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届艺术节期间，太原市话剧团演出了新创话剧《北魏风飏》。该剧由北京人艺曹熠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杨昕巍导演。这是太原市话继《谍杀》之后的又一部精品力作。

近年来，以北魏历史为素材的作品不少，除了影视作品，单舞台剧在山西就有多部，曾经多次把这段历史故事搬上舞台。比如华而实的《鲜卑骄子》、王颂的《宏图大业》等。近年来由王卫中编剧、石玉昆导演的北路梆子《平城赋》在剧坛的影响也很大，讲述的都是以冯太后和孝文帝为主的北魏时期进行政治改革的故事。大家之所以喜欢把这段历史搬到戏剧舞台，除了因为做为历史人物的冯太后和孝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进行因应历史的政治改革之外，还因为这些人物的经历充满了戏剧性，为艺术创作展开了广阔的空间，为我们通过历史真实而创作出艺术真实的舞台艺术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冯太后在历史上虽说很有争议，但是她辅佐北魏孝文帝实行的“太和改制”是名垂千古的。特别是在冯太后垂帘听政的那些年代，使北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北魏政权的建立，既得益于民族混战给自己带来的机遇，同时又面临着民族敌视的巨大挑战。无论在平城和迁都洛阳之后，冯太后和魏孝文帝都进行了一系列汉族化的改革，确实使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在心理上承认了他们是正统的王者，从而消除敌视，增进互信，造就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局面。是后来结束混乱的“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最后由隋朝统一的催化剂。当然，他们的改革、改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时时处处充满了斗争和博弈的，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

《北魏风飏》就是紧紧抓住这个时代背景，从大幕一拉开就把观众带入到风雨欲来、危机四伏而又剑拔弩张的危机之中。朝臣们本来是要根据太后和皇上的旨意，祭奠已经死去五年的前皇，却未曾想到等来的是太后处罚妄图叛乱破坏新政的步六孤焕，并用他的头颅祭奠先皇。当然遭到了以南阳王拓跋彰为首的保守势力的质疑和反对。这样，开门见山的把剧情与人物关系展现出来，使观众有了迫切想知道后面将要发生的血雨腥风将如何展开的悬念。果不其然，在下一场南阳王府邸的正面较量中，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南阳王手下的贺楼丹假借比武就和诸葛显光干脆宝剑、弯刀斗了起来。在此前场，皇上拓跋宏的第一次出场就很有意思。同冯太后威严、气派的上场不一样，做为一国之君的皇上，竟然是跌跌跌撞撞的上来的，他向太后请安，太后竟然是背对着他。尽管群臣也向他致意，但是他在朝中的地位，观众也就一目了然了。这段情节不需多费笔墨，不仅皇上的形象被勾勒出来，而且把他对太后的怨恨也就不动声色的告诉观众了。这样，当李冲和诸葛离开后，皇上偷偷摸摸来到南阳王府邸密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后面情节如何发展，也就成为观众迫切想知道的悬念。

在下一场戏里，很快就发生了太后要皇上拓跋宏忍痛割爱、生离死别的悲剧。据说，鲜卑族赐死太子生母是道武帝拓跋珪学习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的旧例“凡后妃所生之子册立为储君，生母皆要赐死，以防母以子贵，专擅朝政”而规定的。与皇上拓跋宏恩爱有加的林妃所生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后，按照北魏惯例她就必须死去。如此残酷的皇家陋习不知残害了多少后宫嫔妃，造成多少母子的生离死别的悲剧。这场戏编导先表现拓跋宏和林妃之间的亲爱关系和对他们孩子的亲热，然后让冯太后前来逼迫林妃即刻“上路”。既是表现冯太后的杀伐决断，也是用血淋淋的生离死别教育拓跋宏如何拥有一颗帝王的铁石心肠。因为，朝廷里的现实状况就是时时处处充满了险恶和暗杀，稍不留神就会有杀身之祸。在平城大佛落成的庆典时刻，早有防备的冯太后就是用佛像刻工陈永仁的死，印证了南阳王谋害太后妄图兵变的企图。剧中的南阳王拓跋彰估计是个虚构人物，这个人物虚构的好，把许多反对改革、坚持守旧的鲜卑顽固派的人物集中到这位王爷身上，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体现。编导没有简单的把这个位高权重的老臣用脸谱化的反面人物形象表现出来，而是将他塑造为以北魏当权者的最高利益的代表者、不惧生死的王爷面貌出现。他曾经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救出冯太后，也就是他对太后有救命之恩。可惜，他后来顽固的站在太后改制的对立面，成为北魏改制创新的最大的绊脚石和代表人物。老演员刘创扮演的南阳王拓跋彰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他虽说是扮演的反面人物，但是出演的是个“人物”。无论台词和气质都是整台节目中的一个亮点。拓跋彰坚持自己的立场单从人格上讲是无可厚非的，他的立场站在大趋势面前是“反动”，但是在人格上他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他对冯太后的仇视、陷害甚至要将在太后面前“窝囊软弱”的皇上拓跋宏也杀掉，当然是非法的，但是做为鲜卑旧族的维护者，他又是视死如归的勇者。这个老臣在艺术上是可圈可点人物，值得我们其他编导和观众一起仔细玩味。

剧中多次提到的“改制”，也就是冯太后坚持的“新政”到底有什么规定引起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呢？这要从鲜卑族进入中华腹地以后的变化说起。北魏政权逐渐从北部游牧民族进入黄河流域的农耕地带后，自然、经济基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做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其实也必须适应。尽管在太后之前的几位北魏皇朝统治者也进行了一些改变，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陋习，更严重制约北魏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比如剧中提到的“班俸禄”问题。自从拓跋珪开国以来，北魏政权各级官吏皆无俸禄，平日都要依赖贪污、掠夺和皇帝随意性的班赏来获取财富。这在北魏初建之时，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采取这种方式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当北魏政权逐渐在中原地区确立统治地位后，这种以掠夺为主的财富分配方式就日益给北魏政治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战事的减少，战时掠夺的机会有限，各级官吏为了满足私欲，便毫无顾忌地盘剥、搜刮民脂民膏，从而导致北魏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统治的危机。这一点，在剧中南阳王府邸中，穆泰和贺楼丹对南阳王的怨言中就有反映。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从文成帝时就曾数次下诏禁贪，献文帝时也作了严格规定，并有人提出了给官吏班禄的建议，可惜并未能实施。据有关史料记载，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六月，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两汉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绸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由此引起了以淮南王拓跋佗（是否就是我们剧中的南阳王的原型？）为代表的鲜卑贵族的反对，他奏求停行班禄，依旧断禄。冯太后召令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奉表驳论说：“若不班禄，则贪利者肆其奸情，清正者不能自保，这简单的道理，灼然可知，如何令行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议，不亦谬乎！”高闾的话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远见的官僚的意见，而且也符合冯太后的心思。于是，冯太后下诏依从高闾所议，仍旧实行班禄。这就说明，现在演出中在南阳王府邸出现的那场争论是实有其事的，剧中这段戏当然比历史真实要简洁、典型化很多，更符合舞台演出的需要。通过这场戏的争论，也会使观众对本剧要害问题的理解有了更多的认识。

不仅如此，冯太后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还颁布了“均田令”，从而开始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均田令”是指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均田制度使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之上，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名下的佃客也摆脱了束缚，成为政府的编户农民，从而增加了国家控制的劳动人口和征税对象，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制度，使北魏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向先进的封建化的经济结构过渡，同时为经济结构的灵活运转补充了新鲜血液。均田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转向接受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

据史书记载，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冯太后又主持对地方基层组织——宗主督护制进行改革，实施了“三长制”。北魏建立后，任命豪强地主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在这一制度之下，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征收户调时，只能依据户籍上登记的户口，但实际上往往三五十家为一户，千人百口共为一籍，而当时实行的九品混通法，是把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民同这种实际上有众多荫附人口的宗主户等量齐观的。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国家赋役征发在数额、轻重方面的不均，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把豪强隐匿的劳动人口编入国家户籍，既增加政府编户，又抑制豪强势力，大臣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按照汉族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层机构，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办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负责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在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下，“三长制”得以付诸实施。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既便利清查荫附户口，又确定了课征赋税的统一准则，防止那些企图逃避赋役者再钻空子，从而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这些新政的实施，当然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难怪贺楼丹说：“颁布俸禄制，立三长法，实行均田制，银子越来越少了，官位爵位被削弱了，田地也大部分被分了出去！”这些既得利益获得者的拼死反对也就在所不免。但是，鲜卑族的顽固势力的反抗，在阴谋谋害太后，甚至谋害皇上拓跋宏策划被太后揭穿后，南阳王、穆泰等的反抗也就以身败名裂而告终。

冯太后和拓跋宏在永固陵前的那场戏，我觉得应该是整出话剧的高潮。正是在这场戏里，我们看到冯太后的形象圆满完成了，戏剧艺术舞台上的冯太后，这位一心要把北魏江山千秋万代“永固”下去的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强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她不仅为北魏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而且将一个羸弱、胆小，断绝不了儿女情长的北魏皇帝，教育成为拥有政治头脑、敢于担当责任的统治者。尤其可贵的是将拓跋宏教育、培养成为北魏融入大中华汉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承者。当拓跋宏充满忏悔的向奶奶承认自己曾经如何要加害祖母，企图用各种隐秘的阴谋手段置太后于死地时，太后都含笑回答“知道”，她觉得这些手段都是做为一个统治者应有的魄力和手腕，谈不到“是非对错”。在这个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你没有一颗冷酷的心，你就将被对手吃掉。正如太后自己说的：“孙儿，当我知道你对奶奶的杀心越来越重，安排越来越周密，我就知道我的孙儿越来越象一个帝王了。”太后是在磨砺孙儿战胜对手的利爪，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做为磨刀石。我们不能用今天的道德规范来要求封建时代的古人，这是做为一个封建时代统治者不得不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因此是非常宝贵的。而拓跋宏也的确成熟、成长起来，已经具备一个强国统治者的帝王素质了。当最后一场戏里，拓跋宏将另立朝廷的太子拓跋恂、穆泰等抓获后，要把穆泰满门抄斩，灭三族，却将太子只是“贬为庶民，永世幽禁，闭门思过”时，穆泰提出，“你口口声声说要推行汉法，依律治国”，按照汉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临到自己头上就舍不得了吗？如此尖锐的亲情与王法的矛盾摆在拓跋宏的面前。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群臣的议论、劝解，拓跋宏终于没有被亲情所折服，毅然决定重新颁发圣旨，将“不忠不孝、反叛朝廷”的太子立即处死。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位杀伐决断、意志坚定的帝王形象，其中是不是也有冯太后的影子呢？事实也证明，在以后的岁月里，北魏执行新政的措施得到很好的贯彻，一个崭新的“大魏王朝”从此屹立在中华大地的北方。

据史书记载，孝文帝的改革和迁都洛阳的确遭到鲜卑贵族的阻挠和反对。他们策动太子拓跋恂阴谋发动叛乱也确有其事。结果，孝文帝将太子囚禁，废为平民，不久用药酒毒死。这同《北魏风飏》中将反叛的太子处死是不矛盾的，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只是为了舞台上的艺术真实，立即将太子处死了。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北魏风飏》是很好的地解决了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尊重历史，但是又不拘泥于历史，完全是为塑造艺术形象、为舞台的创作任务服务的，是一种严谨、正确的创作方法，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编导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也是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的结合到一块，使观众在观看演出时对北魏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的人物有了更加具体的真实感受。舞台艺术的人物，特别是话剧舞台，非常忌讳人物的脸谱化、概念化。在这出戏里，我们看到的人物无论是冯太后、拓跋宏，还是南阳王、穆泰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既看到高光亮点，又可以看到他们的阴影弱点，这样，他们在舞台上的形象就是“立体”的人，而不是概念化、脸谱化的“平面”人。

太原市话剧团创作排演出《北魏风飏》是在2017年，曾被国家艺术基金列为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已经在全国各地交流演出了数十场，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可见，一部戏剧作品只要质量上乘是会被社会承认、获得观众认可的。这部话剧的成功还提醒我们，好的舞台剧作编剧和导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更离不开演员的精彩表演。没有好的剧本、好的导演，是无法使作品达到高水平的，也难以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有高原，更要有高峰”的期望。

向太原市话剧团表示敬意！（作者系原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