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游览故宫、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也应该关注北京平民化的一面。我私下以为：没住过四合院，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北京；没逛过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同样，生活在北京，不能不看京剧。

旧时代的北京，有两个公共场所是极有名的。其一是茶馆(老舍写过)，第二就是戏园子。可能因为京剧界雅称梨园，戏园子的命名，比后来的“剧院”、“剧场”等，多几分田园情调。老北京市民对城南的戏园子一往情深，不亚于巴黎的绅士贵妇对大歌剧院包厢的热衷。至今仍能听见老年人怀念梅兰芳老板在天桥演的《贵妃醉酒》，找不到形容词，眼泪汪汪地唠叨：“那真叫绝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称得上旷世风流了。那时候的“追星族”无论老少，皆叫票友，或玩票的，一个“玩”字，透露出老北京人性格中的顽主气质，不只对花鸟虫鱼如此，即使再严肃的艺术也会产生游戏心理。这份心灵的轻松是异地少有的。看戏又叫听戏，一字之差，把握住眯缝起眼睛，用耳朵捕捉唱腔，脑袋拨浪鼓浪般悠扬起伏的陶醉状——这才是真正的戏迷呢，不痴无以成迷。

记得刚移居北京时，正赶上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甚至百货商店也在推销京剧面谱，我因忙于立足谋生，未有闲情逸致参加任何活动。后来虽以现代文人形象屡屡进出音乐厅、美术馆、豪华电影院甚至迪斯科舞厅，却总是与渐趋萧条的古老京剧失之交臂。直到前些天有人送来几套京剧票，问我可感兴趣，才恍然想起：我在北京多年，居然未曾现场看过一次京剧，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再打电话邀约其它朋友，大多数情况都跟我相似，甚至有听说是京剧票而婉言谢绝的。我惆怅地感到：京剧已快成了北京的记忆——尤其拉开了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距离。问题在于，是它远离了我们，还是我们远离了京剧?

所以我去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看京剧，带着补课的心情。京剧确实很古老了。据说全市的京剧表演，有时几个月也轮不上一台戏，这么发展下去有怎样的危机呢?但在剧场门口，遇见几个穿工服的中年男人手持人民币，问进门的观众是否有富余的票——有一个典型是票友模样，在老槐树荫下悠然自得地哼着像模像样的段子，很明显已按捺不住“技痒”。我从他稍显粗拙的唱腔里却听出了希望。那天是几位名角演的《盗御马》、《打渔杀家》等片断，当锣鼓声震耳欲聋，着戏装的生旦净丑鱼贯登场，我仿佛重温了北京的记忆，或古典的北京。不知为什么，我耳畔仍萦回着剧场门外那位业务票友偷闲练功的声音——或许，这是今夜另一种画外音吧。

在电影业发达以前，老北京居民的娱乐生活中，看戏是最重要的项目。由于北京城历朝历代都不乏外来人口会集，市民们兴趣广泛，各路地方戏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场与忠实观众，确实是“你方唱罢我登台”。黄梅戏、昆曲等等，都不如京剧幸运;自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北京城似乎对这项戏剧艺术情有独钟，慷慨地贴上自己的标签，将之命名为京剧(俗称京戏)。北京是一国之都，所谓京戏自然也就是“国戏”——正如若干年代后北京话被定为普通话一样。徽班进京，走的是“上层路线”，从此京剧艺术便发扬光大、风靡全国，获得了惟我独尊的历史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本土戏剧艺术的重大代表(或曰“国粹”)，堪以和外来文化 (譬如西方的歌剧、话剧乃至交响乐之类)抗衡。

徽班进京，最初赢得了游手好闲、附庸风雅的八旗子弟欢迎，于是有了“票房”、“票友”等特定的概念。这是京戏在清朝时得以“流行”的基础。正如《“批判”北京人》一书指出：“票友唱戏犹今之唱卡拉OK，自娱自乐也……最初是三五同好者凑在一起，拉起胡琴唱小段，既不带锣鼓场面，也不对外演出，纯粹自娱自乐。后来票友活动逐渐变到大场面上，开始唱整出的大戏，甚至粉墨登场，对外演出。”至于清末北京二黄 (即京戏)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见夏仁虎《旧京琐记》)，那都是玩物丧志的结果，不能说是京戏误人子弟。

为了便于票友们的享乐，京戏有一部分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茶馆，但大多是清唱，这样的场所也叫清唱茶楼或茶社。和饮食文化接轨，既满足口腹之欲又兼顾声色之欢。若欣赏完整的正宗京剧，还得在设备完善的戏园子里，不仅音响效果、舞台效果好，而且氛围逼真，容易“入戏”。可见京戏虽有娱乐消遣的一面，但毕竟还是个严肃的剧种，需要感情投入的(或曰参与意识)。京剧行业之所以又叫梨园，是很讲究诗情画意的——它终究追求在市声尘嚣中构筑一席超脱的净土、一方特立独行的世外桃源。人生是舞台，舞台上亦有人生——或人生的补偿。这就是它对现实所具备的诱惑力——难怪好此道者人称戏迷呢。

平民化的戏园子大多在城南。譬如天桥一带有几座著名的戏园子，是那个时代的四大名旦常去表演的地方，当年也曾观众云集、掌声雷动。听戏时发出的赞赏，那叫喝彩。只是后来有一段时期，上演得更多的是所谓革命现代京剧(别称样板戏)，《沙家》、《红灯记》、《杜鹃山》以及《智取威虎山》之类。观众们的神态一律很严肃，不像是看戏，而是带着学习的心情。剧场也变成革命教育的课堂了。今年我又骑车去城南走马观花，惊异地发现：许多曾经赫赫有名的旧式戏园子，居然进行了现代工艺的装修，改成电影院、录像厅甚至迪斯科舞厅了。和现代盛行的影视艺术相比，古老的京剧或许捉襟见肘，它并不是给人以视觉的刺激，但重在调动观众的想象。汪曾祺说：“虽然戏台上尚司徒只是摇着一根马鞭，看不出他骑的什么”，但了解《封神榜》的观众看京剧《南阳关》，必然背得出那回肠荡气的唱词：“尚司徒跨下呼雷豹”……所以我肯定，京剧是一门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它之所以曲高和寡、趋于萧条，是因为在灯红酒绿的消磨中，现代人的想象力大大地退化了。诗意也成为让人费解的东西。

京剧的命运几起几落，至今已成为少数人的艺术(或老人的艺术)。如此推论下去是很可怕的。京剧最令我怀念的还是梅兰芳的时代，那也是它鼎盛的时代。听老人回忆，《贵妃醉酒》上演的时候，可真是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票友都云集到城南去了，即使票早脱销了，哪怕站在戏园子外面听几句也好。我去陶然亭玩，总要顺便拜访松柏庵，那儿有座大半个世纪前的梨园公墓。据京剧演员孙毓敏说：“民国初年庙已残破，庙外有一大块空地。当时京剧艺人地位低下，晚景凄惨，有的流落街间，死后无处埋葬。由荀慧生发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杨小楼等人呼应，每人交300元大洋，买下庙前十二亩荒地，辟为墓地，专供艺人们死后葬身，被称为梨园公墓。修建了梨园先贤祠，祠内还设‘先人注’，凡对戏曲事业有贡献的梨园界先人，都在祠内立有牌位。一代名优杨小楼、金少山等都先后安葬在这里……”离此不远，就是解放后创办的北京市戏曲学校。我有时看见青年学生在围墙那边练武功和吊嗓子。或许，这里正是京剧艺术记忆与现实的结合部吧。

京剧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却怀念着那些以唱腔、身段、脸谱、台步征服人心的英雄。他们是过去年代的人们的偶像。霸王别姬、秦琼卖马、赵云求驾、宋江杀惜、林冲夜奔、杨家将及穆(木)桂英挂帅……他们使死去的英雄复活了。他们在表演英雄的过程中成了英雄，艺术的英雄。如果说京剧如今已是一门黄昏的艺术，他们身上却永远洋溢着朝霞的魅力——曾经映红过无数张中国人的面孔。观看有关的电影资料，倾听那些尘封的唱片，便能感受到那个黄金时代的光辉：金嗓子、银嗓子争相碰撞的嘹亮，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显得黯然失色。只可惜，我生不逢时，无法亲眼目睹那一群弄湖儿“手把红旗旗不湿”的雄姿英发。

程长庚算得上是第一号英雄，有廉颇老将之风。他走红时，恰恰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至少可以从其舞台上的壮士形象获得些许安慰。有人以杜甫的诗风比拟程氏的唱腔，谓为“天风海涛，黄钟大吕”。哦，“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更能够表现程氏雄浑沉厚的艺术风格。当时，“伶界大王”谭鑫培也获得相当一部分票友青睐，程长庚却不敢苟同：“惟子声太甘，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吾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我不以为这是同行冤家的互相嫉恨。他抑郁的遗嘱分明充满了对家国命运的担扰以及对世风日下的怅惘……

幸好后来出了个杨小楼——程长庚可以无憾了。杨小楼是个生龙活虎的武生，并且成为“武戏文唱”的典型。蒋锡武在《京剧精神》中说：“许多武生演员或长于短打，或拙于长靠；或多为俊扮者，而无勾脸戏等等。他们中间有人能拿‘单项第一’，然‘全能冠军’却非杨氏莫属。这就是说，长靠的，短打的，箭衣的，勾脸的，俊扮的，以及猴戏、关羽戏(红生)等等，他都能‘拿’得起来，且无不精到。”可见，杨小楼属于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全才。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大有精神——能勾去观众的魂魄，非真英雄难以有此魔力。“犹记小楼在世，戏帘一扬，侧身而出，轻微地颤那么两三下，然后猛地把头向台口一转，眼睛一张，仿佛照亮了全场；双脚站定，又似安稳了大地，全身挺住连背旗也像塑就的，这时全园雅雀无声，过了两三秒钟才似大梦初醒般齐声来一个‘碰头好’。”章靳以回忆杨小楼的一次亮相，简直就像描绘英雄出世似的。

杨小楼演武戏时擅长运用自己修炼的气功，但有时候又完全是情不自禁地用力——进入剧情了，认为自己就是英雄人物的化身。他与梅兰芳同台演《长板坡》，有个“赵云”从背后“抓帔”的动作——被他抓了一下的梅兰芳，事后赞叹”杨小楼的左手五指像小铁棒似的贴在我的脊梁上”。他演《野猪林》里的林冲，又抓了一回高衙内，虽然抓的只是衣领，扮演高衙内的孙盛世却感觉到那只手像铁箝子一样越抓越紧，堪称“铁爪”。作为北派武生大腕的杨小楼，还曾与南派武生魁首盖叫天合演《薛家窝》，有点打擂台的意思了。为表示谦让，小楼请盖叫天演黄天霸，自己配演恭金龙。盖叫天不识抬举，以为正好可以趋势把杨小楼赶下台。双刀相会时满不是那么回事，杨小楼“始终是蜻蜓款款、蛱蝶翩翩”，稳扎稳打，盖叫天却开始“目不暇给，手不暇接，往日玲珑，似迷六孔”，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得且战且退。台下的看客纷纷赞叹：“满台只有杨小楼，找不到盖叫天。”连盖叫天也折服了：“杨老板的把子，不是慢而是快!快得那么赶落人!可又快得那么真着清楚。真是功夫!真是功夫!”从此不再敢轻视杨小楼的慢条斯理了。这也算京派与海派的一次交锋吧。杨小楼生于1878年12月3日，8岁学戏，11岁粉墨登场，整整演了半个世纪，花甲之年还在北京吉祥戏院演了整部《康郎山》，算是告别演出了。因为仅仅半个月后——1938年1月31日，他就病逝在家中床上。或许，他是梦想死在舞台上的。老天爷未遂其愿。

据传说顾随教授谈京剧必谈杨小楼，赞美其人有王者风范：“杨小楼唱霸王别姬，那真是帝王气度；一到金少山，那就完全是山大王了，哪里有半点儿帝王气呢……”金少山在他眼中，似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是以贬金的形式来褒杨。但确实，金少山与杨小楼不可同日而语，仅仅学了点皮毛罢了。他的走红，只证明大英雄已绝迹了。

同样有傲骨的是“谭派”传人余叔岩(又有“新谭”之称)。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之太白遗风。1931年6月，上海滩上作威作福的黑社会头子杜月笙修建家祠，举行落成典礼，遍邀京沪名角演戏。京派的梅、杨及其他大腕都应召而去，惟独屡约余叔岩却遭到拒绝——这是一尊请不动的菩萨。杜月笙可能还没遇到过这样的硬骨头，火了，又派人传话：“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滩。”等于是威胁了。余叔岩针锋相对：“宁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从此果然再未去申城。真正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的好朋友张伯驹赋诗称赞：“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难再到，不来出演杜家祠。”

现在，说起京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梅兰芳。其实，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技艺超群、担识超群的演员大有人在。只不过，梅兰芳后来居上的光彩过于耀眼了，使其周围的星辰被忽略了。梅兰芳是幸运的，他的演艺生涯一直延续到解放后；而这时候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等高手都已亡故，梅兰芳大有独步剧坛之势。只好“举杯望明月，对影成二人”了。

梅兰芳堪称“四大名旦”之首，另三位是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据行家介绍，四人中最难学的是梅兰芳，因为“抓不住”他——他的技艺太圆熟了，滴水不漏，天衣无缝。“现在梅大爷在台上的玩艺儿，是没法学的。他随便抖一抖袖，整一整鬓，走几步，指一下，满都好看。很普通的一个老身段，使在他的身上，那就不一样了。让人瞧了，觉得舒服。这没有说的，完全是功夫到了的关系。”这是跟他配过戏的赵桐珊的看法。梅兰芳演《天女散花》时，真称得上是吴带当风，飘飘欲仙也。他的扮相也恰似仙女下凡——比女人还要女人，或者说，塑出女人中的女人，使女性美达到了极致。

张中行回忆梅氏的造型：“那是20年代晚期，夜场，我陪一位乡先辈到中和戏院去看梅演《红线盗盒》。前面几邮演过，台上灯光微弱，该大轴了，一挑帘，梅走出来，台上灯光忽然大亮，满堂碰头好。我定晴看，全身珠光明灭，露出的面部和手，白而像是透明如玉。身材窈窕，真如文言滥调所说，长身玉立。当时的印象是，难怪旧小说形容美女，常用仙女下凡，我确信世间必没有这样美的。”虽然吾生也晚，无缘现场观看梅兰芳的华姿风韵，读到张中行的文字描述——知见其人，如闻其声。一个男人，能把美女给演活了，太了不起了。前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里也提到梅兰芳，他于1951年9月来中国把斯大林和平奖金授予宋庆龄，顺便观看梅兰芳的表演：“我第一次看见梅兰芳时他已60岁。这位著名的演员扮演一个怀春的少女，他的儿子扮演女仆：所有的演员都是男人。”这使爱伦堡百思不得其解。在外国是找不到这样的演员的。

梅兰芳年轻是初露锋芒，便使老前辈谭鑫培刮目相看。当他风头正健时，谭大王开始有英雄末路的喟叹了。据说“民国”二年五月间一次“义务夜戏”群雄合作，把观众的热情点燃了，胃口也吊起来了，连谭鑫培都“压”不住台，只好请正在另一家戏院表演的梅兰芳火速赶来，临时加演了一段，戏迷们才满意而归——仿佛不看梅兰芳一眼，怎么与不够尽兴似的。梅兰芳曾经跟谭鑫培“唱对台戏”，以时装新戏《孽海波澜》把观众都吸引过去了，场场满座，挤得谭鑫培那儿连连掉座。后生可畏，使老汉不敢提当年勇了。

还有比谭老板更体会到迟暮之感的英雄，余派的杨宝森。蒋锡武在《京剧精神》中转引吴小如的回忆：40年代初杨唱双出《骂曹》、《洪羊洞》，谁知《洪羊洞》“快三眼”一段唱完，观众纷纷离席，越唱台下人越少，前排只剩下吴小如和一位友人，他们便听一句喝一声“彩”，杨见此情景，认为是真正“知音”，虽只剩几句“散板”，却愈唱愈好，味道愈浓，友人边喝彩边说：“一字一珠，好!”确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杨宝森当时超水平的发挥，估计也是内心酸楚的结果。50年代后他每况愈下，曾经在北京开明剧院(民主剧场)演双出《当锏卖马》和《洪羊洞》，张中行也在场，并记下了那伤心的一幕：“看客稀稀落落，楼上全空，楼下充其量不超过一半。最杀风景的是前几排里有两排外国人，正在锏已当、马将卖的时候，一齐起立，列着队退场了。对于这种情况，捧余派的人都会难过，何况表演者，正在为英雄末路的秦琼声泪俱下呢。”杨氏的泪，是在为秦琼流的?是在为自己流的?还是在为京剧的没落流的?英雄啊英雄，都是在锣鼓喧天中登台，在四面楚歌中退场。这是谁也摆脱不了的轮回。谁能做到永不言败呢?

京剧虽然逐渐衰微了，但它确实曾经深深影响过北京人的生活。看戏，是老北京人酷爱领略的一种精神辉煌。举个小例子：杨小楼演《艳阳楼》里的高登，念了一句台词叫“闪开了”，这可不得了，第二天就惹得北京城里满大街拉车的，边跑边不停地喊“闪开了”，呼请行人让道；甚至饭馆跑堂的在坐满食堂的餐桌间穿梭，也模仿小楼的腔调叫嚷着“闪开了”。可见京剧的深入民心。不管怎么说，京剧捧出了早期的明星——他们在我眼中，要比当代的影星呀歌手呀更有人格魅力。或者说，要更有英雄主义的色彩。他们力图在观众心目中树立的，也是至刚至柔、尽善尽美的艺术形象。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家。跟他们相比，许多当今的明星太苍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