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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京剧《长乐未央》

2018-05-05 发表|来源:山西戏剧网|作者:王嘉
本文所用剧照由安志义/摄

由山西省京剧院创排的京剧《长乐未央》日前在青年宫演艺中心首演了,首先表示祝贺。京剧院转企改制以来,风风火火、有声有色,无论是剧目创作,整理改编,人才培养,市场扩新,以及艺术同仁和社会各界对京剧院发展进程的赞赏与惊讶,建设发展的脚步让人无法想象这是一个被"断粮"的艺术院团,现实反而是活力四射,面面俱到,齐头并进,愈发繁荣。有人说这是京剧的"山西现象",我很认同。这种现象是以艺术建设发展为出发点,以艺术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点,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奔发点,是属于全国京剧事业的经验与探索,是属于山西戏剧界的参照和示范。

说起《长乐未央》,该剧由张磊编剧,崔向英、张智导演,编导均由我省的创作人员担当,山西省京剧院新一代优秀青年演员王科科饰演韩信。该剧先后入选了文化部2016年度戏曲剧本孵化计划和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大型舞台剧资助,是我省有关创作人员亲身努力的创作果实。

要说戏曲舞台上的韩信,传统剧目有《斩韩信》,近有近年二度梅花奖林为林主演的《韩信大将军》等等,然最不得不提的是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和新编历史剧《成败萧何》。这两部剧目中的韩信形象深入人心,前者讲述了萧何举荐韩信的爱才之情,也重点讲述了韩信进汉营的故事;后者则更加复杂,讲述了萧何既惜才又惜国,重点刻画了萧何对韩信的生与死——为才惋惜与为国留患之间强烈的内心矛盾,韩信成于萧何,那时,成败又在萧何的一念之间,唱词写道“十年前月下相追、追将才;十年后月下相追、追命来”,正是萧何在这种百感交集的内心矛盾下,又想到大汉江山的危亡,此时他作为一国丞相,宁可背负骂名,也要为大汉朝去除隐患,这种内心矛盾始于对韩信的举荐,果于萧何更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复杂思考。可以说,戏曲舞台上的韩信被演绎了千遍万遍,讲述韩信故事的剧目也太多太多,对于这个历史人物如此多的形象,韩信再次亮相到《长乐未央》的舞台中央,是何样子?

报着期待,笔者连续观看了两场演出,观看该剧不由心生几问,特从剧中寻找答案,并加以思索:

一、京剧《长乐未央》讲了一个怎样的韩信?

我们通常提起韩信,通常会想到他早期著名的胯下之辱,想到他的军事天才,想到他被诳入长乐宫丧命时年仅35岁。

京剧《长乐未央》没有重点描写韩信的军事天才,而是从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开始,重点写了韩信与刘邦二人之间出自不同角度、不同认识、不同立场下的思想态度、内心活动和行为动作,以至最后影响到韩信的命运。在刘邦的授意下,吕后以宴请名义命萧何请韩信赴宴,韩信明知是有去无回,确坦然赴宴。

二、该剧与《萧何月下追韩信》《成败萧何》的韩信有何不同?

以我看,从过程来讲《长乐未央》的剧情发展与《萧何月下追韩信》《成败萧何》、以及我们认识的韩信是有很多雷同、重复之处的,《长乐未央》既有对《萧》《成》两剧所体现过的内容的概括,也有对两剧所表现过的内容的取舍。相比之下,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不同:

1. 萧何角色在剧中作用的淡化及转移。例如《萧》剧重点写了萧何对韩信的爱才之情、举荐之事,最终韩信受刘邦拜为大将军;《长》剧第一场也讲述了韩信进入汉营被拜大将军的情节,但并没有把萧何作为主角,没有把萧何力荐韩信作为重点,而是着重描写了刘邦对韩信高论的肯定,韩信的知遇之恩也转移到了刘邦的身上,这些韩信在剧中是都唱到讲到过的:

“一统天下人心向,众望所归是汉王。锦袍加身寄厚望,知遇之恩定报偿。喜今日,得明主、沐暖阳、掌帅印、敢担当,定乾坤、兴汉邦、安天下、夙愿偿。绘宏图当砥砺不负众望,助汉王统山河定国安邦。苍天在上,大王既然信得过韩信,韩信必肝脑涂地,不负此心”。

2. 韩信政治自觉的强调。从全剧第二场到第七场,讲述了韩信日益面临的危险,和与刘邦之间不同立场下发生的隔阂,导致了韩信最后的死。此剧的结局同《成败萧何》结局一样,都是写了韩信的悲剧、写了韩信的结果,但最为不同的是韩信死亡之前的态度。《成败萧何》一剧中韩信有词:

“韩信成全相爷一世英名!……
我羞为自身起战祸;
他苦为天下免兵灾。
同怀着悲悯的心肠深似海,
齐将这生死荣辱,
生死荣辱齐抛开!
 临别唯有深深拜,
谢相爷知我荐我爱我保我,
须发苍苍一刹白!
莫嫌韩信忒无赖,
若相逢我还要赖上你萧何同登那九天拜将台。”

由此可见韩信赴死,是为了报答萧何的知遇之恩,为了感激萧何对自己施展抱负、功成于世的成全之情,而并不像《长乐未央》有过多他对政治上的思索。《成败萧何》中,萧何在见韩信之前已经对韩信究竟是生是死进行了内心斗争,或可说萧何见韩信时对他的爱怜是更加为了激发韩信对自己恩情的报答以最终感化韩信去死。

《长乐未央》的萧何没有这种坚定的思考过程,是赴宴还是逃走?韩信的生死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该剧中,韩信的死更加强调他的自发性。同时,该剧本身就已经淡化了萧何角色的作用,且知遇之恩已经转移到了刘邦的身上,对于当时来说,刘邦和政治是一样的,报答刘邦的知遇之恩既是服从了政治,政治自发的自觉也是为了刘邦的江山。韩信对萧何言:

"韩信一日不死,帝心一日不安,天下一日不宁。韩信要成全大汉一个太平天下……。"

“这条路本是韩信自己选,怨不得吕雉,怨不得刘邦,也怨不得苍天。我只为干干净净初心一片,我只为掷地有声一句诺言。”

韩信在剧中正是在这样的内心倾述中死去的。韩信这里既提到了“帝心”、又提到了“天下”,同时更提到了“初心”“诺言”,这同第一场知遇之恩向刘邦的转移,到韩信之前唱到的“初心一片”相呼应。由此可见,韩信在该剧中的死已经不同于《成败萧何》一剧是主要面向萧何的感情,而已经是面向君主刘邦、面向刘邦的江山了,这样死更加突出了韩信赴死的乐观态度、浪漫色彩。

三、这样的韩信还是韩信吗?这样的韩信在剧中是否合理?

上述提到了韩信在死时的内心表达,为了让帝心放心、为天下安宁,对苍天、刘邦、吕雉没有抱怨,为了兑现初心,为了成全大汉一个太平天下而献身去死。那么这些内心活动是否符合韩信其人与其的个性呢?

当前韩信在赴死时过多强调了他的政治思考,但韩信自始并不懂政治。萧何推荐韩信时,说韩信“国士无双”,该剧也是也提到过的。韩信视自己为国士,希望刘邦对自己以国士待之,能够有一种对等的尊严,这也是韩信在项羽帐不得重用、反被讽笑,后到汉营的原因。韩信在剧中也体现了他这种希望与君王国士报之,国士待之的思想。第一场韩信就唱到“重用贤能疏献媚,天下城邑赏功城”,后来剧中也延续了韩信这样的想法,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功绩能够让汉王对等报之,自己请封齐王。韩信也从一开始对汉王就没有无条件的效忠,而是希望得到合理的赏赐,在他看来他当齐王是理所应当的。史载韩信“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剧中韩信也有词“我与汉王志同道合,他岂能害我”,从打他内心就没有对政治的残酷有基础的认识。韩信在剧中有词“我知汉王,胜过先生”,他还与蒯彻打赌,坚信能够猜透帝王之心的人是自己。然而韩信错了,也很可惜韩信错过了战国分封制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直接实施了郡县制,刘邦灭楚之时为了安定人才,包含像剧中讲述到的一样,不得不分封韩信为齐王。剧中亦有词:

“刘邦:韩信哪,韩信!我被困广武,你不来救援,倒想当什么代理齐王……功高气傲,拥兵自重,可恨可恼。

吕雉:此时请封,分明是要挟大王。

刘邦:如之奈何?

吕雉:明知要挟, 却是无奈, 只能顺水推舟, 封他个代理齐王。
刘邦: 什么代理?要封就封他个真齐王?来,传旨,封韩信为齐王,命他速速调集兵马,剿灭项羽。 ”

由此可见,韩信的行为自认为理所当然,但在刘邦作为政治家来说,这却是另他心中不快的威胁,刘邦希望韩信对自己无条件的效忠,已维护自家万世一系的权利统治。灭楚之后,刘邦不能允许异姓分封的存在,逐渐把分封王侯都搞掉了。因而韩信逐渐被贬,改封楚王,再贬为失去自由的淮阴侯,在此就不一一引用剧中所述了。

韩信对政治的不通还体现在多处,比如剧中韩信在项羽大败之时,竟然耍起了江湖义气,想放项羽逃走,在此看来他根本就无法认识到项羽生死的政治意义,同时还认为“汉王不会记我之小过,忘我之大功,他定然不会负我”。由此可见,韩信虽然有超人的军事天才,但对于政治来说,却是那么任性,他是一个军事家,是在当一名国士、一名英雄,却始终不是一个政治家。

以上分析断然没敢离开《长乐未央》一剧本身,生怕偏颇,特引用了剧中有关文本,供以参详。故而综上所述,韩信在死时的政治自觉与历史上的韩信或并不吻合,同该剧中韩信有关的内心表达与外在行为铺垫也并不连贯,韩信作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基本感性的认知的人,现在又要承担萧何作为一个政治家对自己生死的思考任务,还要为君王刘邦对自己的怀疑、不安和处死来分忧买单,同时还要把无奈之死转换为情愿去死,让韩信之死有了心甘情愿的去做政治的牺牲品的意味儿,如此的韩信,如此传递的精神,我个人认为对韩信这样的人物塑造是有待商榷的。

当然,如果我们这部戏确确实实是想强调韩信之死时是对政治的自觉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也很好,这样的韩信对我们今天自觉坚定地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是有以古育今的宣传教育意义的。尽管这样,我们这部戏作为艺术品,最起码也应该按照韩信最终的思想,让他和前面的行为内心更加协调统一起来。

同时我也建议,该剧或可理清究竟要让韩信分别向刘邦、吕雉、萧何、齐淮、蒯彻、陈豨六个人物展开叙事?还是要紧密围绕韩信与刘邦二人展开叙事,让其它角色作为延伸?若前者,当前来看有很多角色还缺乏深入塑造,如吕雉、萧何、蒯彻等人都是著名的历史人物,但在戏里对人物的塑造给予的东西还很少,吕雉、萧何都基本只发挥了串场的作用,人物本身的复杂性没有挖掘,陈豨也是一代名将,当前造反的理由也只是为了韩信。我对该剧的认识更趋向理解于后者,即紧密围绕韩信与刘邦二人展开叙事,刘邦目前是二号角色,很多戏也都围绕韩信与刘邦二人展开,尤其是第六场韩信与刘邦对于统率兵马的对话,和第四场刘邦与韩信梦境中的对话,对韩信、刘邦二人的内心刻画略隐约感到《曹操与杨修》的影子,但很可惜欠些火候,很多场次都没有刘邦与韩信面对面,或者心灵沟通的铺排,而是其它角色在场或是发挥了作用。如果我们这部戏紧密围绕韩信与刘邦二人来写,挖掘两个人物不同立场下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有可能一部“《韩信与刘邦》”则会诞生,戏剧性会得到升华,该剧本身的特点也会更加独特并具有魅力。一部戏,清晰的定位是很关键的,现在通过文本来看缺乏系统与协调,同时从演出时长来看也很赘长。如果贪大求全,恰恰会让人感觉缺乏中心。那么我们这部戏究竟要表达什么?强调什么?别样在哪里?意义何在?这些明确后可能会更有方向感。

抛开对文本上的分析探讨,我认为该剧的舞台呈现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的。首先全剧角色大多由山西省京剧院新一代青年演员担任,给观众带来了一阵别样的新鲜感。王科科是我们在省京剧院舞台上所熟见的小生演员,看过他在多出传统戏中担任主要角色的精彩演绎,在这部新编作品中他担任主演,演唱洪亮,注重张弛,对角色认真的塑造,代表性的体现了省京新一批演员的成长和对舞台的综合驾驭能力。全剧的舞美注重写意性,讲究虚实与放大的灵动处理,还突出了相关节点的烘托与渲染。当然也有一些建议供加参考,如部分角色性格与内心的表演外化不够,例如刘邦,没有着重表现出刘邦的个性形象,表演对观众的吸引力欠缺,人物很多内心戏没有表现给观众,一些台词没有强调、演绎出应有的戏剧张力,反而浪费掉了文本本身。第三场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气氛营造缺乏气势,伴唱没有饱满的唱出韩信所带领的胜利之师所该有的士气。该剧的剧名有待商榷,一是剧名同样和韩信的死一样传递出了乐观浪漫色彩,甚至韩信死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错觉,这同韩信之死本身作为悲剧来讲是否契合?二是剧名在剧中缺乏较为紧密的呼应与体现。

以上个人拙见,如有不当,欢迎批评驳正。

最后,衷心的祝愿山西省京剧院创作的这部新戏能够越来越好,在戏曲舞台众多韩信形象的塑造与刻画中,展现出属于自己原创的、独特的、有意义的创作价值,在戏曲舞台能够再次刮起一股“韩信”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