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我的作品研讨会上，大家对我的发言做出规定：不谈创作，只讲人生。当时我讲了我自己的人生，但同时向大家说明：人生就是创作的全部，而花环是由荆棘编成。

1950年，我从破裂的家庭出逃到西安，养母收容了我。那年我十二周岁。这该算我第一次人生选择。

和养母生活了不到一年，因为养母的三姨对我态度轻慢，我再次出走考入西北戏曲研究院学唱秦腔。那是我第二次人生选择。在西北戏曲研究院演过《十二把镰刀》《打金枝》《血训图》均不成功，终因不得要领而改行做了打字员。

因祸得福。我为大剧作家马健翎院长打印剧本，犹如上了古典文化艺术培训班。以后我又多次在他下乡体验生活的时候为他做速记员。受了他的培养和熏陶，提高了文化，同时产生了幻想。我不知天高地厚在日记里写下：要把他作为我奋斗的榜样。心里酝酿着第三次人生选择。

一九五七年，我十九岁，考入陕西省话剧团学做话剧演员。我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和刚刚出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在寄卖行买了一只旧唱机和两张旧唱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贝多芬的《命运》。沾着三秦文化的泥土走进西方戏剧世界，开始拼搏。我如饥似渴地按《辞海》文艺分册的条目读书自修。四十岁时，我终于站在了主考官徐晓钟面前。第一次体味到平等竞争的尊严，体味到人的价值被承认的幸福，在等待录取通知的两个月时间里，我设计着第四次人生选择的前景。我的生命来之不易，她在屈辱中度过了一半，我要用未来的一半证实我全部生命的价值。从踏进棉花胡同的那一刻起，我从不敢懈怠，我爱我的母校，敬重我的恩师。中央戏剧学院校园是人生苦旅中的一片绿洲，我在那里修身养性，苦解真经，徐晓钟教学小组给予我们这一批四十岁左右的大学生严格、科学、精密的训练，我的艺术生命从这里开始。

导演系的第一课是导演职责，导演职责的第一章是导演对人类和人类文化的责任，我不敢只为证实自我而亵渎了神圣的、我心中的艺术。学成毕业，我抱着把陕西人艺建造成真正的艺术圣殿的理想回到西安。在完成了剧院选定的两个剧目后，我发现了《女人的一生》这部日本名作。这部作品给表演艺术留下了充分的创作空间，我想从培养演员出发，实现我的理想——用经典作品建设演剧队伍和观剧队伍，浇灌荒芜了十数年的戏剧土壤。几部经典作品的连续排练和学术探讨，给剧作家注入新鲜血液，提高了剧目的创作。《女人的一生》创作活动初见成效，并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西安首演成功。

在这次创作活动中，陕西人艺及陕西文化厅、陕西文艺界给予我极热情的支持。上座率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连续演出七十三场。召开了各种座谈会。从观剧情绪及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我们的追求得到证实。观众在获得欣赏满足的同时思考人生选择的主题。

第一届戏曲现代戏年会在西安召开，与会代表观看了演出，贺敬之、刘厚生等给予我们充分肯定并建议我们进京演出。陕西人艺成立三十余年从未去过首都，这个提议振奋了全体演职员。老院长周军派我赴京联络。在北京我得到了艺术院团体制改革的信息。联系好演出，赶回西安，将信息带回了剧院；不料因了这样一个原因，赴京事搁浅。艺术院团体制改革深得人心，许多青年建议我组建艺术承包队伍，实施我们的理想。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自由结合的艺术承包队成立。艺术承包队的第一项措施是复排《女人的一生》并进京演出。一九八三年春节我登上空荡荡的列车，再次进京，为第一个话剧承包队联系演出。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女人的一生》在北京首演成功。

一九八五年正月初七，我带着《奥赛罗》导演计划走进这幢小楼（研究会会场西交民巷38号铁路话剧团），向领导讲述了我的《奥赛罗》的故事。经过半年考核，他们接受了我。一九八五年十月正当我向团部递交《奥赛罗》排练报告的时候，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召开的通知下达。当时的两级团长立即拍板定夺，并拨款一万元。

我相信，美，是永恒的。这信念，成为这次创作《奥赛罗》的焦点。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莎翁生日的这一天，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北京开幕。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演出了《奥赛罗》！

再以后的事，在我的那张创作年表上都有记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女班话剧《奥赛罗》在上海首演，我也曾手写书信，邀请张文宏医生来观看。

我的人生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戏剧人生。我的戏剧是时代演变中的人生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