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长乐未央》和《曹操与杨修》艺术构思比较研究
2019-08-24 发表|来源:山西戏剧网|作者:孙明霞山西省京剧院原创京剧《长乐未央》获国家艺术基金 2017 年度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京剧《曹操与杨修》在大江南北历演 30 年不衰,堪称经典, 两部剧作在表现历史环境中的“君臣关系”时有不同构思,将其比较研究,从而助推舞台剧的创作能力。
一、戏剧结构的特征
《长乐未央》用悬念式的开场直接凸显戏剧矛盾,其开篇大喊“逃走了,逃走了”,寥寥数字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即“谁逃走了”“为什么逃走了?”之后得知是丞相萧何跑了,跑是为了追韩信,随即又生疑“为什么单单要追韩信?”这一悬念让戏剧在冲突点上拉开帷幕,宛若绽放的烟花,先声夺人。
《曹操与杨修》遵循李渔提出的“立主脑、剪头绪、密针线”古典戏文原则,开场一人一语,“招贤了”直接点题提出人才问题,结尾同样情境,“招贤了”再次回应开篇,在结构上起承转合更加工整。两部剧作核心部分力主叙事,讲述韩信(杨修)被成功举荐到最后被杀的故事,结尾重点抒发别离之际与故人的依依深情,剧作手法干净利落,结构完整紧凑,逻辑线索简洁明了,详略有致。
二、人物塑造的方式
《长乐未央》首先对韩信的形象结构分为四个侧面,第一面有才华,丞相萧何抵命推荐;第二面心胸坦荡,请封齐王时,不相信自己的这种行为会被刘邦猜忌;第三面讲义气,面对刘邦变本加厉的为难,两次放弃自立门户的机会;第四面有感恩之心,他记着项羽的好,记着当年沿街乞讨时漂母之恩,并对此作出回报。但是韩信的整体形象最终表现出犹犹豫豫的特点,缺少了英雄气概。如第四场,面对刘邦、吕雉变本加厉的欺辱,韩信坦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该听从先生之言。”“凭韩信之力,只要想反,随时能反。”此时是齐淮上前劝说“一念之差,危及国家。一朝反,半世英名毁。” 又如第七场,韩信言“这条路是自己选,怨不得吕雉,怨不得刘邦,也怨不得苍天,我只为干干净净初心一片。”其次将刘邦作为反面人物进行塑造,让戏剧格局一落千丈。刘邦在此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地道的小人,当年为逃命将公主推下马车;之后怀疑丞相萧何逃走;再到怀疑韩信造反,并且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对待;最后追剿陈豨,其目的全是为了自己,为了王权。剧作想用刘邦衬托韩信的高大,但这样的安排遭到观众的质疑,质疑当初韩信是从么地方看出刘邦异于项羽的江湖英雄,要投奔之,并与之结为知己?
《曹操与杨修》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剧,它选择以两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冲突为切入点来架构戏剧景观,剧作将曹操、杨修两个人都塑造为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他们之间是突出的个性和执着信念追求的矛盾。曹操 “自负”,一生追求千秋霸业;杨修“自傲”,一生追求文人情怀。但他们又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之后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二人也是竭尽全力要守护这段感情,只是用力的方向不同,曹操虽宽容大度,但君臣原则不变;杨修笃信友以诚待,但忘记了君臣有别。于是,曹操在误杀孔闻岱之后,容忍了杨修“恃才”让自己夜梦杀妻、牵马坠蹬、“鸡肋”口令三回尊严受辱的事件,而杨修认为知错能改才是一代枭雄应有的责任担当,凡事一定要追究孰是孰非、孰高孰低,性格与追求的冲突让观众信服了曹操从“爱惜”“倚重”杨修而终于动了杀念,杨修从真心辅佐曹操最终却站到其对立面的过程。
戏剧人物在塑造的过程中常会将人物置于“考验”的情境中去强化性格特点,惯用的手法有两种,一是层层施压,就像曹禺先生《雷雨》中劝繁漪“喝药”一场,先是周朴园劝说,然后让周冲请母亲喝药,最后让周萍跪着请母亲喝药,以此来塑造周朴园作为旧时代男权权威捍卫者的形象;二是两难之境,就像《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必须要在赵氏孤儿与自己孩子之间做出抉择,压力之下,两难抉择才能拷问真正的人性。但中国艺术研究院马也先生在《做好戏曲评论,先要思想“杀毒”》一文中指出:“让程婴满腹委屈,倾诉受了多少不公平的待遇,这是一种时代错位。古代人并没有所谓犹疑和抉择,伟大人物性格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并不进行抉择,他们自始至终就完全是他们所希望和所要实现的那种人,而且永远如此,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程婴如此,杨修亦是如此,古代悲剧英雄给予后世人们更多的不是感伤和悲悯,而是惊羡和净化。
薛若琳先生也提出将戏剧人划分为五种类型,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达人,公私兼顾是常人,损公肥私是小人,由此看出,人物因时代不同,分属类型不同,性格也迥然不同,所以剧作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长乐未央》不能模式性地采用在矛盾挣扎中塑造人物性格的手法,因为从现实效果看,这种手法非但没有产生锦上添花的效果,反而让韩信的形象充满矛盾和犹疑,左右摇摆,飘忽不定,缺失了英雄末路的悲壮与长歌当哭的慨叹。
三、主题立意的呈现
《长乐未央》中“长乐”百度百科释为两重意义,一是欢乐不尽;二是长乐的“乐”出自周公旦制礼作乐的“乐”,意思是国君以亲和力善待臣民,国将得以永续。两汉以“长乐”为宫名,为帝王自我激励“君与臣民长和”之愿望。但剧中散落有三重主题,第一重主题是批判刘邦用人疑心重重;第二重主题是赞扬韩信守义与感恩的品格;第三重主题是警示君臣要和睦才能成就伟业。题目乃剧作点睛之笔,是情节结构展开呈现的内核,从这个角度考量该剧主题应是第三种 “君臣和”,但整个故事情节在建构后所反映的主旨却是第二种“赞韩信”,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剧中韩信的人物行为事实上有三重心理驱动力,一是完成自我理想抱负,要鲲鹏展翅;二是士为知己者死;三是江山一统,战事消弭,让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剧作想表达韩信不忘初心,却不知“初心”有三,韩信不忘的究竟是哪一个?如此看来,剧作因其文不对题的弊端,让主题阐发产生多义性,于是观众在把握剧作传递的思想情感时就产生了模棱两可、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绪。
《曹操与杨修》在这一主题表达的过程中,创作者集中展示人性、展示生命体验,这里的“人性”不是指恐惧、畏缩、犹豫,而是“坚守自我”所形成的不能调和的矛盾,是让受众生发“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生命感慨,最终主题因有了受众集体性情感体验而具有现代性和时代感。
综上所述,戏剧创作者要有哲学家抽象生活本质的精神洞察力,学会用现代价值追寻的方式寻找创作的空间,在舞台呈现中完成戏剧精神与价值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