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西省京剧院创编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京剧《文明太后》的帷幕即将落下，舞台上出现了云冈石窟中佛像的慈悲与庄严，残酷的政治较量之后，戏在这里戛然而止，北魏从此却开启了改革的序幕……

只要有初中文化的人都会对北魏孝文帝的那次著名改革印象深刻，这次改革让北魏王朝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光彩的一页，为之后结束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实现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当然，北魏王朝更有气魄的杰作，便是它留给古都大同的那座历史丰碑——云冈石窟。

202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考察大同云冈石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内涵，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云冈石窟是各民族不断深入交流的产物，它为我们走进北魏那段历史提供了参照，也让我们的意识到，也许《文明太后》不只止是一部回味悠长的好听好看的京剧作品，更是那段尘封的历史在当代的折射。

公元398年，鲜卑族跨过长城，在这里建立了北魏王朝，历经汉末群雄争霸，五胡乱华的这座边塞重镇，终于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喘息，而这座都城也寄托着鲜卑拓跋氏对于汉文化的无限敬仰和一统天下的勃勃雄心。一个在军事上强势，在文化上自卑的游牧民族想要统治中原，一定要寻找自己与中原汉族的文化精神契合，而被武力征服的汉民族也需要一个接纳这个政权的理由，于是，佛教成了调和民族矛盾的纽带。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在入主中原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将佛教立为了北魏王朝的“国教”，以此作为缓和民族矛盾的手段，而这一点也契合了当时的佛教领袖试图借助皇权推广佛教的心理，于是在当时北魏的首都平城大兴土木，兴建庙宇。公元460年，在北魏第四任皇帝拓跋浚的支持下，新任沙门统昙曜开始兴建这座即将流传千古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拓跋浚要求从佛像身上能看到历代皇帝的影子以此彰显王朝的合法性，于是云冈岗石窟的佛像在印度佛像的基础上，嘴角微微上翘，眉宇渐渐开阔，佛像既保留了印度佛像的慈悲亦有中华帝王的气派，这种“胡貌梵像”体现了佛教进一步的中国化和世俗化。云冈石窟中的第六窟被誉为“云冈第一伟观”,石窟内美轮美奂，富丽堂皇，石窟的正中央内并没有巨大的佛像，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十五米的九重佛塔，这便是孝文帝为其祖母文明太后祈福的佛母塔。这个传奇的女性，究竟为何会在孝文帝心中留下如此崇高的地位？她又为何能在中华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篇章呢？让我们回到《文明太后》的戏里，回到那个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的北魏帝都——平城。

《文明太后》讲述的是北魏著名政治家文明太后（冯太后）以民为本，大力进行改制变法，从解除局部“禁田制”到全面推行“均田制”，施政为民，不惜与其养子、献文帝拓跋弘为首的鲜卑权贵势力（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殊死斗争，付出了惨痛代价，最终团结鲜卑、汉人等各族力量，培养一代圣君——孝文帝（其孙），逐步将一个落后、野蛮的国度改造成为一个富裕、强大、崇尚先进文化的北魏王国。

戏里压抑的舞台氛围，冷色调的灯光，以及那些森严的图腾都在渲染着这个草原民族蒙昧，传达出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氛围，也预示着这场野蛮与文明的对决充满了不可预测的神秘感。特别是最后母子永决时的《太祖烘炉曲》，都在试图以写意的象征主义，渲染着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神秘，而最终谢幕的佛光普照，又预示着“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冯太后的一生充满传奇，她是汉族人，北燕国皇族后裔，北燕灭国后，被充为北魏宫中奴婢，之后被文成帝拓跋浚选为贵人，后册封皇后，她一生辅佐三位北魏皇帝，充满了戏剧性。但是京剧《文明太后》的创作者并没野心勃勃地试图把她的一生浓缩在两个半小时的戏剧舞台上，而是以历史的观点，围绕文明太后冯雁为改革北魏政治体制，推行均田制与以皇帝拓跋宏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展开的一场政治较量。显然，该剧的戏剧冲突集中于冯太后和皇帝拓跋宏，而“家天下”背景下的封建王朝，政治角逐又必然纠葛着亲情的羁绊，这就为戏剧人物提供了足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冲突双方的势均力敌是这部戏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宏观上看，这部戏遵循了清代李渔所说的“立主脑，减头绪”的创作原则，最大程度地凸显了最高题旨--改革，也使得这部作品充满更加鲜明的现代性。著名编剧刘和平曾说：“历史就是过去和今人无休止的对话”。从商鞅受车裂之刑慷慨就义到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自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绝叹，任何一场改革都伴随着血泪。按导演卢昂的说法：“这是一段文明拓荒的血泪征程”。

同时，“减头绪”还体现在对北魏改革的具体政策上，冯太后和魏孝文帝主导的改革是一次系统性的改革它涉计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对这个草原民族脱胎换骨地汉化。而该剧却鲜明地突出了“均田制”的推行，这便是提出了本剧另一个主题即：民本思想。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同时，农业较长的生产周期和需要家庭分工协作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耕文明更加需要相对固定的生活范围和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时间远远大于分裂的时间，所以这次改革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促进了隋唐再一次的统一与安定。这也是北魏王朝可以统治黄河以北长达一百多年之久的奥秘所在。

多民族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彼此学习是这部戏的余韵。汉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向心力在之后的岁月里，更显得尤为光彩。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也许正是这种民族大融合，才为中华历史的统一和繁荣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正如《易中天中华史·南朝北朝》所写的：“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在下一阶段，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在全球化的今天，开放必然迎来繁荣，而闭塞或者保护主义，终将导致落后，这是几千年前的中国历史经验，更是近代中国耻辱不堪的沉痛教训这是这部戏给我们另一个重要启示。

让我们再次回到大同，朔风猎猎，大漠长河。这里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明的交界；这里留下了晋商沉重的足迹；这里是古都，也是古战场，有佛像的慈悲，也有无情的杀戮；这里有工业时代风起云涌的煤炭传奇，也有新时期共产党人在脱贫攻坚路上耕耘出的漫野黄花。而京剧《文明太后》也将在这一历史交汇时期，为讲好山西故事，为进一步实现山西大同的文旅结合而散发出它独特魅力。

（作者系山西省晋剧院青年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