提炼喜剧人物。这个比较难。因为要沉下来，别浮躁。但立体喜剧就一定好吗？有些喜剧是立体的，有人物、有情节，有技术高超的喜剧结构，不少移植过来的国外的喜剧很多人被逗得捧腹大笑，为什么随后又评论说这个作品没品位？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看来不仅仅是说给创作者的，也是说给观众的。既然是传统，培养作家艺术家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培养了作品的接受者——观众。很多观众嘴上说，到剧场就是图一个乐，但又不仅仅图一个乐，他（她）必须要“想点什么”，没得到思想的滋养、没“想点什么”，观众就有理由说你“没品位”。原来，观赏喜剧，“图个乐的诉求里”，我们的民族文化又在不知不觉中起着作用，要求着喜剧的创作者。

扫描这些喜剧创作现象，是为了给自己定位。我应该创作哪类喜剧？我能否让观众笑了又“想点什么”呢？我应该在喜剧困惑的年代，创作哪种类型的喜剧呢？时代呼唤好的、健康的喜剧，作为喜剧人，听到这样那样对喜剧的期待与不满，心里常常像针扎一样难受。

反对看材料写戏

在寻求喜剧突围的思考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找到我，希望我创作一台被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援疆剧目，要求是“让欢乐骑上骏马”，要乌兰牧骑式的演出，要写成喜剧。

第一次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同志交流，他们交给了我大量的事迹材料。那些材料都很感人。感人，不一定能写成喜剧。我历来反对看材料写戏，很多时候很多人看材料写戏写成了宣传剧、报道剧。其实看材料没错，但材料只能是一个创作者采访生活的指南。我提出来到生活中去，看能否发现喜剧题材。这一去不要紧，发现的都是感人的故事，都是默默奉献的典型事例。一句话：都是正能量的故事。

喜剧难写，好人的喜剧更难写，那么，主旋律、正能量的喜剧就更加难写。喜剧类型里有讽刺喜剧、荒诞喜剧、黑色幽默喜剧、风俗喜剧，唯独赞美喜剧稀少。少，是因为难。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无事生非》《第十二夜》，喜剧史把这些归结为抒情类喜剧，也即赞美类喜剧，但是莎翁的这些喜剧，也相对设置了反面人物，也就是说，在莎翁选择赞美喜剧（也可以称为浪漫喜剧、抒情喜剧）的时候，他怕观众不笑，把讽刺喜剧的元素纳入了赞美喜剧的领地。在我国古典喜剧中，关汉卿的《救风尘》、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也都属于赞美类喜剧，但这些戏里也都有反面人物，也是通过反面人物印衬作者要歌颂的人物。

写援疆干部火热生活的喜剧，讽刺谁？或者说笑谁？这里没有、也没发现反面人物，没反面人物，怎么结构戏剧矛盾冲突呢？众所周知，戏剧的特征是矛盾冲突，喜剧亦然；而设计矛盾冲突，则必须要设置冲突的对立面，设置反面人物，但是我所了解的援疆干部的生活，没有反面人物，有的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

我又一次回到草原，住在牧民的毡房里。渐渐地，我找到了哈萨克牧民单纯又火热的性格，尤其是草原上的人民调解员，他们大都机智幽默，善于化解草场上、邻里之间的各种矛盾，他们采用的办法看似简单却非常实用。这些人民调解员的诙谐与机智，给了我很多启发。设想：那些被牧民们爱戴的援疆干部，一旦家里有了事，他们将如何出手相助？我把假设讲给那些人民调解员听，假设一位受人爱戴的援疆医生，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夫妻之间闹起离婚，人民调解员该怎么办？

没想到我这种假设，由于语言沟通不及时，被牧民们误解了，以为援疆干部真有离婚的事，他们听了急得火烧火燎的样子，纷纷出起主意来，这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很快构思出喜剧的框架：让一位援疆干部发生夫妻矛盾，一位机智幽默的哈族人民调解员阿塞提，听说他老婆的救命恩人援疆医生刘主任和妻子要离婚，他想办法调解恩人的夫妻感情。这样，夫妻离婚只是故事发展的情节线索，人民调解员阿塞提调解夫妻矛盾，也只是构架喜剧结构的一条线，真正的目的是塑造一心建设边疆的援疆干部、心内科专家刘主任。那拉提草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镇，但是那里的旅游设施、医疗卫生远远落后于内地，医疗专家刘主任为此做出了许多让人感动的事迹。没这些感动，人民调解员就不会出手相助，在相助中，表现出“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情感。这样，“一带一路”建设的火热激情、援疆干部的默默奉献都在赞美喜剧的笑声中得到一一呈现。这就是话剧《那拉提恋歌》的创作过程。

《那拉提恋歌》作为北京喜剧周开幕大戏上演后，获得了观众和业内的好评。这出戏让我看到了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喜剧创作，首先考验一个创作者对喜剧技术的掌握，更考验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与提炼，如此，才有可能超越自己，找到突破喜剧创作困境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