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丰年间，晋中地区的富商大贾邀请赋闲文人、票友和一些民间艺人，在继承蒲州梆子音韵道白和锣鼓点子的基础上，结合中路秧歌等唱腔特点加以创新，逐步创立了一个新剧种——中路梆子，并尝试演出。这一新型剧种一经出现，立即受到当时晋中一带富商财主的追捧，在太谷、榆次、平遥、孝义、介休等地先后成立了上、下聚梨园班、四喜班、四兴班、四庆班等班社，他们在演出实践中，互相学习，不断改进，使唱腔及文武场面日趋完善，最终定型为一个新剧种——晋剧。由于有当地富商、财主的支持，大批演唱晋剧的戏剧班社迅速发展起来，并且随着晋商的驼队扩展到张家口、包头、归化(呼和浩特)等地。到了民国初年，中路梆子不仅扎根雁北、占领口外，而且在冀西、陕东也广为流行，一时间名伶荟萃，班社林立，剧目繁多，人才辈出。

山阴县地扼雁门襟喉，南连代县、忻定，北接怀仁、大同，自古为民族融合、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自宋元以来，民间歌舞艺术在这里滋生、发展、传承，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诸如耍孩儿、道情、大秧歌、赛赛戏等小剧种，但都没有形成规模。随着中路梆子向北扩张，一些演唱本地剧种的民间艺人也开始尝试学唱晋剧。

民国初，民间艺人郭清富(山阴县后所村人，乳名大润富)，从晋中引入中路梆子(晋剧)，和其夫人尹毛毛(艺名毛毛旦)一起组建了山阴县第一个晋剧戏班，招收各行当徒弟20余人，排演了《三娘教子》、《算粮》、《斩子》等20余出剧目。利用深秋初冬的农闲季节，在山阴、朔县、代县广大地域的农村上演，颇受百姓欢迎。期间产生了一批名角，比较优秀的有李成茂(生角)、冯德胜(艺名鸡毛丑)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陷入战乱，当时盛行雁门各地的中路梆子戏班演员四处逃亡，郭清富组建的戏班也于1946年自行解散。

1948年，民间艺人高奉义聚集一些因战乱逃散的伶工乐人，组建了一个大众剧社，主要演员有二拉喜、爱鱼旦、福鱼旦、四女旦等40余人。是年冬，中共山阴县委派遣宣传部干事杨培森为驻团指导，将大众剧社更名为“山阴晋剧团”，排演了《打金枝》、《白蛇传》、《算粮登殿》等30余出剧目，在全县农村演出。该剧团为民间职业剧团，自收自支，政府给予部分补贴。但由于剧团当中有部分演职员染有吸毒的恶习，再加上管理松散，很快就收不负支，由于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大量演员不辞而别，到了1950年春，剧团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只好宣布散伙。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于地方戏曲十分重视，大力扶持，各种地方戏曲剧种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1950年夏，岱岳镇南大道、顺城巷、阎家巷等村先后成立了数个业余晋剧团。

1951年5月5日，政务院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文化部门加强对剧团的管理，指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加以采用、改进和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并且特别指出：“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应当在政治、文化及业务上加以学习，提高自己。”

这一时期，山阴县的几个业余晋剧团基本上是遵照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发展的，从剧目上来讲，删除一些野蛮、恐怖、猥亵、奴化、侮辱自己民族和反爱国主义成份的糟粕，同时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新文艺工作者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通力合作，编创了一大批内容健康、题材新颖、表演精湛的新剧目。在整理传统剧目的同时，还创作了一批优秀现代戏。

1974年在省文化厅召开的传达户县农民画经验会上，平遥农村姑娘孔清俊的晋剧清唱引起山阴参会人的关注，随后加入山阴县晋剧团。

为了配合抗美援朝，南大道晋剧团排演了《木兰从军》的折子戏，由王金凤主演，鼓励青年积极报名参军。

顺城巷晋剧团在肃毒运动中，由演员张千太现身说法，编演了快板《共产党救我出苦海》：

“我名就叫张千太，

人家哈料子我也爱，

才把个料面哈起来，

地里的营生我不待，

老婆娃娃我不爱，

看着家里无人在，

我偷上衣裳就要卖，

光景越过越衰败，

人前人后没脸在，

共产党救我出苦海，

重新做人我站起来……”

阎家巷晋剧团排演的《小女婿》，提倡婚姻自由，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婚姻法》，有力地批判了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各村的业余剧团活跃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配合政府的各项工作，创作排演了许多反映群众生产生活的小剧目，极大地推动了全县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

1953年春，县工商界代表、私营饭店经济人李生贵，出资组建起“山阴联村晋剧团”。李生贵任团长，郝生明任副团长兼导演。山阴联村晋剧团行当比较齐全，人才济济、阵容整齐，服装、设备也应有尽有，有演职人员50余人，在雁北地区数一数二。当时排演了《打金枝》、《八件衣》、《玉虎坠》、《杀楼》等30余出传统剧目。主要演员有马玉梅、王桂兰、闫克贵、丰乐田、金才等。该团属纯业余性质，演出为公益活动，演职人员无工资待遇，是一个纯粹的群众文化活动团体。

1954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管理的指示》和《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的登记管理工作的指示》，提出：“为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防止其盲目发展，保障其合法权益，并逐渐提高演出剧目与表演艺术的质量，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人民戏曲事业”，为“进一步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登记管理工作”，要求“所有民间职业剧团，必须在各地民间职业剧团登记条例的指定的期间内，向规定接受申请的各地文化主管部门申请登记。经审查确有固定组织，具有必需的业务水平，可以维持经常营业演出者，由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发给登记证”。

根据这一指示，山阴县文教局对全县各晋剧演艺团体进行登记，并计划对各演艺团体进行合并。

1956年农历正月十五，县文教局举办全县首届群众业余文艺观摩大会，从参加观摩的10个业余剧团300余名演员中选拔出60余人，在县城堡子巷开办晋剧培训班。同年3月18日，山阴县晋剧团正式成立，县文教局任命王金富为剧团团长。当时有演职人员50余人，排演了《打金枝》、《楼台会》、《茶瓶记》、《困雪山》等20余出剧目。

由于实现统一管理，再加上戏曲艺人从旧社会遭受歧视、地位低下、充满自卑的精神状态中摆脱了出来，获得极大的鼓舞，所以演员能够专心钻研表演技巧，排演的一些剧目在艺术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剧团配备了专职的政治干部和艺术干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因此，这一时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专业艺术水准的演员队伍。

1957年1月份，县文教局任命刘英为剧团指导员，后又任命彭安为团长。当年5月间，剧团又录用演员、学员20余名，聘请解放前郭清富戏班的台柱子李成茂、冯德胜作为县晋剧团的老师，对演员进行培训。7月间，河北省易县韩鸿春、陈德、赵振山等三位武功演员加盟山阴县晋剧团，剧团结束了纯文戏时期，排演了《三岔口》、《斩颜良》、《杨八姐游春》、《两狼山》、《杨门女将》、《杨府送印》、《太君辞朝》等以杨家将为内容的多出武戏剧目，山阴县晋剧团迎来了其发展历史上第一个辉煌。当时剧团在全县、省城、晋中、河北张家口地区、内蒙呼和浩特市、包头、乌兰察布盟等地巡演，颇有影响。年均演出场次达400余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被列为雁北地区优秀剧团的前列。60年代初，剧团又招收学员40余名，最多时有120余名演职人员，当年分为一团、二团。二团由郭培林为团长，一团仍由刘英负责，两团分别下乡演出。在此后的几年里，山阴县晋剧团得到稳步发展。

1962年12月，文化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的通知》，指出剧目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批判“有鬼无害论”。1963年3月又发出“关于停演鬼戏”的指示。1964年在上海举行的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本来是为了提倡多编多演现代戏，促进戏曲改革，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把所有古装戏统统归入宣扬封建主义的毒草，要求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全部赶下舞台，致使全国各剧种和剧团立即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山阴县晋剧团也未能幸免，事实上从1963年开始，剧团就开始以排演现代戏为主，演出的剧目有《武大妈》、《争儿记》、《三里湾》等20余种，同年，原来分开的一团和二团重新合并。从1964年起，古装戏被停演，剧团改编移植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红色娘子军》等10余出现代剧目，由于编剧人才馈乏，所编剧目不能满足观众要求，剧团收入直线下降。文革期间，剧团于1967年1月再次分为两部分，设一队和二队，下乡巡回演出，同年5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71年1月，晋剧团改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通过改编整顿，除18名演职员留团外，其余很大一批从事晋剧演艺多年的演员被安排到商业系统工作。县文化局任命郝生礼为宣传队队长，同时在全县招收60名学员。新学员随队培训，排演了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和现代剧《红云岗》、《铁流战士》、《金色道路》等剧目。

从解放前到文革结束，山阴县晋剧演出团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解放前，当时活跃于山阴城乡的一些晋剧班社，是晋商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晋中商帮在晋北到绥远一带商业经营的扩张，出现了数个松散的戏社，他们在战乱的缝隙中勉强支撑，最终被迫解散;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国伊始，万象更新，晋剧事业充满生机，蓬勃发展，艺人的激情空前高涨，极大调动了他们艺术生产的积极性，创作了一批优秀剧目，也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三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山阴县晋剧艺术从属于政治形势，一些传统剧目被迫停演，使大量传统剧目的传承出现了断代。

文革结束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山阴县晋剧团重又焕发青春。1976年7月，山阴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恢复了原来“山阴县晋剧团”的名称，郝生礼任书记兼团长。这一次恢复晋剧团，不只是单纯的名称变更，而且在政治、思想、艺术取向方面都发生了除旧布新的变化，标志着山阴县晋剧团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山阴县晋剧艺术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剧团除了加紧培养新学员，解决演员青黄不接的问题，还邀请一些长期脱离舞台的老艺人重新粉墨登场;一些多年辍演的传统剧目，重新上演。很多老演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传统剧目捐献出来，有些剧目只有个别老艺人还能表演，一旦故去，这些遗产就有失传的危险，因此，剧团组织以丰宝山为主的戏剧编创组，对传统剧目进行抢救性整理，剔除糟粕、去芜存精。这一时期挖掘和抢救的传统剧目有几十种，使大量濒临失传的传统剧目重新搬上舞台。

在整理传统剧目的同时，剧团又创作了一大批贴近时代的新剧目。1976年8月间，山阴县晋剧团代表雁北地区参加全省新剧目创作调演大会，由编剧丰宝山及王登极、康玉德创作的《迎参观》、《关键时刻》两个剧目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优秀剧目奖。

1977年初，恢复传统剧目上演后，剧团首先排演了《逼上梁山》，继而排练了《打金枝》、《杨八姐游春》、《六郎斩子》、《杨府送印》等20余个传统剧目。1978年5月，全省举行中青年演员评比调演，这是文革结束后全省第一次举办评比调演活动，剧团参演的由丰宝山改编的历史剧《太君辞朝》，获得优秀剧目奖。饰演佘太君的王桂兰和饰演寇准的徐翠珍，获得国家二级演员职称。1979年7月，由丰宝山创作的新编历史剧《书诗冤》，在雁北地区戏曲观摩大会上，获得一等奖，主演孔清俊获得优秀演员奖，该剧目被收入《中国戏曲年鉴》。

新时期山阴县晋剧团得到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成就，也是山阴县晋剧团的鼎盛时期。从文革结束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中后期，山阴县晋剧团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戏剧功底扎实、艺术表现出色的中、青年演员，其中包括王桂兰、徐翠珍、孔清俊、赵振山、郑华、郭振棋、梁彩霞、韩卫华等，他们在省、地区各种戏曲调演、大赛上屡获殊荣，共同把山阴县晋剧团的发展推上一个高峰。

当时剧团不仅在各类剧目上推除出新，也在其他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晋剧的演奏乐器一百多年来一直沿用传统的“四大件”，即晋胡、二股弦、小三弦和四股弦。晋剧“四大件”音色独特、个性鲜明，具有浓郁的晋风晋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四大件”渐渐显示出其不足，特别是演出一些大型剧目时，远远不能满足烘托现场气氛的需要，因此，剧团关耀民、尹忠义等大胆对戏曲音乐进行改革。通过引进小号、黑管、大提琴、小提琴等管弦乐器，使音乐演奏从以前传统“四大件”向“交响乐队化”发展，关耀民对古装戏《太君辞朝》、现代戏《小二黑结婚》等剧目进行音乐编创，大大提高了舞台演出效果。

此外，1980年8月，丰宝山、李忠针对原有布景灯光效果差、灯具笨重的问题，设计制作了更加轻便的灯光器材，并对布景进行了改革。通过灯光改造，把原来上百斤重的老式灯具全部用自制的又小又轻的新式灯具进行了替换，新式灯具不仅拆装方便，而且灯光效果也大为改善;在布景的改革方面，摒弃了传统的布绘布景，采用了幻灯投影技术，既加快了场间更换布景的速度，又降低了成本，同时舞台效果也非常好，这一改革在雁北地区展演时，受到省、地区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全省各县剧团纷纷来学习效仿，很快在全省剧团推广开来。

1981年初，剧团领导进行调整，李卓栋任书记，冯玉和任团长。当年剧团排演了由丰宝山改编的传统连本戏《王花买父》12本，到内蒙呼市、包头等地巡回演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好评一片，场场爆满，不论剧目表演、音乐配器，还是舞台美术、场面调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

1982年3月，剧团领导再次进行调整，康玉德任书记，曹文贵任团长。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包括电影、电视等媒体迅速发展，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视、电脑欣赏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审美也出现了多元化，传统戏剧艺术开始逐步走向低谷，逐步被边缘化。山阴县晋剧团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后，局势急转直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现了生存危机，由于演出场次不足，收入大幅度降低，剧团严重亏损，发展举步维艰，面临严峻挑战。

1984年5月，剧团进行了整顿，分为一队，二队。一队由王桂兰、康和负责;二队由徐翠珍、郑华负责。仍以上演传统剧目为主。分开运作了一段时间后，1988年1月，两队合并，县文体局任命郭向少为剧团书记兼团长。1990年3月，郭向少调离剧团，部分演职人员调动。县政府决定由王桂兰、高焕荣承包剧团，并招收学员20名。1993年6月，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由王桂兰以国有民营形式承包县剧团，并同意其自行招收新学员40名。经营形式为自收自支。期间，剧团排演了《杨八姐游春》、《十二寡妇征西》、《打金枝》等传统剧目20余出，年均上演200余场次。剧团巡回于邻近市、区、县和内蒙等地。后因王桂兰病逝，剧团解散。

山阴县晋剧团经营从1990年以后每况愈下，2005年左右跌入最低谷。当时，除了重大节假日到农村演出外，再无其他演出。虽然一些城乡老年居民和群众仍然喜欢晋剧，但并非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戏剧表演艺术如何绝地重生，如何培养新的观众群体，已经不只是山阴县晋剧演出团体面临的严峻问题，更成为全国戏剧界的一个普遍性课题。

由于传统戏剧表演在营造节庆气氛方面仍有其独特的魅力，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仍然拥有较大的观众群体，在山阴县晋剧团停演后，一些由三五个演员组成的小戏班子应运而生，他们深入全县农村，排演出一些传统剧目的桥段和折子戏，在经济时代的夹缝中顽强地寻觅生机。

2005年12月，县文化局干事薛永忠以民营形式重新组建起一个晋剧团，称为“山阴县青年晋剧团”，现有演职人员60余人，多从外地聘用，经营方式为自收自支，政府给予适量补助。剧团组建后，先后排演了各类传统剧目和现代剧目20余种，除在本县农村外，还到内蒙、陕西等地演出。

山阴青年晋剧团在山阴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聘请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姚宝和省戏曲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辉编写了晋剧《新四郎探母》，参加了2007年山西省第十一届“杏花奖”，并获奖。2008年，山阴县委、县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山阴知名度，打造文化品牌，精心策划了山阴青年晋剧团抵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的各项事宜。2008年5月，由山阴县青年晋剧团上演的晋剧传统剧目《打金枝》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闪亮登场，受到首都观众的好评。

山阴县晋剧演出团体的发展兴衰，本身就是一本悲欢离合，曲折跌宕的大戏，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山阴人的成长，书写了一部充满传奇的山阴晋剧史。山阴晋剧演出团体的曲折发展历程，其实也可以折射出山阴大地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观念转换与变迁。山阴晋剧有过辉煌，也有过挫折，在大起大落间一路唱来，承载着山阴几代人的文艺梦，为丰富山阴城乡人民文化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路风雨一路歌，几度春华几度秋。我们祝愿晋剧这一梨园奇葩，能够继续在桑干两岸绽蕊飘香，并为山阴大地的发展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