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耿光字幼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清朝光绪末年担任军咨处二厅兼四厅厅长，辛亥革命时在南北议和中担任北方代表，民国初年则是中国银行的首任总裁。这位历史老人晚年生活在上海，然而余生也晚，未及识荆。其名字倒是从大人们聊天中听到过，晓得没有这位“冯六爷”就没有后来的梅兰芳。我还听说1961年梅兰芳故世后，梅夫人福芝芳继续接济冯耿光，直到他1966年末逝世。“六爷”骨灰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从汾阳路冯宅移厝苏州墓区，其时梅家特地派代表南下参加其安葬仪式。本人由于京剧界和银行界先辈的渊源于“梅边琐事”尤感亲切，因此靳飞兄索序岂敢辞劳，先睹为快。

翻开《冯耿光笔记：梅兰芳背后的银行家》，可知此书并非冯耿光自撰的笔记，而是作者以笔记体散文形式所描述的幼伟先生行状。这种写法与传记文学不同之处在于凡事必从档案资料或书面证据中来，不容任何装饰；而这种形式比起年谱体例来，又可达到内容丰富、行文灵活的效果。作者记叙同一事件时，往往于档案或年谱支撑之下，以传主和他人有关书面资料互为印证，又以按语作注解或发表议论，旁征博引，蔚为大观。本书熔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于一炉，于近代史、金融史和京剧史多有拾遗补阙，辄令我心领神会。

兹观其一豹。“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在袁世凯当政时期任江苏都督。在袁世凯复辟的局势下，冯耿光秘密赴宁，以袍泽之谊说动冯国璋服从民族大义，联合五位将军发电报逼迫袁世凯放弃帝制，予袁世凯很大打击。冯国璋凭此贡献后来当了代理大总统，此时冯耿光得到中国银行总裁这个“肥差”，一般认为这是冯国璋的安排。对此，本书的描述比较细致并且有所不同：“冯国璋原有意重用冯耿光，拟授冯陆军部次长。1917年汪大燮以特使名义出访日本时，冯耿光还曾以陆军少将名义，作为随员陪同出访。但是，冯耿光最终接受王克敏邀请，再次改弦更张，弃武从商，在冯国璋支持下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作者进而引用冯耿光《我在中国银行的一些回忆》：“我和冯（国璋）系前清军咨府老同事，认识最早，交情也很深，但担任中行总裁，却是梁（士诒）、王（克敏）的主意，不是冯自己找我的。”这就是说，冯国璋虽有报答冯耿光之意，但出任中行总裁却不是冯国璋的主动安排。本书以差别性表述，轻轻抹去罩在传言上的尘埃，显出了作为信史的严谨性。

再举一例。据记载， 20世纪30年代之初梅兰芳出访美国，先后商演70余场，上座率很高，在此期间还得到美国人的赞助，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里就有“访美演出美方赞助人一览”之章节。有鉴于此，访美结算时覆盖所有成本之后理应有所收益，谁知结果竟是亏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常年以来，这是我心里的一个谜。此番读《冯耿光笔记：梅兰芳背后的银行家》终于知晓原委。靳飞写道：“梅氏此行的经济损失不小，有说赔款5万，亦有说8万者。其间还有齐如山推荐的会计黄子美从中渔利。”他接着引用齐如山回忆录里的说法：“没有想到，又有一位姓黄的同去，把此事搅了稀里哗啦，他的道德不必谈，在美国出乎法律的事情，就不知有多少，他是发了点小财，可是这样一来，司徒雷登先生再不肯帮助捐款了。”按这位所谓“姓黄的”本是齐如山推荐来的，那么齐如山怎么会说“没想到”他“同去”呢？齐如山故意这么说或为表示与黄子美切割。按梅兰芳靠卖房子和后来的演出收入填补财务缺口，次年即离开北平定居上海，致使“梅党”星散。有鉴于此，梅兰芳南下之举应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同他的失望心绪不无关系。作者于此处轻轻地点拨一下，揭示了“梅党”内部矛盾之端倪，这是一种春秋笔法。

“梅党”是一群以冯耿光为领袖，围在梅兰芳身边的知识精英，为梅兰芳编创或策划了大量的新戏。其古装戏除了名剧《霸王别姬》以外，还有《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黛玉葬花》《麻姑献寿》《红线盗盒》《木兰从军》《廉锦枫》《俊袭人》《西施》《洛神》等；时装戏则有《一缕麻》《邓霞姑》《宦海潮》《孽海波澜》《童女斩蛇》。这一大批打着梅兰芳标签的剧目在民国初年陆续上演，使得北平舞台面貌焕然一新，大大推进了京剧改革。1919年，冯耿光以其在日本的人脉，促成梅兰芳东渡扶桑巡演，引起轰动。1930年梅兰芳访问美国也是“梅党”策划和操作的，访美成功，好评如潮，大大提升了梅氏的影响力。后来梅兰芳还巡演苏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西方戏剧家会晤切磋。梅兰芳的名字之所以后来成为京剧的符号、文化的代表，同他不可替代的国际影响有密切关系，这是符合传播学规律的。纵观历史长河，迄今为止没有一位伶人像梅兰芳那样，身边有过一个如此高规格、高水平的文化策划和创作团队。“梅党”没有停留在票友层面，仅为娱乐、观赏、玩票和捧角，而是把京剧作为文化来研究和包装。伶人之间的竞争，最终拼的是文化。梅兰芳的与众不同和得天独厚之处即在于此，而其引路人、导师、策划者兼经济后盾，即被他称作“六爷”的冯耿光。“没有冯耿光，就没有梅兰芳”，信矣。

本书不仅梳理冯耿光的历史留痕和文化贡献，也为方兴未艾的梅兰芳研究乃至京剧之学填补了一项空白。书里提出了“民国京剧”这个概念，可供学界进一步讨论和阐发。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前在传统文化感召下有志于京剧之学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同时也看到一些相关著述存乎大而无当、泛泛而谈，甚至“炒冷饭”之弊。盖学术工作需要拓荒精神，而拓荒前提是发现“荒地”，那么这种“发现”的眼力从何而得？我认为除了学术训练外，还需要有一种“浸染”精神。虽然从事京剧文化研究未必非要能够“唱一出”，但是我认为会唱一定比不会唱更主动更有利。按这种“浸染”可以比作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小学”基本功，倘若此功逐渐流于废弛，则有关研究或有隔雾观山之弊。质言之，京剧史论研究者多喜对宏大主题抒发己见，而对必须深入各类烦琐细节之中的讨论不甚在意，这个倾向是当前需要注意纠正的。

对于本书作者的“浸染”经历，我是领略过的。大约20年前，靳飞经友人介绍专程来沪拜访王元化先生，正值我们师生在聚会唱戏。丝竹管弦、歌喉酣畅之际，客人靳飞应邀登场，他出其不意请琴师休息，念了一段《醉酒》里的“引子”。在此陌生场合，他不唱而念的应对策略有其智慧在焉，原来知音者一听他“嘴里”就晓得是“学过的”。后来我问他得授于何方神圣，答曰“程玉菁”，果然是高处取法。

靳飞兄少年老成由此可见一斑。后来我陆续读过一些靳飞散文，知其视野宽、文笔美，爱与长者交。此番为写《冯耿光笔记：梅兰芳背后的银行家》，他一头钻进图书馆查阅了中国银行的全部档案，孜孜矻矻，精神可嘉。像他这样对京剧真爱、真学、真肯付出的学者，于今尤其需要；其执着耕耘的精神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当下更应提倡。

靳飞兄已然跨入盛年，期盼他继续以生命的强光，为文化的钩沉和开拓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