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好的剧作，一定是对人、人心、人的生活、人的社会以及人所生活的时代、国家、民族有深刻洞彻和体察，并伴着相得益彰的艺术形式和演员细腻入微、张力四射的表演直抵观众心灵的作品。作为第五届老舍戏剧节开幕大戏，话剧《活动变人形》近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拉开帷幕。该剧改编自王蒙于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编剧温方伊、导演李伯男对小说进行了新的演绎，立在舞台上光芒四射，值得反复品味。

一、充分尊重小说的人物内核，尤其观照了人在社会大环境中的扭曲与变形。有思想蕴含的艺术最值得多维阐释和反复挖掘。小说《活动变人形》的题旨是多重的，既有关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也有关于家庭、个人和生活的。一些题旨是可以直观感受的，另一些却是深隐潜藏难以迅速触及的。改编后的话剧更加聚焦，也更加明晰，深入展现最触动灵魂的那种精神，其他的化为背景或画外音，成为舞台的补充。

通过观剧，观众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所形成的剧烈震荡又变幻无穷的社会大环境。这大环境裹挟着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施暴与受暴，特别是传统的张力、传统的好与坏承继在人物身上的深入骨髓与不可分离……它们穿越历史，直逼现代人的灵魂。与此同时，倪吾诚与母亲、妻子、岳母、孩子，妻子姜静宜与丈夫、孩子、母亲、姐姐、邻居等的微妙关系以及这关系中所渗透着的京味文化，所浸泡着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和秩序背后的束缚与矛盾，写照了文化冲突在家庭生活中的缩影。这缩影反映了生活在传统伦理社会中的人们，因着社会环境与情感压抑致使心灵扭曲的现实。巴金笔下的《家》、曹禺的《雷雨》、萧红的原生家庭以及鲁迅与故乡之关系等，近现代作家、艺术家已经用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这种带有普适性的社会伦常。

原型性主题最是经典，一如爱情之永恒一样，是最能考验文艺创作者能力和水平的创作对象。最亲近的人们，常常在彼此相爱又彼此伤害中相依度日，这种爱与矛盾在无形中又传给了下一代，令人窒息的东西往往又令人反思。所以，当我们痛彻地看到一代代的磨砺、一代代的挣脱、一代代看似远离传统又陷入新的困惑时，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有了这一问，生活的思辨、人性的复杂以及哲学意义上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有了注脚。当然，社会永远在变化，新时代的人们会有新的喜怒哀乐，但是当我们通过艺术，看到夸张变形中的人在面对至亲之人所做的最歇斯底里的选择时，我们不由自主地也会震颤，因为那里面有你我的影子，有生活带给人的最痛彻心扉的审视、真实与无奈。

二、不仅创造了“有意味的形式”，而且呈现出艺术形式与剧作内容的高度融合。从题旨来分析，小说《活动变人形》中“活动变人形”之本意是日本的一种玩具读物，话剧借用了这一本意，并延伸了舞台的表达。就最直观的舞台呈现形式看，用木马式的转台结构、镜框式的舞台边界和镜框外的延展空间构筑起一个上、中、下可以不断“变形”的舞台空间，加之包裹式的影像呈现，整个舞台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展现，而是多重视角、多维空间和多样形式的艺术呈现，它现代、质感、思辨、充满张力，它干净、纯粹、写实又意境悠远，可谓是用最艺术的语汇写就了生活的本质。

这种光与影的形式、扑面而来的视听表达、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沉浸式，呈现出话剧与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的不同表达方式和艺术手段。其中，民谣的运用既暗喻了人物的心境，又烘托了故事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如岳母姜赵氏唱着童谣“月亮地，亮堂堂。关煞门，洗衣裳。洗得净，浆得白，嫁了个女婿不成才。又喝酒，又摸牌。这个日子，过他娘那个老灯台”下场，倪吾诚却痛彻心扉地说：“老灯台，啥是老灯台，我就是老灯台！他娘的那个老灯台！”同理，民谣“羊尸尸蛋，上脚搓，俺是你兄弟，你是俺哥。打壶酒，咱俩喝。喝醉了，打老婆。打死老婆怎么办？有钱的，再说个。没钱的，背上鼓子唱秧歌”。在剧中共出现了三次，三次分别具有引子、乡情、过场曲等不同的功能，实现了既立足于传统，又超拔于现实和时代，让生活的沉重、积淀与血泪通过艺术的复沓与回环浸润到观众的心灵，实现了润物无声的艺术效果。

结构也是一种语言，特殊的语言如幽默又呈现出新的思想。导演手法和艺术处理手段的不同让该剧的观众共鸣度达到了高点，甫一上演就捕获了观众的心，观演关系空前良好。那舞台上的多维空间，那前台后台的灵活转换，那高高挂起的传统大家庭的陈设与摆件，那沉重的人性思考与冷不丁的笑意，那光与影、心灵与环境、节奏与时代的多媒体表达以及那带着乡土气息的童谣、民谣等，它们共同编织起一张包罗万象的艺术之网，令观众看到了多灾多难又百折不挠的中国、包容博大也藏污纳垢的传统文化以及坚韧不屈又渗透着劣根性的你我……悲喜剧的深刻性便在这网中隐现。

三、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演员的无缝连接，让人物真正“活”了起来。戏剧的最终落脚点只能是人。人物的鲜活性、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典型性、人物关系的张力、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构成了一部戏的内核。话剧《活动变人形》中的主要人物不多，加之跑腿、打杂、推拉转台的人物一共不超过15人（谢幕时是14人）。在这样一个不以数量取胜的剧作中，每一个人物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余人”形象倪吾诚是剧作的第一人物。他生在地主家庭，却天生有一种革命热情，小小年纪就对“缠足”进行了无情的鞭挞，甚至还要砸烂祖宗牌位，这种过早的“成熟”和系列“出格”的行为让他走上了出国留洋的道路。回来后更是一切以西洋文明、中国落后为范则，在“应该哲学”的指引下试验着他的追求。然而空洞的理想主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能窘迫得无以逃遁。一个丈夫不能肩负起家庭的责任，招致而来的只能是妻子及其母亲、姐姐以及孩子们的怨恨。当夫妻之间丧失了最起码的信任与温情时，家庭关系就沦落成了监测与被监测、牢笼与挣脱牢笼的剑拔弩张。全剧聚焦了这种家庭矛盾，男主角倪吾诚成为天才与废物、丈夫与魔鬼、清醒又糊涂、伟大又卑微的矛盾体。这种矛盾有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原因，更有个体在性格、心理和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人物很典型，对演员来说却很不好拿捏。初看他是钱锺书《围城》笔下的方鸿渐，再看他更像孔乙己或阿Q，往深了看他似乎又谁都不像，而是一个带有“大道理崇拜”病态心理、兼具鲜明的民族的劣根性又不乏理想和追求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一形象在小说中可以通过事件、语言、甚至他者的观看来呈现，而在舞台上则主要靠演员的表演去表达。陈浩饰演的倪吾诚不仅体现了外貌与气质，而且还拥有灵魂拷问的独特性。当他提出要与妻子姜静宜离婚时，请了三家律师都惨遭拒绝，他跪在舞台上陈诉，台词超过700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心神的恰切与熨帖使得人物惟妙惟肖，令人过目不忘。

好戏能使演员出彩，甚至能成就一个演员的一生。在话剧《活动变人形》中，除了倪吾诚这一典型人物之外，饰演妻子姜静宜、岳母姜赵氏、妻姐姜静珍、女儿倪萍、儿子倪藻、邻居热乎等角色的演员，也都很好地完成了角色的使命。特别是张露饰演的妻子姜静宜，她“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连骂人都带有生活的深邃与艺术性。她是弱者，却以外强中干的方式折磨着丈夫；她以贤妻良母为规训，却日夜挣扎在争取图章、争取“权”的争斗之中。施暴与受暴看似泾渭分明，实则没有界限。当弱者以羸弱的生命当命运的赌注时，其实是更大的悲哀，这一点张露做了很细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