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话剧院创排的话剧《于成龙》以其鲜活的人物形象、厚重的文化内涵、新颖的舞台呈现，让观众耳目一新。现场的震撼冲击和观众观剧后的热烈反响，为戏剧演出市场和久未走进剧场的观众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一代廉吏名臣于成龙，生于山西永宁州（今吕梁方山县）。他于清顺治十八年初仕广西罗城，在二十多年为官生涯中足迹遍及广西、湖北、福建、直隶、两江，从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到督抚大员、封疆大吏，所到之处，政声嘉隆，百姓爱戴，三次被举“卓异”，康熙皇帝赞其“高行清粹”“天下廉吏第一”。要在舞台上用短短两小时来展现如此经历丰富的人物，无疑是这部话剧作品面临的巨大挑战。

大幕拉开，被任命为巡抚的于成龙甫一到任就踏入了既“藏龙卧虎”也“藏污纳垢”的直隶，京畿要地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扣人心弦的戏剧情节就此铺开。话剧《于成龙》紧紧围绕于成龙就任直隶巡抚期间为民请命、惩治贪官污吏步步深入，彰显他刚正不阿、敢于担当、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兴利除弊、两袖清风的为民情怀，用他自己的言行为“自省六戒”做了最生动的注解。作品在塑造廉吏形象、挖掘能吏廉政文化上无疑是成功的。其成功首先得益于编剧能够敏锐地选取剪裁，并善于以点带面来“剖析麻雀”：将戏剧人物置于家国情怀、官场险境、伦理亲情、师道友情的矛盾焦点上反复炙烤，让人物灵魂不断在聚光灯下放大、撕扯、拷问，进而得到升华。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遵循话剧艺术规律的处理，才为今天完美的舞台呈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和其他艺术门类作品一样，话剧艺术要想赢得高度、深度和厚度，必须获得思想的有力支撑。能吏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旋律文艺作品聚焦的重点之一。但在当前大众消费时代多元化、大众化接受语境下，如何才能不断挖掘其精神内涵，并依托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切实写出深意、新意，从而吸引观众走进剧场，无疑是舞台艺术创作的难点。具体到话剧《于成龙》，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天下能吏廉吏多矣，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话剧艺术的形式来审视于成龙？当观众走出剧场时，于成龙身上除了和其他能吏廉吏一样都具备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之外，哪些东西还值得大家深入思考？这恰恰是话剧主创人员需要精心着力的地方。显然，如果话剧仅仅停留在为表达“能和廉”本身而去表达，缺乏更高层次挖掘展现，是很难满足当下观众审美期待的。实际上，相比较以镜头语言见长的影视艺术，作为以舞台表演艺术为核心的话剧如果能让观众在剧场获得更高层面的审美和情感共鸣，正是其扬表现之长、避技术之短的最佳路径。

我们看到，话剧《于成龙》至少在以下方面对能吏廉政文化进行了有意义地再开掘：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孕育了于成龙，于成龙又是如何从一个普通读书人成长为“天下廉吏第一”的。表面看来，《于成龙》并没有对人物成长过程做全景式铺陈，而是围绕他就任直隶巡抚后的经历进行截面式呈现，似乎陷入了无法完成上述命题的悖论。但舞台艺术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能够让艺术家在有限时空和无限可能之间获得无穷的艺术张力。我们的艺术家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特征，在两个维度上使用润物无声的方式完成了上述任务：一是表现于成龙开蒙伊始就从老师邢先生那里获得的儒家思想的浸润滋养，可以看作是“溯源”；二是展现于成龙在其为政实践中思想的不断精进成熟，可以看作是“追流”。前者主要体现在剧中反复出现的《论语·为政》中的名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从当年永宁书院的琅琅书声，一直到于成龙生命行将结束，一直回响萦绕在耳边心际，儒家思想无疑奠定了他为政思想基础，并贯穿于其为政生涯始终。后者包括于成龙和母亲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以及剧中借康熙之口对“父母官”的诠释：“做官不是做一方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为一方父母做官。”从当年于成龙远赴广西上任时“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铮铮誓言，到他对“父母官”的深刻体悟，直到“自省六戒”的提出，代表的是其思想的升华。这一植根于儒家思想土壤的朴素民本思想的不断生发，既展示了“民本”融入了其为政思想和实践的过程，更展示了读书人于成龙一步步成长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人生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来自儒家先贤、母亲等他者的文化塑造，另一方面来自于成龙“自省”式的自我塑造。如，剧中于成龙与奇英的对话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种不同的“政绩”观，更是于成龙“为民”还是“为己”抉择背后的人格彰显。“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自省六戒”中既有宏观的为政方向，又有微观的详细举措，既有向外的施政用刑，又有向内的自我约束，丰富具体，宽严相济，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是于成龙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和高度凝练，标志着于成龙廉政思想的日臻成熟，更是我国能吏廉政文化的宝贵财富。至此，于成龙完成了自我塑造，我们则跟随主创人员完成了从“源头活水”“源”的追溯到“万亩方塘”“流”的找寻，还原了“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成长之路。

从“源”寻“流”，由“流”溯“源”，可以看到，在于成龙的为官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以百姓利益为中心的朴素为政理念，体现了儒家忠诚担当、廉洁奉公和以人为本的朴素价值观。这一朴素民本思想和我们今天倡导的担当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清白政商关系等时代主流价值一以贯之，遥相呼应。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关照当下。激活并吸收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对于我们今天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激励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我们深入挖掘中华能吏廉政文化的现实意义所在。

此外，话剧《于成龙》在艺术呈现上进行了新的突破，同样是对能吏廉政文化舞台表现的贡献。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于成龙》在演出时除了分区表演、时空对话等常用手法外，现场还出现了很多以往话剧舞台上不多见的场景和手法，如一支时而以群演出现时而穿插期间的歌队，一个官服后幻化出的若隐若现的神秘角色，一把被遮蔽着直到最后才展现在观众面前的透明椅子等。我们会发现，作品在舞台呈现上有跳跃感强、哲理性重，人物塑造内外并举，诗性表达和象征意味浓厚，以及给人强烈的视觉和思维的冲击力等诸多特点，在空间美学参与叙事和推进剧情方面颇多独创新颖之处。由此带来的冲击力，甚至掩盖了叙事非线性化和结构碎片化的现场观感。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现实主义话剧舞台以火热的现实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以真实再现为主要表现方法，观众也随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欣赏习惯。从这个角度看，话剧《于成龙》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廉政题材之一剧、耳目欣赏上之一新，更是戏剧理念、表现手法和观众欣赏习惯的丰饶和收获。

引一泓“源头活水”，开掘能吏廉政文化的新内涵、新境界，滋润涵养“天光云影共徘徊”的“万亩方塘”，为天地间养一股浩然正气，话剧《于成龙》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