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到今天成为民族文化之林中不可替代的艺术形式，话剧已经走过了110年的历史。

中国话剧，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西方列强以武力轰开大清国门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中国人引进的西方艺术形式，这种“舶来品”经由中华民族文化不断的吸纳和改造，已基本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话剧，在艺术形式上有别于传统戏曲，它不以歌舞演故事，而主要以对话、形体动作和舞台布景，创造真实的舞台幻境。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它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无论是抗战的硝烟、“文革”的摧残，还是商业大潮的席卷，都不曾使它改变自己的艺术品格和精神追求，相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它在挫折中锤炼，在嬗变中适应，在探索中发展。

话剧110年进程中，涌现过很多优秀的戏剧运动领导者、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人员，他们共同创造了不朽的话剧艺术成果，已经构成了中国话剧史的不朽篇章，并为今后的话剧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经验。

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中国人，是清朝末年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或由于外交礼仪，或出于好奇，观看了“西剧”的演出。令他们感兴趣的，一是津津乐道西洋“戏馆”建筑之华美，其“规模壮阔逾于王宫”；二是惊异于西方“优伶”地位之高贵，所谓“优伶声价之重，直与王公争衡”；三是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四是看重或夸张西方戏剧之社会功能。以法国为例，说法德战争后，法败，集巨款建戏馆，“盖以鼓励国人奋勇报仇之志也”。

稍后，随着中国沿海口岸的对外开放，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外国侨民涌入中国，1866年，西方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戏院，定期举行“西剧”演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戏曲界人士对古旧的剧目不足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甚为不满，艺人汪笑侬（1858—1918）致力于戏曲改良，创造和改编了不少托古喻今的戏曲，演出中唱腔缩短，戏曲的行当划分已经不明显，舞台布景趋于写实。此时期来自新式学堂的学生演剧活动也逐渐滥觞。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借助戏曲故事，编演了名为《官场丑史》的戏。它在形式上接近后来的话剧。

1906年冬，一个旨在研究各种文艺的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成立。由李叔同主持，主要成员还有欧阳予倩、吴我尊、马降士、曾孝谷等。春柳诸人多为戏剧爱好者，他们推崇日本“新派”，即新剧，并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己任。他们于1907年2月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片段，获得在东京的中外人士的称赞。6月又演出了根据美国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剧中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已显示了现代戏剧的特点，因此人们叫它“新剧”。一般史家把1907年作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

辛亥革命前，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编演新剧，到北京、天津等地演出。他自称演戏是为了“唤起沉沉之睡狮”，因此他的戏剧活动中有着鲜明的革命色彩。1912年，陆镜若、马绛士等人在沪成立了“新剧同志会”，随后，“新戏”“新剧”“文明新戏”“文明戏”等名词，开始在中国民众之中普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把从西方引进的新的舞台演出形式称为“戏剧”。《新青年》曾经出版过“戏剧专号”；1921年，茅盾、汪优游等人曾发起组织民众戏剧社，他们还出版了6期《戏剧杂志》；20年代，田汉、洪深等开始登上剧坛，田汉以自己的戏剧创作，确立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文学价值，洪深则建立了现代导演制。在上世纪20年代，“戏剧”这个称谓基本等同于后来的“话剧”。

1928年4月，在一次上海戏剧同人的聚会上，洪深提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洪深解释说，“话剧是用那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洪深的提议得到了欧阳予倩、田汉等人的一致赞同，从此，这种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的舞台艺术样式，有了自己的新的固定名称——话剧，并一直沿用至今。

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话剧的现实性、民族性得以强化。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话剧在抗日战争中浴火重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向关注国家命运的戏剧界人士群情激愤，仅仅一个月，一部集体创作导演、上百人参与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即被搬上上海舞台。它以宏大的场面、昂扬的气势，显示了中华民族誓死抗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在血与火交融的战争年代，无论是在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共产党领导的戏剧运动都如火如荼，一系列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以街头剧、茶馆剧、帐篷剧等流动演剧方式进行敌后演出。据胡可先生回忆，在晋察冀地区，在鬼子的炮楼下，抗敌剧社进行飞行演出：敌后武工队带着演出小队悄悄进入村子，给敌占区老百姓演戏，宣传抗日，敌人一出动就紧急撤离。胡可先生说，有时候带他们进村的人在突围时就牺牲了。因此，中国话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娱乐，它是老百姓心里战胜强敌的神圣信念，也是照亮敌伪统治区漫漫长夜的星星之火。正是基于中国话剧人的顽强奋斗、流血牺牲，才将话剧艺术普及到了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抗战时期，欧阳予倩、郭沫若、田汉、曹禺、夏衍、老舍、李健吾、阳翰笙、吴祖光、丁西林、陈白尘、宋之的等一大批优秀剧作家的优秀剧目，创造了中国话剧在战争年代辉煌的文学成就；洪深、黄佐临、张骏祥、章泯、应云卫、唐槐秋、金山、蓝马、王莹、白杨、张瑞芳、王大化等导演、表演艺术家，则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丰富舞台艺术成果。

新中国成立，中国话剧也随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艺术方针上，话剧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剧团建设上，由过去的民间团体，转变为正规的政府统辖的艺术院团，从哈尔滨到西藏、从广东到新疆，建立了遍布全国的话剧院团体系；在演剧方法上，大力推行从苏联引进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话剧的发展虽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但仍然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了一批优秀剧目，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演剧学派。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间，话剧已成为全国规模的一大剧种。

l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话剧界于当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参加会演的话剧团体达44个，总人数达2000人，演出多幕剧、独幕剧50个，其中原创剧目占96％。此后的历史虽迂回曲折，但话剧艺术仍然涌现了一批优秀剧作。首先，是“第四种剧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话剧创作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其次，是《茶馆》《关汉卿》等一批优秀剧作的问世，奠定了新中国话剧的艺术基础；再次是以焦菊隐为代表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形成，显现了话剧民族化艺术探索的重要成就。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话剧有了令人震惊的变化：一是从“文革”的文艺禁锢中苏醒、活跃起来，在思想解放方面，一度走在各种艺术形式的前列；二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从当代文化立场出发，以开放的艺术姿态，大胆吸收外来戏剧手法；三是戏剧观念、理论、思维空前活跃，无论是对西方戏剧新潮的引进与探讨，还是对中国话剧历史的研究与总结，都显现着戏剧思想的不断深化，以及艺术水准的不断提高；四是大小剧场同时活跃，先锋、主流相映生辉，专业、业余相互促进，原创剧目增加，演出丰富多彩，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剧作家、导演、表演艺术家、舞台美术家，以及一大批有着优秀潜质的剧作；五是中外戏剧交流明显增多，中国话剧进入了与世界一流戏剧对话的新阶段，并且找到了自身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艺术道路，在提升文化自信的同时，证明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话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和话剧艺术，2013年12月30日，国家艺术基金正式创立，在其大力支持下，舞台艺术的原创活力逐渐迸发，原来仅限于京沪两地的话剧演出，如今已向周边蔓延扩展，全国各地话剧院团的创作热情已被激发，二三线城市的话剧演出逐年增多。文化部实施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也开始着力从创作源头抓起，集中优势资源，努力助推艺术高原之作向艺术高峰攀升。中国国家话剧院从2015年开始每年举办原创话剧剧目邀请展，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创话剧纷纷登台亮相，尽管有些剧目的艺术质量还不够理想，但是这一举措对于优化原创话剧的文化生态功不可没。2016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创立，对于北京地区的戏剧创作支持力度正逐年加大。总之，新世纪以来话剧的发展势头良好，各个剧院正积蓄实力，假以时日，必会创出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