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当然，中国话剧到底诞生于哪一年，本身存在争议，双方各有许多理由。不过，或许还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我们为什么需要话剧？这样，无论考察历史还是观察当下，反而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启发。

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人无法绕开，这就是余上沅。他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掌门人，也是近代“国剧运动”的发起者。余上沅的青少年时代在湖北度过，沐浴着新文化运动的阳光，与恽代英、林育南等革命者相过从，也曾是学生运动的弄潮儿。1920年，他来到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1922年到清华学堂任助教，次年以半公费赴美留学，先在匹兹堡的卡内基大学戏剧系，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回国后，又在国立北京艺专等校授课。1935年开始主持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随着政局变动，学校从南京迁到四川江安又回迁南京，但余上沅一直坚守这块园地，十四年间，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

余上沅留下的著述不多，谈话剧理论的更少。不过，在这位中国话剧祖师爷级的艺术家那里，对“我们为什么需要话剧”早就有了答案。上世纪20年代，他在《我为什么要学戏剧》中说：“许多朋友很疑惑为什么我要学戏？其实这也用不着详细解释，简单一句话：因为我爱‘她’。我在武昌念书时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谁知一到政治中心的北京，我反而和文学结了婚。和她同居了两年，觉得她面庞尤其可爱：因为她面部有眉，眉能言语；有目，目能听话。越和她亲近，越觉得她全部的美、生气、灵魂，都聚集而涌现在面庞上、眉目之间。其神妙之处，竟把世上的美全融会贯通在这里面了。这就是我爱文学而尤其爱戏剧的原因。”他还说过，要终身做戏剧的“仆人”。为此，几年后，他在给戏剧理论家宋春舫的一封信中说：“吃饭是一件小事，万一做穷教员也做不着，做小工也未尝不妙”，最发愁的是没有机会从事他喜爱的话剧。

若说这只是余上沅的夫子自道，那么，我们还可以从他1925年的一封信里找到更具普遍性与理论色彩的回答。这封信是写给清华同学的，登在那一年的《清华周刊》上。他写道，一个国家是应当图谋富强的，但富强只是手段绝不是目的，“正如人绝不是因为吃饭而生活一样”。“国家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以为是：把人类的一部分归纳于一个完善的组织之中，使他成为一个有机的单位；若干同性质的组织彼此互相辅助着，使人类得以享受最完美的生活。”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点呢？“不能不在美术上去努力，尤不能不在美术之汇总的戏剧艺术上去努力！”此处所谓“美术”，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艺术”，而在上世纪20年代，戏剧确实是当时艺术门类中综合性很强的一种。在余上沅看来，“惟有艺术可以把人们卑浊而丑恶的胸襟感化而为高洁而且美好”，他的志愿就是“用高贵的艺术来图谋社会人群的幸福”。可以说，余上沅的话剧发生论是“双线复合”的，同时指向个体和群体两个目标。相应地，他理想中的话剧也就具有美化人生、收拾人心两大功效。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追求个性解放，塑造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是知识界孜孜以求的事业，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呼声也在高扬。一批“国”字头的概念在当时蓬勃兴起，比如美术界的“国画”，医学界的“国医”，体育界的“国术”，当然还有涵括更广的“国学”。就像今天什么东西都是“互联网+”一样，当年，“国+”也是一股来势汹汹的潮流。我想，余上沅和他的朋友们发起的“国剧运动”也应作如是观。后来，新的国家终于建立起来了，“国+”的思潮却衰落下去，余上沅心心念念的“国剧”最终也没有收获满意的结局。

不过，余上沅这一代人从西方引进和推广的话剧确实在中国土地上扎下根了，开枝散叶，长势不错。如今，各种话剧“节”或“展”层出不穷，IP戏剧等新名词频频出现，看话剧几乎成了城市文艺青年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即便如此，余上沅当年所希望于话剧的，依然值得咂摸，当我们痛感于生活的乏味或社会的撕裂时，就更是如此。话剧乃至一切艺术，最终所给予人的，不应只是一个五色炫目的舞台，或一个精巧哀婉的故事，而是一种艺术精神，它能荡涤人心中的卑浊丑恶，同时又是一种美的力量，让生活趋向高洁和美好。今年恰好是余上沅诞辰120周年，当我们回望这位话剧先贤，不妨在这里划一下重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