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文明进程而言，一百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便会发现：话剧创演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重视的文艺活动，在党的政治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演剧活动：最早的艺术武器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演剧活动就成为宣传党的政策、凝聚人心的艺术武器。

自1928年起，两场话剧《打土豪》、独幕剧《收谷》、大型话剧《彭素娥》、四幕话剧《年关斗争》等就在红四军宣传队的推广演出中起到了有力的凝聚人心的作用。1929年12月，福建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里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文艺宣传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特有的地位和作用，并专门强调：“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要求在部队广泛开展演剧活动。从这时开始，之前有过的一些对于文艺工作者是“吃闲饭的”、宣传队是“卖狗皮膏药的”议论渐渐消失，红军戏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但有胡底、钱壮飞等文学艺术造诣颇深的人才致力于红色戏剧创作，更有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李伯钊、沙可夫等人加盟。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这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庆祝中央苏区成立，胡底、钱壮飞、李伯钊等人接受中央局委派，成立“文娱小组”，承担起组织娱乐活动的任务。“看戏”是“文娱小组”设计的最大的娱乐活动。注意，是“看戏”，不是“听戏”。这个“戏”，不是传统戏曲，而是在中国落地时间还不长的话剧。

1931年12月，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国民党26路军在宁都起义，被改编为红五军团。这些官兵大多是北方人，对江西冬天室内的阴冷和很多生活习惯都不适应。一时间，部队情绪很不稳定。毛泽东听说这个情况，再次召集胡底、钱壮飞、李伯钊，让他们组织去红五军团演出，“唱唱歌，演演戏”，安抚、稳定起义官兵的情绪。根据这一指示，他们组成了17人的文艺演出队。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他们，说：你们这次去的任务是通过宣传鼓动让士兵懂得为谁牺牲？为谁打仗？唱歌也好，演戏也好，不要离开这个题目。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三人感到创作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也清晰了。说干就干，三人连夜讨论，很快合作了话剧《为谁牺牲》，并迅速完成了排练。作品描写的是一个国民党士兵的苦难遭遇和思想觉悟过程。红五军团从看戏过程中认清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牺牲的道理。

专业剧团：发挥战斗功能

一场成功的演出就是一次生动的教育课。若干“政治戏剧”的成功，将中央红军的戏剧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成立专业剧团越来越显得必需。

1932年春天，瑞金的草木已经繁茂起来。在当时瑞金的“文化中心”红校俱乐部基础上，我军第一个带有专业性质的文艺社团“八一剧团”成立了。随后，苏区军民的邀请接踵而至。在各个村镇、战斗前沿，或者临时中央政府的各种会议和重要活动中，总能看到八一剧团活跃的身影。红色戏剧愈发成为一种极具精神凝聚力和极受欢迎的文艺形式。

随着斗争形势发展和政治文化工作的需要，经过三次筹备会议，1932年9月2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八一剧团为基础，成立工农剧社，社址在瑞金沙洲坝。剧社的任务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戏剧创作、演出活动，同时兼负研究和演出职责。1932年11月18日《工农剧社章程》公布。章程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在本社之下，可设分社，但必须经本社执委会及红校政治部认可后方可成立。” 根据这一规定，红三军团于1932年底成立了“火线剧社”，红一军团于1933年1月成立了“战士剧社”，红五军团1933年2月成立了“猛进剧社”，红一方面军于1933年11月成立了“铁拳剧社”。

此后，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南昌暴动》《杀上庐山》《广州暴动》《亡国恨》《血汗为谁流》《朱德在美国》《沈阳号炮》《武装起来》《阶级》《谁的罪恶》《最后胜利归我们》等一批作品相继发挥着独特的战斗功能和教育功能。在中国话剧史上，大概没有另外一个历史时期，戏剧与政治结合得这样紧密，且如此有效。

而在全国范围内左翼戏剧运动的浩大声势中，共产党团结的戏剧人在工厂建立的蓝衣剧社、在农村以“露天剧场”形式实验的“农民戏剧”等，迅速将剧场戏剧推向广场。抗日战争中，共产党进一步倡导走向广场的抗敌宣传剧，街头剧《好一计鞭子》就在这种语境中产生。到了上世纪40年代，广场戏剧蓬勃发展，这种戏剧大众化实践，更为有效地发挥了戏剧的战斗功能。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文艺工作者们走向前线、走进农村、深入敌后，创作了一批贴近生活群众的剧作。尤其1942年下半年，延安鲁艺、鲁艺实验剧团和青年艺术剧院等单位，推出《我们的指挥部》《刘家父子》《神手》《军民之间》等独幕剧，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奔赴延安演出了多幕剧《丰收》，更是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戏剧事业的新成就，也为话剧创作带来了新气象。随后，《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抓壮丁》《同志，你走错了路》《虎列拉》等剧作，都成为延安文艺的代表剧目。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为新中国更为丰富多样的话剧创作提供了养料。

原创作品：显示勃勃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原创剧作如雨后春笋般生机勃勃。无论讲述战争年代故事还是表现和平建设时期生活，塑造党员形象，传承革命传统，坚定精神信仰，都成为新中国原创话剧的重要任务。具体看，这一领域的创作又可分为表现党的领导、塑造党员形象、反映党自身建设等几大类。

表现党的领导的剧作数量最多，具有多角度、多侧面等特点，产生的影响也最为广泛。在这一创作领域，有的作品再现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如《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万水千山》《金沙江畔》《秋收霹雳》《马蹄声碎》《从湘江到遵义》《历史的天空》等；有的作品反映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如《无名英雄》《野火春风斗古城》《井冈山》《刑场上的婚礼》等；还有的作品聚焦党领导的和平建设生活，如《龙须沟》《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霓虹灯下的哨兵》《风雨同舟》《激流勇进》《代代红》《未来在召唤》《中国，1949》《我在天堂等你》《香山之夜》等。其中，《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万水千山》《龙须沟》《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已经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马蹄声碎》《从湘江到遵义》《我在天堂等你》《香山之夜》等新世纪佳作，正在产生影响。

塑造党员形象的剧作是当代原创话剧的另一重要题材领域，为当代舞台提供了一系列精神先驱、革命领袖、英模人物。《陈毅出山》《陈毅市长》《朱德军长》《人民的毛泽东》《周君恩来》《虎踞钟山》《突围》《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哪一部不是既求准又求新地再现了革命领袖的雄才伟略？《李大钊》《寻找李大钊》《谁主沉浮》，甚至2021年牟森导演的新作品《辅德里》等，哪一部不是角度独特地表现了革命先驱的理想信仰？而《刘胡兰》《杨开慧》《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生命档案》《谷文昌》等英雄戏、模范戏，更因塑造了真实的、有信仰的共产党员形象而令人动容。

如果说上述两类作品艺术效果感人，反映党的自身建设的作品则可以用“惊人”概言。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以来，讲述因射杀恋人而受到党纪处分并被判死刑的党员故事的《爱的牺牲》，提出金钱挑战人道德操守的严峻问题的《“厄尔尼诺”报告》《这是最后的斗争》《叩问》等作品，都以宝贵的问题意识、新颖的构思角度、精巧的艺术结构，成为不可多得的具有“刮骨疗伤”价值的剧作。这类剧作虽不多，但其富含的反思精神和起到的警示作用，却照亮了当代舞台。

不难发现，在以上类型丰富的创作中，出现了很多观众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很多作品不仅具有题材价值，而且具有史学、美学意义。它们不但艺术地再现了党的历史，而且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站在百年节点回望，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与1907年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话剧艺术的发展历史高度重叠。共产党领导下的演剧活动，已经是中国话剧发展历史的重要脉络；在中国话剧史上，那些反映共产党建设成就的一段段故事、一个个人物、一次次艺术尝试，也已在百年历史刻度里，成为时代与艺术的深刻印记，成为我们党百年梦想的历史见证。

（作者系原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