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定南关逛庙会的日子，让我时常想起老家的庙会来。回忆中，唯有对唱戏记忆深刻，情有独钟。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戏剧便是其中壮丽的篇章之一。它以其别具一格的演艺形式，通俗易懂的呈现方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晋剧作为家乡的地方戏，在家乡文化的发展中，具有深远的影响。种类繁多的剧目，抑扬顿挫的唱腔，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净旦末丑的精彩扮相，唱念做打的艺术呈现，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传颂了多少英雄好汉，承载着多少历史故事，积淀着人们对忠义、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向往。

家乡人对晋剧的热爱，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戏班子到现在，已有近百年。他们不仅喜欢听，还喜欢看，更喜欢演。在我四十余年的成长历程中，不知看了多少场戏，不知听了多少个戏剧故事，更不知看了多少段吹拉弹唱，虽不懂，但却喜欢。在我的记忆中，不仅村里过庙会唱戏，而且过年、农历七月十五等重要节日，也会唱戏，甚至茶余饭后，也免不了要谈戏、说戏。于是我们村成了大家眼中的“戏窝子”。

晋剧的发展在山西经历过两个兴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戏剧文化快速发展，各种戏班相继成立，无论是剧目还是流派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推陈出新，百花争艳，国家鼓励办剧团，这一时期，晋剧也得到了很好发展。村里剧团也以这两个时期为分界，称为新、老剧团。戏剧文化的种子也随着新、老剧团的发展变化，在村民的心中扎下了根。

经常听老辈人讲老剧团的故事。那时村里穷，仅靠几亩地远远解决不了衣食问题，只能家家户户集资，置办戏班道具，外出谋生。走街串巷，出村跨乡，驴驮马拉，甚是辛苦。年景不好的时候，辛苦一年，也不过刚能填饱肚子，多几件衣服穿。但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老辈人硬是凭着对戏剧的热忱，把戏班子办得有声有色。可以说，户户捐过资，人人出过力，家家有乐器，人人会唱戏。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划分了土地，大家的生活稳定了，戏班子归集体所有，在村里庙会等重要节日，都要排几出，唱几天，看的不是新奇，而是劳作之后的自娱自乐。再后来，各类衣服、道具只能放在箱底。但热爱它的人们却格外珍惜，每到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总会拿出来晾晒一番，生怕因潮而坏，村里也就有了“六月六，晒行头”的习俗。

改革开放后，村里的剧团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村里新建了舞台，为剧团购置了音响、话筒、幕布等。老书记郭满堂亲自上阵，教戏排戏，组织全村的老少，参与到新剧团的重组中来。每当农闲时节，大家凑到一块，学几出剧目交流交流晋剧体会。逢年过节，搭起台来，唱它三天大戏。不为别的，只为自己对晋剧艺术的那份热忱，为大家能够聚到一块，一起欢乐的愉悦心情。老剧团带新剧团，老艺术学走新路，让学戏、唱戏成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重组的村民剧团，吸收了一大批中青年妇女参与进来，呈现出一派“家家户户学戏忙，文明花开幸福村”的景象。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婉转圆润的唱腔，铿锵有力的锣鼓，弥漫在山间乡野。村民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受到美的熏陶。同时，戏剧故事中弘扬的真善美、抨击的假丑恶，也潜移默化地渗入人们的心田，形成了勤劳善良、爱国守法、团结上进的纯朴民风。

有了这片沃土，就必定会开花结果。村民剧团的自编自演，不仅丰富了自身的文化生活，还唱出了名堂。不时有邻村、外县的人来邀演出。谁家过红白事，也会邀请唱上几出。富有本地特色的唱腔，才艺绝佳的文武场，还有那群早已唱不动的老指导们，品头论足，别有一番情致。新剧团在自编自演的基础上，还不忘培养后辈，不断为各级晋剧团输送大量人才。许多人走上了剧团的领导岗位，冯秀美、郭建江、郭慧忠等后起之辈也十分优秀，他们现正活跃在省、市、县的晋剧舞台上。还有一大批晋剧爱好者，散布在公园的角角落落，有的还进行快手直播。他们都是从“戏窝子”走出去的，他们不仅热衷戏剧的表演，还在播撒着戏剧文化的希望和种子。

今年农历四月初八，我又回到老家过庙。冷清了三年的戏台，又唱起了大戏。然而，却是物是人非。舞台下零星的看客和舞台上热闹的演出形成鲜明的对比。戏依然是那段戏，景已不是往日景。心里不免落寞起来。村子里人口的急剧减少已是不争的事实，新型的娱乐方式让人们对戏剧疏而远之，大部分人也只是看个热闹而已。村里剧团的一应物事早已蒙尘多年，六月六的晒行头也无人理会了。虽然站在戏台下，却没有当年那种感觉了。

如今，传统的戏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老剧团的人大多已作古，有的甚至叫不上他们的名字来。中年一代也即将退休，年轻一代仍然在坚守。我们欣慰，有他们，才有那一段难忘的日子。深居城市的我，依然怀念那段日子——看着学戏，盼着唱戏，还有那文武场忙碌的身影、舞台上五花八门的陈设和舞台下奔跑的脚步。一种热闹，一种乡情，一种永远回不去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