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晋剧《母殇》是由暴玉喜、张跃红编剧，张世波导演，陕西神木晋剧团演出的现代戏。剧目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某个小山村，日本鬼子杀死了农村姑娘枣花尚未入洞房的丈夫及其公婆，抢掠走新娘子枣花并送到慰安所。多年之后，枣花拼死杀死了鬼子，跑回了家，但是也生下了鬼子的孽种。解放后，枣花顶着村里人的冷眼和奚落，把这个孩子狗儿抚养成人，却受到不明真相的狗儿的歧视。她拒绝始终关心和喜欢自己的秋根，关在家里，不去见人。直到又过了多年之后，狗儿知道了母亲的身世，想见到母亲之时，枣儿却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人间。

类似题材曾经看过，比如前几个月由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创作演出的晋剧《紫穗槐》也是表现一位母亲受到日本鬼子欺辱之后，生下了鬼子的后代。最早是山东的一位作者写的话剧《狗日的杂种》，就是表现的被生下的这个日本孩子和他的母亲，如何在解放后受尽歧视和凌辱。不过在这几部相同题材的剧目中，神木晋剧团演出的《母殇》处理的最好。大家知道，这样的题材是不好写的，但是慰安妇又确实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血泪事件。做为后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屈辱和不幸。如何描写、如何在舞台上展现，需要有个准确的把握度。对于受到侮辱的母亲，既不能美化，更不能丑化。不能美化是因为这是一件屈辱的事情，不能丑化是因为受害者是中国的妇女，是一群有血有肉，富有情感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对母亲不得不生下的孩子，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需要我们从道德与法律等各个层面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说在类似题材的剧目中神木剧团的剧本比较好，我觉得就是在处理这个孩子的时候，没有渲染或者说表现孩子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五星红旗下受到歧视和虐待。当然，按照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别说是日本鬼子的狗崽子，就是出身不好的中国人，在社会上也是受歧视、被打入另册的人。但是，如果在剧本中过于渲染这种确实存在的事情，必然会消弱日本鬼子的罪恶，把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掩盖在对一个无辜孩子的欺辱中，这就扭转了我们创作作品的初衷。这个剧本巧妙地让狗儿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反倒对母亲同秋根之间的举动产生怀疑，认为是作风败坏，并且愤而离开母亲，这样就把剧本的中心线索完全放在了母亲身上。当狗儿真正明白其中原委，想要向母亲赔礼时，母亲已经永远离开了。这样就使母亲的悲剧，更加令人同情，也使观众受到更强烈的震撼。

不过，通过这个剧目也使我们认真的思考一个问题。确实，是日本鬼子从肉体上侵犯了母亲，使母亲受到了永远难以弥合的伤口。但是在精神上，我们是否也有沉重的包袱和压力，压在母亲的身上？中国数千年文化留给妇女的贞洁观，封建思想带给人们的糟粕不是同样也是刺向受侮辱妇女的利剑吗？这部戏曲的主旋律是陕北民歌《妇女自由歌》，原歌曲的唱词里就有“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确实，中国妇女所受到的压迫，是比一般老百姓更深、更重的，因为还有几千年封建思想对妇女的道德束缚与压迫，这种压迫和歧视，有时还是来自自己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我觉得，剧中秋根这个人物不错，他在枣花最痛苦、最孤独的时候，不顾世俗的观念与周围乡亲们的嘲笑，挺身而出，为枣花分担痛苦，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反倒是枣花自己的精神压力太重，同时还没有摆脱这种压力的勇气，这既是母亲的善良，也是母亲的悲剧，把这出戏叫做“母殇”真是恰如其分。

当然，剧本也还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场与场之间的转换，尽管布景设计的不错，但是在情节上还不是那么顺当。另外，一开始非常明亮的天幕布景，虽说是表现结婚场面，但毕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的威胁下，农村是否会有如此欢乐的场面，这是需要研究的。另外，写实的背景同戏曲的虚拟表演场景如何更好的融洽也是个问题。总之，这个剧目的演出，使我们对同类题材的处理打开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子，值得其他剧团借鉴，也应该肯定。

神木县晋剧团是在山西省外的晋剧演出团体，是我们兄弟省份的自家剧种。山西和陕西应该更好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打造优秀晋剧节目，共同为两省的晋剧观众奉献更多、更好的戏曲作品。

戏剧评论家、中国晋剧艺术网顾问 王笑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