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如何用戏曲程式表现现代生活，是上海京剧院创作现代戏时的探索重点，那么在今天，当现代戏和现实题材成为重要的创作导向，除了探索如何用戏曲程式表现现代生活，还要探索如何在固有的现代戏类型题材中开拓出新层次。这无疑是上海京剧院这样的京剧“龙头”院团剧目生产时需要考虑的。之前曾有《浴火黎明》对“红色题材”中正面革命者形象给予了新维度的诠释，而近日上演的《北平无战事》更是将现代戏题材延伸到了“谍战”领域，不得不叹服上海京剧院对题材选择的不拘一格。

由编剧刘和平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一经播出随即拥有了良好口碑，大IP效应，自然让京剧《北平无战事》一经立项就引起关注，但也拉高了观众期待值。所以，创作《北平无战事》无论是对上海京剧院，还是对编剧龚孝雄、导演王晓鹰都是一次更高要求的挑战。

由文学到戏曲，由影像到舞台，由80万字到两个半小时，这个转换是质的而非量的，没有足够的创造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正如原作者刘和平对编剧龚孝雄所说：“你要像春蚕吐丝一样，把我的戏当成桑叶吃进去，然后你自己吐丝，把属于京剧《北平无战事》的‘丝’吐出来。只要戏好看，什么都可以改，你要有再创造。”再创造，不仅仅是因为艺术形式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纵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编剧依旧要懂得另辟蹊径，发挥创造性，找到主体性。目前看首演的《北平无战事》，虽然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了创作者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

首先，编剧对结构删繁就简，找到属于京剧《北平无战事》的主线。在电视剧中，因影视艺术本身的特质，结构庞杂，线索众多可以发挥影像的优势，在这样的铺叙中把人物一个个串联起来，从而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戏曲作为舞台艺术，围绕核心主线和核心人物推进叙事则是极其必要的，所谓“立主脑，减头绪”。纵然是群像式架构，过于庞杂也是舞台的大忌。于是，编剧龚孝雄不仅大胆删掉了一些枝蔓人物，还将原作中并非主角的谢培东设置为京剧中的一号人物，而且为使人物更加丰满，将原作中崔中石营救方孟敖的情节合并给了谢培东。以谢培东、方孟敖等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内部徐铁英等贪腐势力的斗争为主要线索展开叙事。这样的结构设置无疑是与戏曲叙事相吻合的，不仅有利于故事的脉络清晰，更重要的是利于演员表演的发挥。

怎么让演员的表演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是戏曲编剧在一度创作时就需要考虑的，有的时候“因人设戏”也是必要的。《北平无战事》中谢培东由上海京剧院著名麒派老生陈少云出演，麒派艺术本身在刻画复杂人物上就有优势，情感充沛的唱做，宜浓烈宜深沉，自然对于塑造谢培东这个复杂的、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作为北平分行襄理身份出现时，谢培东呈现的是内敛而圆滑；而作为地下党员身份出现时，他则更为大气。其身段工架、一举一动皆蕴含着麒派艺术的精神。而戏曲中能够充分发挥表演空间的段落一定是与人物的情感紧紧相连的。在剧中，“跑车”这段唱做并重的表演，无疑充分发挥了麒派表演艺术。当徐铁英拿谢木兰的生命要挟谢培东之时，谢培东气愤难掩，此时雷声陡起，演员转场，陈少云在无法借助髯口的情况下，借用角色的袍襟以及麒派传统戏中的身段，运用“圆场”、搓步、疾步等动作，并与车夫的矮子步配合，将谢培东这一人物的悲痛、愤懑、急迫、心焦充分表现了出来。一段“跑车”舞，不仅跑出了人物的心情、年龄感，还跑出了外在的环境感。这就是戏曲应有的样子。

以情动人从来都是戏曲的根本。那么，这个情感究竟应该如何表现呢？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戏受“样板戏”模式的影响，在突出个体人的情感方面普遍缺位，或者扁平，导致剧中人物无法真正被观众认同。而今天，面对“谍战”题材电视剧的人物塑造所需要的巨大突破，戏曲创作者们如果仅仅满足建立正反、敌我、光明与黑暗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或许就是创作观念的局限了。

在京剧《北平无战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编剧对谢培东和方步亭这两个人物私我情感线的挖掘。谢培东和方步亭，一个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北平分行襄理，一个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一个是地下党，一个是国民党要员；表面上是连襟，而实际上因为立场不同属于对立方。怎么样表现他们人物关系的复杂性，摒弃脸谱化是关键。编剧为人物铺设了情感线——谢培东之于女儿的爱，方步亭之于儿子的爱，让这种私我情感的表达来丰富人物质感。剧中，谢培东对女儿的爱是复杂而隐忍的，但是当自己的女儿被党通局杀害之后，他所有的悲伤倾泻而出，一段“反二黄”，接“慢板”，再接“原板”唱出了过往的艰辛，唱出了他心底对亲人的爱。一个为革命事业失去了自己的妻子，现在又失去女儿的父亲形象立了起来，这个地下党形象是有血有肉的，也是可以令我们观众产生共鸣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方步亭这个人物的塑造。在《北平无战事》首演中，方步亭这个人物还带有脸谱化痕迹。而实际上，方步亭作为国民党要员，在社会即将崩溃、大厦将顷的时刻，作为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是最真切看到国民党腐败的“那一个”，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他应该是为这个党心痛的。在修改稿中我看到了变化，一个更为复杂的、处于正反对立之间的丰满形象立在了舞台上，而他的“圆形”正是对那个历史转型期各色人心态的最佳注脚。

今天，对于涉及国共两党斗争的“谍战”题材来说，跳出国共两党斗争局限性的最佳方法就是把目光定焦在“人”上。那么，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人究竟是怎样的？我想，让每一个正面的人、反面的人，或是灰色地带的人都具备合理的情感和内心动机，然后让观众从正义的价值观中获得情感认同，这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