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0年的北京。我目睹过梨园同仁们在旧社会里的艰难生存，梨园行的老先生们纵使有心也无能为力，只能以自己的一方舞台坚守着道德底线和艺术标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第一时间，党和政府就为梨园人士专门举办三期戏曲讲习班。这对于梨园行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家父尚小云听闻，第一时间就积极报名参加。负责讲习班授课的大都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干部，他们不仅宣传党的执政思想和文艺政策，还真诚地和戏曲人交朋友。讲习班里，不仅是京剧，其他各剧种的名家都汇聚一堂，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加深感情，也大大提升了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解。这让经历过旧社会困苦的父亲，忽然间看到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世界，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演过的戏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除了父亲，大哥、二哥也参加了这个班。连着两期，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每次学习完回家，父亲和两位哥哥都会第一时间与家人、同行们分享。对新政府的政策虽有些懵懂，但看到身边发生的许多积极变化，大家都认为共产党是深得民心的，是真正为百姓谋福利的，因此，大家对于新政府的戏曲政策也是积极拥护的。

受讲习班的影响，父亲那段时间看了许多来自延安解放区的演出和进步戏，并于1949年11月成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尚小云剧团，紧随其后，排演的大戏《墨黛》也很快出炉。可以说，父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艺术主张和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支持，这让当时的戏曲界甚至文艺界都为之震撼。

《墨黛》改编自《北国佳人》，编剧是吴幻荪先生。与原作相比较，《墨黛》偏向于对自由婚姻的维护、对强迫婚姻的反抗。同时，这出戏更强调下层贫民自身对恶势力的抗击，墨黛、东方叟都是这样的典型，他们不倚仗权势，不攀附富贵，凭借个人的能力反抗压迫，打垮恶势力。当然，在艺术上，它仍然秉承尚派戏情节紧凑动人、唱做繁重紧张的特点。

公演后，《墨黛》受到广泛赞许，在北京连续演出三十九场，卖座始终不衰。戏曲界同行更是由衷地感叹：“尚先生跑到我们前头去了。”这句话，不仅仅是针对家父率先创排出符合新形势的新戏，也包括他对舞台上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的改革。比如，他取消检场、饮场。在对舞台装置的改革方面，废除沿用已久的“守旧”，使用新式大幕，同时在舞台一侧隔以薄纱，将乐队与舞台隔开，伴奏人员透过薄纱可以看到舞台上演员的表演，而观众却看不见乐队，避免干扰。

凡此种种，父亲对戏改工作是积极支持、热烈响应的，这不是迎合形势的跟风，而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是他多年以来舞台艺术实践积累而成的切实感受。那个年代，大家都经历着社会的巨变、行业的变动，从“唱戏的”成为文艺工作者、人民艺术家，这不仅是称谓的变化，更是心理认同的改变，这是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与亲切感。

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深远。生活上，他是慈父，是位温暖的家人；艺术上，他则认真、严肃、苛刻。如今看来，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关怀和爱呢？既然入了这行，学习与创作就不能容得一丝马虎、一点儿戏。不吃苦、不受累、不经历伤痛磨砺，又怎能出得了好戏、对得起那方舞台和戏迷的喜爱呢？几十年风雨，正因有这些信念的传承与支撑，正因为有父亲和长辈们的榜样和高度，才有后来从严冬到酷暑反复打磨的《曹操与杨修》，才有历经十几稿甚至几十稿义无反顾的坚持和决心，才有一个团队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的凝聚力，也才有来源于传统却不囿于传统的那些成绩。

上世纪五十年代，文艺发展蒸蒸日上，流派纷呈，大师云集，童年的我有幸看过许多好戏，也见过许多大家的风采，正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积淀、传统与创新的重要，这些理念就像一颗颗种子似的刻在心中，也成为我毕生的创作追求。

我是个戏曲老兵，是“准八〇后”了，转眼间，新中国即将迎来七十华诞。整整七十年，我们感受着这片伟大土地的沧桑巨变，也经历着这方舞台的变化与发展。我要感恩这个时代。政策、平台和机遇始终呵护着每一位敢想敢干的文艺工作者。如今的国家，经济越来越繁荣，工作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当此，我们更应表现务实的、创新的时代精神！唯有厚积薄发、敢于追求、敢想敢拼，方能为国家、为民族、为时代担起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责任与重托！（作者为京剧表演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