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抗战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作品中，经常会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抗战话剧演出的镜头。在那个民族救亡主题明确的年代，抗战话剧确实形成了创作与演出高峰，一批话剧艺术家为中国一百多年的话剧史留下了一个现实主义高峰。

2020年电影《八佰》热映，让观众通过影视镜头重新回到那段烽火岁月，也引导公众在更广的领域记起甚至思考曾经的战争岁月艺术，诸如中国抗战话剧。

话剧是舶来品。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留学生接触话剧、引进话剧的愿望就有着强烈的救国冲动和功利期待。1908年，中国同盟会会员、文艺理论家天缪生在《剧场之教育》中直截了当地说，“吾以今日欲救吾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欲输入国家思想……舍戏剧未由。”陈独秀更是将戏剧演出场所定位为“普天下之大学堂”，将演艺人员尊为“普天下人之大学教师”。话剧的社会功能被提高到匡时济世、民族救亡的高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序幕揭开。当日本侵略军践踏我国东北的时候，左翼戏剧家联盟所属的上海大道剧社当即决定创作一部反映人民抗日要求的独幕剧《乱钟》。“乱钟”，就是要在“乱世”敲响救亡图存的钟声。

当时因为演出急迫，执笔者田汉来不及在稿纸上写好剧本，就将剧本直接刻到蜡纸上，继而印刷、发放。1932年1月28日《乱钟》在上海暨南大学上演，当演到日军侵占沈阳的炮声响起时，剧场外日军攻占上海闸北的枪声同时响起。舞台上东北大学学生冲出宿舍集结到操场上的情景再现于现实生活，2000多名暨南大学学生汇聚操场，高唱起抗日救亡歌曲。

1936年，一些戏剧工作者提出“国防戏剧”口号，号召动员一切爱国的戏剧家以戏剧为武器开展抗日救国的演剧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话剧工作者立即组织起来，迅速编写演出抗日剧作，《保卫卢沟桥》《台儿庄》《塞上风云》《国家至上》《凤凰城》《一年间》《上海战争》《我们的家乡》等作品很快就与观众见面。

1937年7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上海成立，会议决定创作话剧《保卫卢沟桥》，并由辛汉文、陈白尘、瞿白音、阿英、于伶等人组成筹备演出委员会。8月7日，话剧《保卫卢沟桥》在上海南市蓬莱大剧院演出。作品发出了“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吼声。

话剧《保卫卢沟桥》的创作与演出，是中国话剧界同仁参加抗战的战斗宣言，打响了抗战时期中国话剧投身现实斗争的第一枪。此后，以“七七事变”为题材的剧目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形成演出浪潮，田汉的《卢沟桥》、张季纯的《血洒卢沟桥》、陈白尘的《卢沟桥之战》都是当时的经典之作，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求生存、谋解放的坚定信念。

烽火连天，上海、武汉、重庆、广州、桂林、昆明、贵阳、长沙、西安等城市的话剧工作者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演剧团体，这些城市也成为抗战话剧演出的中心。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了12个救亡演剧队。在贵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沙驼剧社组建了7个演剧队。

抗战话剧有呐喊，有战斗，也有思考和艺术突破。剧作家夏衍被称为“作家和战士”，他创作的话剧《法西斯细菌》《心防》和《上海屋檐下》同样承担着宣传抗日救亡的功能，但是风格明显、艺术价值突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名篇。

《法西斯细菌》直指战争的残酷，但是将视角对准的是战场之外，并且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命题——科学、科学家同政治、战争的关系，人文理想与社会现实的抵牾。这部话剧展现了细菌学博士俞实夫三次精心构筑的“科学之宫”被法西斯细菌击毁的精神历程，反映了一个不问政治、埋头科研的科学家的猛然觉醒：法西斯主义及其侵略战争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细菌，真正的医生就应该以消灭法西斯细菌为己任。

《心防》则描写了留在上海“孤岛”的进步新闻和戏剧工作者，他们组成了一支文化队伍，置生死于度外，在文化战线上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心防》主人公刘浩如本来准备离开上海，但为了“死守一条五百万人精神上的防线”而选择了留在上海与敌斗争。刘浩如惨遭汉奸暗杀，后继者告慰他“咱们的防线是不会失守的”。《心防》对准“小众”，但同样让观众看到抗战胜利的希望。

抗日根据地的话剧团和文工团同样在抗战话剧的创演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诸如《消灭汉奸》《当兵去》《前线故事》《三颗手榴弹》《子弟兵和老百姓》《重逢》《血泪仇》等，受到抗日将士与根据地民众的欢迎。

战火远去，昔日的演出场景渐渐模糊，但是中国抗战话剧曾经起到的独特呐喊、引领、战斗作用不会被忘记，而且作为艺术经验会继续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