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平编剧、李伯男导演、申奥舞美设计、山西省话剧院创排的原创话剧《晋绥儿女》，在山西大剧院上演。剧作所表现的也许是今天的人们并不十分了解的历史，即在解放战争中晋绥革命根据地人民，送10万子弟参加解放军，动员30万人的运粮大军，组成了几千支运粮队，向陕北和前线送粮19万担，为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保证陕北战场取得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观众激动地表示，看了这部戏才知道山西竟有这样光荣的历史，才知道我们的前人为全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如此可歌可泣、令人引以为豪的事情，应该让当代人和我们的下一代多了解和铭记这样的历史，把曾有的伟业和传统在新的征程中继续发扬光大。由此可见，一部成功的戏剧通过开拓题材和表现生活，产生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话剧《晋绥儿女》是在热闹异常的氛围中开场的，在临县碛口的黄河渡口，来自李家窑和巡检司的秧歌队在锣鼓唢呐声里载歌载舞，以此欢快的伞头秧歌，欢送自己的儿女奔赴战场。正如剧作通过解放军一纵某部副团长曲富民之口表明的：“乡亲们盼着好好过日子、过好日子的愿望，眼瞅着快要实现了，可胡宗南的二十多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这就是晋绥的又一批子弟兵要西渡黄河参加战斗，以及晋绥人民踊跃欢送儿女上前线的根本原因。这或许是当年最为常见的一种场景，然而戏剧以生动精彩的戏剧性展现，将观众带入使人热血偾张、激情澎湃的典型历史情境当中，能够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而随着剧情的展开，剧作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和人物情感纠葛，为我们演绎了一部令人荡气回肠、扣人心弦、并产生无穷回味的大戏。

仔细观赏话剧《晋绥儿女》，我以为其实际上是由三条线索构成。第一条是运粮线，从剧作的主旨和戏份上讲，这是剧作真正的主线，其以写实性的手法，详细讲述以李家窑村长李清河为代表的晋绥人民怎样克服路途遥远的重重困难，跨过吕梁山和汾河等山川阻隔将大批粮食送往延安和战斗前线。虽然山重水复却并没有阻挡住人民群众送粮的脚步，人心所向都写在人民的脸上及他们义无反顾的行动中。但剧作对此又并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通过对人物内心的开掘，平生了颇富人性深度的波澜。如李清河一开始对运粮有些心生犹豫，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态度看上去似乎并不积极，剧作揭示出这正在于他不仅懂得吕梁山高、汾河水险及路有悍匪出没，而且“眼瞅着这些年打仗，我们从原来的239户人家，到现在只有78户，78户人家78眼儿窗，窗里亮着78盏灯，我想护着这78盏灯，让他们都亮着……”这番话相当震撼人心，表达出他作为一村之长所意识到的肩上之责，及其所具有的深沉而炽热的内心。而一旦听说“巡检司的运粮队明儿一早就出发了”，他的好胜心和责任感便被激发，立刻表示“拎好我的酒葫芦，咱们去给咱的子弟兵送粮！”由此也显示出了人物一往无前的性格深度和历史质感。运粮队伍中的另一重要人物王运波，既作为教书先生，又是能歌善舞的伞头，属于乡村有口碑、有威望的文化人，“当年打鬼子腿受了重伤，现在打胡宗南，还要坚持去运粮”，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所反映的立场和情感，代表的正是人心的向背。在运粮路途中遭遇国民党军袭击时，他英勇无畏地挺身而出追赶大骡子而中枪牺牲，表现得异常的果决。他临终前对李清河的一番深情告白，不只显示出其举动的壮烈，而且透视出人性的纯朴和境界的高远。这两个人物行动所证明的是战争的伟力正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真理，从而使该剧具有某种浓重而悲情的史诗般的意味，成为一部有着历史质地和灼热温度的戏剧佳作。

第二条是情感线，也是剧作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女主人公王玉梅是兴县巡检司村人，她与临县李家窑村的李家宝自幼订了娃娃亲，但她与同村的徐全有则是青梅竹马长大，两情相悦。从性格的角度看，徐全有粗通文墨，性格虽比较温和，却绵里藏针坚韧成熟；李家宝没有文化，虽性格直率豪爽，却于乖张中见油滑，这可能是王玉梅情之所钟徐全有而舍弃李家宝的缘由所在。王玉梅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对上延安大学的渴望，就是其对光明与未来的向往，这是这个人物的性格基调和精神底色，虽然陷入娃娃亲与自由恋爱两难间的牵绊，但她既坚守了内心的愿望和表达的坦率，又不失对于对方体面的顾全，是一个有情怀、有境界、惹人爱的艺术形象。在徐全有上前线时她送荷包给他，无疑是明确表达爱意的重要象征，此举却被李家宝看到而恼怒异常，三个人的情感错位与纠葛也由此展开，且一直延续到两个男性各怀着忐忑之心上前线，延续着暂未理清的情感纠结。三家的父母也因此卷入这种矛盾冲突之中，剧作对此进行了极具伦理与人情色彩的挖掘与表达，这既反映出人物对过去情感与爱心的真实投入，又有即将失去这位可爱儿媳的失望之情，更有面对这一难以改变的现实时所表现出的大度宽厚的胸襟。从戏剧性的角度说，这也许是某种预先的设定，在战争岁月又是最易发生的可能，但其间蕴含的却是巨大的人生意味。

第三条战斗线的精彩之处同样引人瞩目。走上战场的徐全有和李家宝，既是“情敌”又是战友，既怀恩怨又并肩战斗，这本身就是戏，就是构成戏剧性的特殊要件。两人情感上存在着疙瘩，不免使之时时产生龃龉。两人同处战场环境，又使之形影不离难解难分。值得赞赏的是，剧作对于残酷战争生活的呈现，不是战壕真实式的再现，而是采用某种喜剧性的方式来处理，以此凸显两个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以及战争环境下不同的人物表现。而他们从徐全忠口中获悉熟人黑子牺牲的消息，又使两人受到了英雄精神的激励和感染，以及通过忆苦思甜的场景呈现，使之更进一步地接受了为谁打仗的道理，完全明白“等仗打赢了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从而最后放下了恩怨情仇，成为真正同生共死的战友，在拿下小南山的激烈战斗中，以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姿态迎敌，显示出晋绥儿女同敌人血战到底、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

这三条线互相交错又平行推进，产生了极为有机、跌宕起伏、慷慨悲壮、激动人心的叙述效果。以此为依托，饱含深情地讲述了晋绥革命根据地这一方红色热土在战火洗礼的年代，晋绥军民如何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以热血铺筑共和国诞生之路的坎坷历程。剧作所蕴含和传达的是革命年代积淀下来的“晋绥精神”，表明晋绥儿女不仅仅是前仆后继地为前线送粮，还在真正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为了美好的生活、为新中国的建立所做出的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付出。同样重要的是，剧作写出了他们的情感和心灵历程，让人们认识到，在晋绥大地上，高大的不仅仅是地理与地势，更是滚烫的人心，是人性的光辉，是伟大的人格，是人的精神境界，是民众中蕴藏的伟大力量，这一切都让人高山仰止。

随着动人的旋律响起，独特地域性音乐元素的运用与烘托，仿佛能让观众流出泪来，心里滴出血来。极富地域特色的三弦书的说唱，在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表演形式的一种补充，对戏剧题旨的一种阐释，更是晋绥人民内心世界的抒情性表达。而在结尾处由人物陈述的“吕梁山高，汾河水长，英雄的土地走出英雄的儿女……”在伞头秧歌的咏叹里，表达的是个体命运升华融入到民族命运中，给人以情感与视野上的浩大宏阔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