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健：2019年，戏剧界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举行的节庆、展演活动贯穿全年，从3月的第5届原创话剧邀请展，到5月的第12届中国艺术节、10月的第16届中国戏剧节，以及12月的戏剧东城·第三届全国话剧展演季，不同层级、规模的展演集中展示着近些年话剧创作的成绩。现实题材创作正成为话剧创作的主流，像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人间烟火》、常州滑稽剧团的《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西安话剧院的《长安第二碗》、四川人艺的《记忆密码》等作品都是值得关注的作品。此外，在原创剧目的创作上，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三湾，那一夜》、国家大剧院的《抉择》等红色题材剧目，北京人艺的《杜甫》、国家大剧院与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林则徐》等历史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贵胄学堂》、“北京喜剧周”开幕大戏《那拉提恋歌》等喜剧作品，也在不同领域丰富着话剧创作的样式和内容。这一年的原创作品体现了哪些特点？又有哪些作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程 辉：相较于近年来主旋律创作大都着重于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人物，2019年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从普通人物身上挖掘时代亮点、时代精神的创作走向，如《人间烟火》《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记忆密码》《打开一九九〇》（北京黄盈工作室）等。我们常说的“小人物、大社会”在这一系列剧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可信可感、真实鲜活，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真正体现。《人间烟火》塑造的基层干部苏小鱼，有着张扬的青春个性和工作热情，也有常人的小毛病和小聪明。他对家长里短一系列矛盾的解决，让基层工作的新气象新思维和酸甜苦辣，轻歌谣唱、风趣幽默地跃然台上。《记忆密码》和《打开一九九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打开普通人的岁月记忆，百姓的人生成长，百姓的情感语言，涓涓溪流般谱写下共和国创业以及改革开放年代的抒情诗。《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以笑中带泪、苦中有甜的反思表达，举重若轻地在正视矛盾、解决矛盾中，扛起在历史面前的时代责任与担当。遗憾的是，我们仍能看到有的作品尚未跳出假大空的窠臼，缺乏扎实的现实基础以及口号化、板报化的图解让作品失去艺术价值，丢掉了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初心。

胡 薇：较之从前，2019年的创作变得更加多元，不仅题材丰富、类型多样，而且创作内容的涉及面广，表现时代的变迁各具特点。尤其是《柳青》《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等，对于英模事迹以及各重要历史时期不同以往的艺术创作构思与戏剧表达方式，令观众印象深刻。这一年原创剧目的特点是：主题创作多，在内容上紧扣时代脉搏、侧重表现社会变迁，展现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不同阶段的跌宕起伏，整体风格也不拘一格、不再高冷。现实题材的作品数量众多，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日渐多样，并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融会其他多种表现手段，多元化倾向日趋明显。2019年的原创作品大幅增加，舞台制作和舞台呈现都比以往更加精致和用心，不仅国有院团制作精良，在各种艺术基金和扶持的激励下，不少基层院团也获得更多的机会，发展迅猛。民营团体也越来越重视内容题材的选择和制作，甚至体制内外会联合制作一部作品，如《牛天赐》等剧，赢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不过剧本创作还是缺少起色，一些作品虽然有想法、有情怀，但显然还缺少一些具体实现的手法，以至于戏剧表达过于直白。而在精致的舞台呈现映衬下，越发显得剧情设计的简单化以及人物刻画的低龄化。而一些作品意图以小见大，通过小人物的视角来展现几十年的时代变迁、民众在时代浪潮和社会发展中的命运轨迹，以避免在创作中坐而论道，但强情节化的刻意、对于人物情感线索的设计与延展的断裂，令作品原本所应具有的关于集体记忆中的欲望与救赎互为辩证的核心价值及其反思都有待加强。还有一些作品，舞台表现成熟，但是缺乏鲜活的人物、具有张力的戏剧场面以及人物情感的温度、思想的穿透力，以至于丧失舞台魅力。更为严重的，则是浮于表面，只顾复现生活，没有表现、没有思考，甚至一些制作用心的影视剧对于当下热点、话题和问题的反映和表达，都比戏剧更为迅速和深入，剧作者如何选择题材、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创作风格并非易事，戏剧人应该自省。

徐 健：2019年是经典或者老剧目的重排、新演较为密集的一年。像北京人艺新排《古玩》、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伽利略传》、天津人艺与香港话剧团合作演出《德龄与慈禧》、光纬戏剧上演中文版《安魂曲》、新蝉戏剧中心演出《等待戈多》等，都成为这一年值得关注的作品。而在经典的改编上，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孟京辉导演的新版《茶馆》。对于该剧的争鸣，从7月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一直持续到11月北京保利剧院的演出，而从“舞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经典到底能不能改”的舆论转向，也折射着这个时代面对文本、面对经典的某种心态。

程 辉：“争鸣”可以算是2019年戏剧舞台上特别耀眼的关键词。孟京辉导演的《茶馆》，以及中文版《安魂曲》、里马斯·图米纳斯导演版《浮士德》，都在业内甚至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观点碰撞。除却一些不冷静和哗众取宠的声音外，争鸣的意义还是非常积极重要的。通过这些讨论，至少引起了国内对于经典改编、国际合作等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并且揭开了某些行业矛盾焦点的思辨。重排经典是行业自信和艺术传承的必要，经典需要不断地在舞台上摸爬滚打，才有可能越发绽放光芒。经典永远不可能一蹴而就，靠新作品的数量累计求经典，充其量只能是美好的愿望。惟有将具有优秀基因的作品不断打磨，在不断提高、冶炼甚至浴火重生中，才能成就经典。同时，重排经典不等于简单复排，需要有时代的新思考、新观照、新表现。这一年，中外经典的重排，成功案例不少。易立明导演的《等待戈多》以正本清源的严谨姿态，从作品风格到人文思考、呈现样态，都给出了极富个性特点的重新解读。《德龄与慈禧》在编、导、演的一众光环下，舞台水准同样耀目，不仅一改明星戏剧只有“星值”没有“演值”的印象，也给出了必须靠实力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的又一个现实案例。北京人艺的《古玩》在保持剧院传统风格的前提下，有限度的改编更加适于当下，一众青年演员的接班担纲，让观众感受到了人艺传统的未来希望。

胡 薇：不论是经典的重新排演或是中外合作排演外国优秀剧目，实际上都不仅需要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不同的演绎、发挥，更需要对原作本身的深入理解、人物定位的准确判断以及对当下精神的贯通和反映，而剧本本身的扎实与否，更是成功的保障。其中，格外值得关注的是引发观剧热潮的《德龄与慈禧》。该剧剧本创作于20多年前，但在当下依然好看、耐看，关键就在于剧作扎实，对于戏剧文学的完成度好，塑造出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并能以主要人物的情感为轴心辐射他人，抓住戏剧性场面和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着力于形象的塑造和情感的挖掘，立住了人物的舞台形象。

徐 健：这一年，由小说改编的话剧作品尽管没有数量上的增长，但演出市场上出现的几部作品还是赢得了不少的关注和不俗的口碑，比如，根据老舍长篇小说《牛天赐传》改编的话剧《牛天赐》、根据阎真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沧浪之水》、根据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同名小说改编的《革命之路》、根据东野圭吾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回廊亭杀人事件》等。

程 辉：2019年，根据中外文学名著改编的作品丰富多样。多样性不仅在题材选择上，也在赋予原著新的戏剧生命力上。如《沧浪之水》虽然在矛盾尖锐化上有回避，但把原著矛盾焦点收缩，强化了父与子的理想观照，直观感受更强；通过集体与个体的行动对话等手段，也使文学精髓的演绎富有了新的舞台诗意。《回廊亭杀人事件》用肢体表达悬疑，个性氛围和节奏营造是文学表达的升华，独辟蹊径。

胡 薇：近年来，大量优秀改编作品涌现，在文学表达、戏剧呈现、剧场效果等方面较之原创作品更为耀眼。探究改编成功的主因，其实就在于能够于原著的基础上，充分地结合并体现剧场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比如，《沧浪之水》《牛天赐》等剧，主创基于小说和戏剧的不同特点，从主题立意、事件的选择、人物的塑造等方面都进行了整合、改编，不仅延续了原小说的要点，而且努力开掘原作文学性、彰显作品内涵。导、表演则立足于自身团队的特点，扬长避短，在坚守现实主义的同时辅以风格化的、泛表现主义等多种舞台语汇，以形近神，追求立体化表达。可以说，困扰中国剧坛多年的、剧目创作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剧本文学性不足的问题，根源正是在于创作过程中对于戏剧文学的完成度不够。逐步改变原创作品在内容和思想表达上的精神力不足或是对于作品自身的舞台性重视不够等不良的创作倾向，是原创作品能否超越改编作品的关键。

徐 健：2019年，在众多国外优秀剧团来华演出热度不减的背景下，中外合作排演戏剧作品的趋势越来越凸显。从2018年陆帕执导《酗酒者莫非》，到2019年，立陶宛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执导《浮士德》、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你还弹吉他吗》、以色列导演雅伊尔·舍曼执导《安魂曲》，外国戏剧导演的加盟可以说为中国话剧演出带来了新的呈现和质地。大家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程 辉：2019年的中外合作（准确地讲是与外方导演合作）项目焦点不断。这其中，有的是中文版新面世，有的是国外导演新版全球首发，有的是中文原创国外导演执导，共同点是都由中国演员表演。保利和央华戏剧2019年还联合启动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系列中外合作计划，即将在世界范围内陆续登场。国际化日渐扩大的趋势是一种必然，对国内戏剧创作生产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尤其是在理念和多元化表达上带来了新的可能和冲击。对于有效拓宽渠道，让世界了解中国戏剧、中国戏剧走出去大有裨益。不过，纷纷选择国外导演，在一定层面显示出国内制作机构对国内导演整体水平的不满足，在寻求打破单一局面的更多可能性。选择国外导演，大都是民营戏剧机构，也表明目前国内导演市场力量的有限。

在中国观众看多了国外优秀剧院的精彩演绎后，对国外导演的作品提高了期待值。国内演员的表演，包括不少著名演员的表演遭到了质疑，部分合作剧目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尤其是导演和中国式表演之间的契合度，他们对中国剧本和中国文化的释读，引发意见纷争。这些纷争促进了反思，让我们不得不检视自己，哪些亟待改进以跟上世界步伐和观众更高的期待，哪些需要坚守并找到有效的沟通渠道。随着大量剧目的引进，观众对国际优秀戏剧作品的认同，已经倒逼中国戏剧必须提升总体水平。民族化并不是国际化的障碍，保护好民族戏剧特色才能有国际化的个性存在。

胡 薇：中外合作，大多是外国导演加中国演员，这对中国当下的戏剧舞台来说，现实意义明显。国外优秀导演技法娴熟，常常可以更好地开掘出剧作自身所蕴藏的独特魅力，如央华制作的《新原野》，以名编剧、明星演员加外国导演的创作班底，在传达出民营机构的强大创作企图心和运作能力的同时，能够以戏剧作品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在寻求对于人物、作品精神深度的开掘中，以二度创作的诗化表达，强化剧作的戏剧表述，以具体的、形象的舞台语汇，将剧作中所蕴含的情真和诗意呈现出来。外国导演往往能够以自身娴熟的舞台技巧和戏剧语汇，将情感的真实和诗化的处理、写意的表达融会贯通，给观众带来更多角度、更多层次解读作品内涵的可能性。他们以对舞台空间的独特处理、对演员形体的韵律感运用以及对于仪式和造型等的突出，诗意地融会文学与剧场。

为什么国外有实力的导演，能够更好地开掘出本土演员自身以及剧作内在的闪光点，为剧目加分和提升？不仅源于实力，还在于他们愿意不惜气力地反复思考、探索和尝试。他们的创作方法往往是立体的、多管齐下的、行之有效的，而不是简单地把一些管用的套路或是处理技法叠加在一起。当然，合作时也会出现问题，比如：外国导演和中国本土演员，在合作时容易水土不服或者达不到创作意图。如何克服这个短板，值得思考。

徐 健：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荒”依旧困扰着前行中的中国话剧。为了破解剧本、人才的危机，2018年不少剧本扶持的项目、政策出台，比如保利·央华·新京报青年戏剧创作人才孵化工程、培源·青年戏剧人才培养及剧目孵化平台等。如何看待借助外力扶持剧本创作的现象？

程 辉：重视剧本创作并不是2019年开始的，近年来大家一直在呼吁，影视界似乎比戏剧界的呼声更甚。不过，从戏剧出品现状来说，优秀文本尤其是出自青年编剧的优秀文本奇缺，从剧本抓起无疑是正确的。全国各地对剧本实施奖励支持的项目很多，也出了一些成绩。孵化不同于一般的剧本扶持，更侧重于从剧本萌芽状态就开始投入。这一年，保利·央华·新京报青年戏剧创作人才孵化工程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662份参赛作品，各种题材样式纷呈。“培源”孵化平台的启动仪式汇聚了各界名家助力，有望未来能以名师名家全方位、全过程的方式推动青年戏剧人的成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创作是富有个性创造的能动过程，孵化不同于过去的集体创作，如何保持创作者及作品的个性、尊重艺术生产的自有规律、尊重知识版权等问题需要得到重视。在孵化、扶持的过程中，目标是人才还是作品？持续力有多久？抱有短期目标的孵化，会不会有些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把问题想在前面，让孵化成为持久的、符合科学规律的长期系统工程，给青年编剧们开辟适合生长的优良创作环境、社会条件和宽松氛围，尤其是给予一定的实验“容错率”，可能更至关重要。

胡 薇：扶持和激励是好事，鼓励创作，能在一定时间里取得一定的成果，因为之前会有一些攒好的作品，只等见光。但是时间长了，越来越多的创作会奔着得奖而来，而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培养措施，很快还会陷入青黄不接的恶性循环。因此，任何扶持和激励，都只能是救急，并不能一蹴而就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需要多层次、多方式地培根铸魂，滋养创作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