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是舶来品，是从国外流传进来的艺术表演形式。同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戏曲比较起来，中国话剧只能算是小兄弟，甚至是后辈儿孙。但是从戏剧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历史看，话剧，也就是世界上统称为的“戏剧”却有着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时期。从古希腊戏剧开始的西方戏剧先传入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引进到我国。因为我们国家早有戏曲艺术，为了区别戏曲，就称此种演出为“新剧”、“文明戏”、“时装戏”。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看到了西方戏剧，很是喜欢，就组织在日留学生排演《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根据美国《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1907年他们成立“春柳社”，同年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这就开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先河。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化人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也组织了许多业余演剧活动，他们称之为“爱美的戏剧”（Non-occupational“非职业”的英译），胡适的《终身大事》为主要代表作品。同时，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响亮地提出“爱美剧”非职业的戏剧口号，先后成立了“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演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其中《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田汉）、《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爱国心》（熊佛西）、《泼妇》（欧阳予倩）、《一只马蜂》（丁西林）最为有代表性。这些作品为建立中国话剧的文学基础和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早期话剧艺术的经典作品。1922年，洪深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参加了“戏剧协社”。他针对文明戏中的许多不良习气，从剧本、舞台纪律，导演制的建立等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推行男女演员同台演出，形成了中国话剧艺术完整的体制。1925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成立，为培养话剧人才建立了阵地。而由田汉领导的南国戏剧运动，也充分体现了二十世纪20年代新兴的话剧精神。从1924年到1930年，先后上演了许多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剧目，出现了陈白尘、赵铭彝、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一大批话剧演出的骨干人物。1929到1931年，欧阳予倩主办了戏剧研究所，出版了《戏剧》杂志，组织了《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的演出。后来他和洪深、田汉被公认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1928年，戏剧家们根据话剧演出的特色，是以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将这样的“新剧”演出定名为“话剧”，实际就是西方的戏剧演出形式。洪深干脆把英文“DRAMA”翻译定为“话剧”，以区别所谓的“新剧”和中国本土的戏曲。所以话剧在中国也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国内研究中国话剧的专家有很多，但是对山西话剧的专项研究却很少，远不如对山西戏曲的发展历史研究的全面和系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好在由时任山西省文化厅张明亮厅长主编，三晋出版社2009年出版、我省著名剧作家姚宝瑄教授主编的《山西话剧史论》弥补了这个缺憾，为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使山西话剧的发展历史有了系统、全面的记录。山西话剧萌芽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它的诞生与成长，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山西省的话剧艺术严格说起来不会超过中国话剧历史的发展。同样在新文化的影响之下，也是从萌芽到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据鹿雨（张丽云）《太原演剧十五年》记载，大约在民国九年（1920年）前后，太原已有了演出文明新戏的活动。不过这种活动仅局限在少数小学和中学内，演出时间也是利用假期或游艺会、恳亲会。”（参见《太原戏剧史》“从文明新戏到抗日救亡剧”第201页）

根据张季纯先生的回忆，山西的话剧艺术从产生到发展是从省会太原首先发端的。而太原的话剧运动，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才开始的。他曾看过以朝鲜革命志士反抗民族压迫为题材的《山河泪》，以反对军阀战争为主题的《可怜闰月里》等等剧目。演出场所是临时搭成的舞台，在幕与幕间更换布景，要停顿二、三十分钟。这是和传统戏曲的连续演出方法不相同的。为了弥补舞台上闭幕时间的空隙，台下前方或两侧，有学生组成的“雅乐”（主要是丝弦、笙、笛、箫、管、风琴等乐器，很少用大锣大鼓的打击乐器）进行演奏，用以缓和观众等待的焦虑。（参见《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资料》张季纯：《太原话剧活动的回忆》214页）

1926年，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过以反映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伟大事件“二七惨案”为题材的话剧《二七血》。剧本是由外阜寄到太原的油印本，没有剧作者姓名；内容是这一次事变的实际过程，从英美帝国主义者勾结中国军阀镇压当时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阴谋开始，经过工人集合酝酿反抗，到林祥谦、施洋等烈士坚强不屈、从容就义而告结束。太原的党组织接到剧本后，就在几个中学里发动了党员和革命青年三、四十人进行排练；为了解决演出场租和杂费开支，预先在各工厂里秘密售票。工人们购票的热情很高，原先演出一场售票一千余张，但当时就发现供不应求，结果不得不售出近三千张，只好加演一场。演出地点在太原市繁华区域的新化舞台，演出时间是五月七、八两日的下午。由于观众纯粹是工厂工人，在第二天下午演出时已引起官方的注意，派遣了少数密探混杂在观众里面。在演到一半时就有传闻，说这是鼓动罢工的戏。后台演员们得到这个风声，立即紧缩了演出时间，原定四点钟才能结束的戏，在三点半钟就演完了，所以没有发生意外事故。同年冬天，在国民师范礼堂又演出一次，剧目是《甲子第一天》、《父权之下》等。（参见《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资料》张季纯：《太原话剧活动的回忆》第215页）

就在演剧活动进一步开展，话剧在太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一批业余和专业的话剧演出团体也先后在太原出现了。学校业余剧团有1928年太原国民师范组织的“爱美剧团”、成成中学剧团以及其他学校经常演出的临时性团体；在社会上建立的剧团有1929年成立的“醒民剧社”（后改名“亚波罗剧社”，又称“雪花剧社”），最后定名为“五月剧社”，成为太原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此外，还有省立民众教育馆戏剧研究会1932年成立的“壬申俱乐部话剧组”，1934年成立的“西北剧社”，1937年初成立的“新生剧院”等。（参见《太原戏剧史》“从文明新戏到抗日救亡剧”第202页）这些专业和业余话剧团体的成员大多数是学生或者社会青年，他们或活跃在学校，或演出于社会，一般均不以营业演出为目的，只要能有微薄收入，达到向群众宣传的目的就行。比如五月剧社从成立到1934年1月底，仅进行过三次售票公演。正是这种不受盈利驱使的演出，使他们具备了更加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不仅为话剧在太原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肩负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所赋予的时代使命。（参见姚宝瑄主编《山西话剧史论》杨蕾：“抗战初期的山西话剧”第6页）

民国时期，太原话剧界除大量演出社会上流行的戏剧以外，还编创了不少新剧目。这些新剧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抗日战争前后产生的作品，一类是民国后期出现的作品。这些作品除少数取材于历史故事外，绝大多数都来自火辣辣的生活。虽因创作时间仓促，发表（包括上演）也在艺术性上难免有些粗糙，但由于它们多产生于时代的脉搏动荡之中，有浓郁的时代气息、积极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所以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与奋进的力量。但是也有一些作品由于产生在阎锡山反动面目充分暴露之时，所以思想内容无不具有腐朽没落甚至反动的烙痕，更无艺术可言，是民国时期太原话剧作品中的劣品。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不断入侵，中国戏剧界抗日救亡的呼声逐渐高涨。1936年年初，左翼戏剧工作者提出了“国防戏剧”的口号。在“国防戏剧”口号的影响下，太原抗日救亡话剧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次出现了高潮。主要领导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他曾经留学德国，回国后受党的派遣回到山西进行抗日活动，经人介绍被阎锡山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1935年5月，他利用公开身份成立艺术通讯社，并出版文艺刊物，建立话剧演出团体，编演宣传抗日救亡的剧本。杜任之建立的话剧团体“西北剧社”成立于1935年8月，由他亲自担任名誉社长，张季纯担任社长，主要成员有王毅哉、刘静源、张丽云、袁小平、凌信子、周聘雪、李速强等人。演员有舒润华、李芝君、马瑜、曹子玉、苏啸波、赵宗儒、周玉庭、贾艺光（贾克）、亚马、陈玲（陈宝贤）贾绍谊（雷铿）、郝思源等。西北剧社演出的第一部话剧《醒来吧》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号召民众起来抗日的剧目，因为反映了观众心里想说的话，很受观众的欢迎。

太原沦陷以前，在太原从事话剧创作的人主要有杜任之、宋之的、张季纯、王毅哉、刘静源、袁小平等。其中宋之的、张季纯的作品影响最大。另外，贾克、赵树理的话剧创作也在山西颇有影响。

宋之的，原名宋汝昭，生于1914年，河北省丰润县人。自幼家贫，14岁即参加戏剧活动。1930年入北平法学院学习。后因参加演剧及进步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春，应邀至太原，任太原西北电影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并编辑《西北电影》杂志。1936年，阎锡山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宋之的于同年5月离开太原返上海。他在太原期间，曾以山西煤矿生活为题材创作过一部三幕话剧《谁之罪》，发表在艺术通讯社主办的文艺刊物《文艺舞台》上，西北电影公司剧团演出时改名为《罪犯》。这部剧作以矿工生活为题材，揭示了煤矿工人在资本家压榨下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与不平。剧中的主人公袁北里虽然一向谨小慎微安于职守，但仍没有逃脱被革职的恶运；因公致残的矿工刘建飞，也因失去劳动能力而陷入了失业的困境。于是在生活的逼迫下，一个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妻子，一个铤而走险抢了阔少的钱，因此双双被捕人狱，成了罪犯。剧本没有动人的说教，也没有离奇的情节，而是通过生动的事实向人们深刻地指出，是社会逼他们走向了犯罪的道路，“抢的高明点的，社会就保护他；抢的不高明的，社会就说他有罪。社会就正是这些强盗的窝主”。表现了作家对煤矿工人的深切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愤怒控诉。为此，该剧仅演出三场就被迫停演。（参见《太原戏剧史》第217页）

张季纯，1907年生，山西阳城县人。曾在太原国民师范就读，是该校业余剧团及太原民众剧社的重要成员。1932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曾在上海联华电影制片厂任职。1935年回太原从事抗日救亡话剧运动，任西北剧社社长。同年底，创作了四幕话剧《醒来吧》，发表在《文艺舞台》上。这是一部旨在唤醒民众抗日的戏。作者在剧中通过具体生动的情节向观众揭示：在敌人的侵略面前，只有全民族共同团结，协力抵抗，清除内奸，一致对外，才能报仇雪耻，收回失去的土地。这部戏写成后，于1936年元旦由西北剧社正式演出，由于它及时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说出了观众心中的话，所以尽管剧本还存在许多不足，演出后仍受到了热烈欢迎。（参见《太原戏剧史》第217页）

贾克，原名曾志开，又名贾艺舟，祖籍江西，1919年生于北京。抗战前即在太原从事话剧救亡活动。抗战开始后，他去延安鲁艺学习，后到晋察冀边区，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事戏剧工作，任话剧组长，编剧组长等职务。独幕话剧《保卫合作社》是贾克在抗战期间的一部重要作品，写于1945年。剧本描写的是我边区合作社组织在敌占区、游击区同日伪的“开发公司”围绕收购棉花、棉布开展的一场经济斗争，表现了游击区人民群众心向八路军，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同一时期，贾克创作的《突围》也有一定的影响。贾克还曾经参与多部话剧的演出，是当时太原话剧演出中颇有影响的演员。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他从小喜爱家乡戏上党梆子。他创作的快板剧《打倒汉奸》发表在1937年1月《太原日报》全剧以押韵的对话描述了一个汉奸用欺骗的手段替日本人搜罗苦力，从中渔利，终于被人揭穿的故事。剧中的汉奸保官，不仅甘心为日本人效命卖力，而且还是个丧尽天良的人贩子。他利用山区农民的贫困和无知，将年轻人骗到天津，然后卖给日本人去做牛马，修机场。后来他再次回到山村行骗时，遇到了逃回村的苦力来栓，当场揭露了他的罪行，作恶多端的保官终于受到了愤怒群众的惩处。在这出戏里，赵树理运用农民的通俗语言写出了黑蛋父、黑蛋母以及二嫂等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显示了他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风格。赵树理在话剧创作中，最有名的应当数1943年12月创作的三幕话剧《两个世界》。该剧通过根据地和敌占区两个世界的鲜明对比，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军队和伪政权对群众的残酷压榨的罪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痛苦遭遇，歌颂了根据地的新世界，表现了敌占区人民憧憬、向往根据地新生活，并最终获得解放的喜悦心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许多爱国戏剧工作者组成了各种救亡演剧队、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和大后方来到山西抗日前线，用他们的创作和演出，慰问抗日军民，发动群众奋起斗争。从此，山西的抗战话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最先来到山西前线从事话剧活动的是丁玲、吴奚如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晋察冀的话剧运动中，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是地方所属的影响较大的文艺团体，于1937年8月在延安宣告成立的。他们于1937年10月1日渡过黄河，经大宁、蒲县、临汾到太原，然后又到榆次、太谷、榆社、和顺、沁源、洪洞、赵城等地，历时半年，辗转三千余里。“除了写通讯报道以外，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宣传演出，并且常常以话剧为主。”（参见丁玲：《丁玲戏剧集》第10页）“除了公演，还经常到各学校、剧团、战时工作团、军队或伤兵医院，去教唱歌或帮助演剧”。（参见《新华日报·华北版》1938年4月27日）他们在这些宣传演出的过程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带动了山西各地区话剧活动的开展。

抗战初期，来到山西前线的话剧团体还有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一队。这支由马彦祥、宋之的领队，崔嵬、丁里、塞克、贺绿汀、王针织、聂绀弩、欧阳山尊、李丽莲、邸力、祝嘉蒂、王贵、李农、王馀杞、王光鼐、程默（殷勤生）黄文和王蒴等人组成的队伍，是“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之一。进步的戏剧工作者都参加了这支队伍，还有很多青年学生。演剧一队从上海出发，途经南京、武汉、郑州、开封、洛阳、西安，于1937年底由崔嵬、王震之率领进入山西，在晋南、晋东南地区演出，大受欢迎。在此期间，他们还由戏剧家塞克和作家萧红、聂绀弩、端木募良合作，创作了反映山西人民抗日斗争活动的三幕话剧《突击》，演出获得极大成功。

1938年秋天，周恩来在武汉以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名义，先后把汇集在武汉的抗日救亡演剧队和其他戏剧团体重新组建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分到各战区服务。同年9、10月间，由张光年（光未然）率领的抗敌演剧三队（其前身是光未然领导的武汉拓荒剧社），主要成员有徐世津（前任队长）、王负图（后任队长）、钱辛稻、力群、金浪、田冲、蓝光、赵辛生（赵寻）、邬析零、胡宗温、田雨等，来到第二战区阎锡山的驻地晋西南地区。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长期活动在阎锡山驻防区，坚持团结抗战的原则，积极开展抗战话剧运动，并经常到我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流动演出。演剧三队因为经常随部队同进退，有“艺术小兵团”之称。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他们“男同志都有了步枪，女同志都有了手榴弹，时常肩负着天幕道具化妆品一夜间奔走六七十里山地演剧”。（参见《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2月27日）1939年春，演剧三队还曾西渡黄河到革命圣地延安，向党中央作汇报演出。在延安，光未然与冼星海合作，创作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后来，演剧三队改为剧宣二队，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曾遭到阎锡山的迫害和监禁，但始终坚持着话剧活动。

丁玲、吴奚如领导的西战团和崔嵬、王震之率领的演剧一队在山西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而且属于战地巡回演出的性质，但是对于抗战初期的山西话剧运动的发展却起了推动和示范作用。特别是战斗在第二战区阎锡山驻防区的演剧三队，经常到根据地与我部队文艺团体联合演出，并进行艺术辅导，前方和后方的话剧队伍携手合作，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和称赞。1938年冬天，西战团在周巍峙率领下第二次出征，到达晋察冀边区，并长期在那里战斗和演出，为晋察冀的话剧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由许多著名戏剧家参加的演出活动，不仅对唤醒山西群众觉悟，鼓舞军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山西话剧运动的开展起了示范和辅导作用，大大推动了山西新型话剧运动的开展和艺术水平的提高。

八路军的各级文艺宣传队也是这一时期在山西话剧界活跃着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军向来就有重视开展革命文艺工作的传统，随着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它的各级文艺宣传队也随军来到了抗日的前方。活跃在太行山地区的有八路军总部的“火星剧团”、一二九师“先锋剧团”，战斗在五台山地区的有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则主要活动在晋西北的吕梁山区，并曾一度随军东征到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进行演出活动。此外，还有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各纵队的剧团、文工团。这些部队的戏剧团体构成了抗战初期开展的山西话剧运动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还有“抗大总校文工团”、“总政鲁迅实验剧团”、三五九旅“战旗剧社”、三八六旅“野火剧社”等，都相继来到山西，在晋东南、晋西北、晋察冀等地演出，进一步带动了山西各地区的话剧活动。随后，山西新军决死队“前线剧社”、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地宣传团”、第二战区抗敌协会歌剧队、话剧队（队长张季纯），牺盟会“吕梁剧社”等，不但在部队内部演出，鼓舞士气，活跃生活，而且也深入各地进行公演，向群众宣传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和重大成果。

“七月剧社”于1937年11月成立于山西五台县，主要活动在盂县、五台、繁峙、定襄、山阴、崞县一带。它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最初，他们以深入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战地服务为主要任务，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陆续充实了一批文艺骨干，并加强了剧社的领导和专业训练，使剧社的创作和演出水平不断提高。1939年冬，副社长王丁创作的话剧《小放哨》，在晋察冀军区成立二周年文艺汇演中荣获了戏剧一等奖。

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属的“火线剧社”，成立于1937年12月，1938 年5月，他们在盂县等地演出了《十里铺》、《火烧洪子店》等剧目，为宣传和鼓舞群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9年12月，为纪念分区成立二周年，他们排演了《生产大合唱》、《滹沱河大合唱》等大型节目，标志着剧社的演出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由于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战初期的晋西南阎锡山驻防区，也曾有过抗战话剧活动的开展，除去由党从武汉派去的演剧三队长期战斗在那里以外，在第二战区抗敌文化协会所属的民族革命实验话剧团和民族革命实验歌剧队、第二战区政宣队等单位，也聚集了一批革命和进步的话剧工作者，如张季纯、陈鲤庭、瞿白音、何文今、马瑜、陈强等。他们在全民抗战的高潮中，以话剧为武器，在晋西南黄河沿岸，从事艰苦的工作，创作演出了一些以抗战为题材的剧目。如民族实验话剧团演出过独幕剧《军火船》、《插翅虎》，街头剧《卫生针》（张季纯作）以及多幕剧《凤凰城》等；政宣队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夜光杯》等。这些剧作的演出都受到了当地抗日军民的欢迎。对于推动那里的抗战话剧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敌后晋察冀边区的开辟和斗争的发展，各军分区的剧社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甚至有的县、村、学校也相继建立了剧社（团）。“仅就1938—1940年间的统计，全边区有大型剧社（团）25个，村剧团1000多个。”（参见王剑青、冯健男主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88页）“一个县就有63个村庄成立了村剧团或宣传队；在另三个县共有281个村剧团活动”，由此可见乡村剧团的活跃程度。这些剧社的活动，几乎遍布边区的每个角落。它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以其自身的优势来宣传党的政策，歌颂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表达军民的情绪、愿望和理想，成为边区军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摘引自姚宝瑄主编《山西话剧史论》部分章节）

抗战胜利之后，山西的话剧艺术有了更加繁荣的发展。随着山西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一部分解放区文艺团体按照党的指示陆续进入太原，展开新的艺术工作，这些解放区文艺团体中的很多优秀文艺工作者留在了山西工作，为山西话剧的发展准备了优秀人才，先后进人山西太原的新文艺工作团体有：

太原市文工团，1949年4月24日进驻太原。其前身是吕梁军区吕梁剧社，社长洛林。吕梁剧社是1946年1月由晋绥三分区湫水剧社、七分区人民剧社、八分区大众剧社组建而成。1948年秋，更名为晋中文工团。太原解放前夕，又更名为太原市文工团。曾演出过一大批富有新意，深受观众欢迎的新剧目。太行文艺工作团，1949年夏进驻太原，其前身为成立于1938年的襄垣农村秧歌剧团和武乡光明剧团，后几经演变于1947年组建更名为太行文艺工作团。进入太原后改名为山西省文工二团、山西省乡村文化工作队、山西省文工团，团长寒声。该团活跃在省城太原和省内的一些城市，以及工矿、部队、农村，常演的剧目有《刘胡兰》、《赤叶河》、《罗汉钱》、《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53年全国文工团进行调整时，大部分人员去了天津，其余人员加入了后来成立的山西人民歌舞剧团。。（参见《太原戏剧史》第242页）当时进入山西省太原市的新文艺演出团体还有太行军区文工团和太岳文工团，这两个文工团进入太原后，分别改名为山西省军区文工团和山西省总工会文工团。

除了以上的这些新文艺团体外，五十年代还有一些优秀的文艺干部随续调到山西太原工作。这些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对山西各项文艺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山西解放后十七年的话剧繁荣发展离不开这些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他们演出了一大批思想内容积极向上的好剧目，使得山西话剧舞台面目为之一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当时在省城舞台上出现的有影响的话剧有《习惯成自然》、《风云突变》、《刘胡兰》、《烽火中的三代》，这些优秀剧目都是由来自革命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创作或参与创作的。为了配合人民政权的建立，新文艺工作者积极工作，演出的《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等一些充满新思想和富有战斗性的剧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他们将新思想、新作风以及党的革命文艺思想、方针、政策带进了新组建的文艺演出团体，使得剧团全体人员明确了艺术创作任务和发展方向，为文艺团体在新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新文艺工作者的加入使得新时期的山西话剧界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优秀的人才；同时，这些艺术工作者又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在他们的教育和培养下，山西的话剧新人迅速成长，这种人才的良性循环为山西话剧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摘引自《太原戏剧史》第二节“新文艺工作者对戏剧建设的影响”部分章节）

（作者系山西戏剧网顾问，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戏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