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昆曲在山西的传播流布

（一）昆曲入晋。明代万历年间，昆曲迅速发展并繁荣，昆曲在这一时期由江南走向了全国。目前可考证的昆曲在山西演出的最早记载就是明代万历四十四年，龙膺在出任山西参政时，曾将《金门记》带到山西演出。龙膺，字君御，号朱陵，是明代戏曲作家。《金门记》由龙膺写作，讲汉代东方朔的故事，此剧写作于明代万历三十二年之前。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是联系南北的交通要道，在这里汇集了全国的文人与商人，其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都十分频繁，昆腔进入山西之后，在平阳逐渐发展起来。

（二）昆曲入晋的途径。一是以商路带动戏路。明末清初时期，晋商开始活动于全国各大城市并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在许多商人回乡时带回了昆曲。二是来到山西做官的人带来了昆曲。三是山西的文人学士对昆曲的推崇也推动了昆曲在山西的传播。四是晚清时期苏州四大昆班曾经多次来到山西演出，山西人也由此有机会感受到昆曲的魅力。

（三）昆曲在山西的发展。昆曲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其演出地区方言、音调、演员、环境等影响，产生变化成为带有地方特色的昆曲，事实上也成为了昆腔系统在山西的一个支派。孔尚任用“申衙白相不分明”来形容当时山西演出的昆曲，可看出孔尚任认为当地的演员韵味不足，也说明了昆曲进入山西后与当地方言、戏曲声腔等因素相结合，形成了有当地地方特点的昆曲。地方化后的昆曲符合了当地人的欣赏习惯，也为昆曲在山西扎根打下了基础，为日后梆子戏吸收昆曲的营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山西梆子腔的形成与发展

梆子腔是汉族传统戏曲四大声腔之一，明末清初时期形成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地带，并由此向全国传播。明清时期，以梆子腔、乱弹剧为主的许多地方戏曲逐渐发展起来。在梆子腔兴起之时，昆曲已经在山西广泛流传。清代康熙五年，文人李渔途径山西期间曾受到昆曲知己宴请，席间有一伶人歌唱李渔的新作《凤求凰》，他在看过表演后曾感叹道“此次脱稿未数月，不知何以浪传，遂至三千里外也”。可以看出当时山西已经有昆曲的演出。清代康熙四十六年冬季，平阳知府曾在元宵节当天邀请孔尚任观看当地的昆曲、乱弹、秧歌、竹马等民间文艺活动。清代咸丰以后，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十分喜爱梆子腔，刺激了梆子戏的蓬勃发展。但在其形成初期，由于唱腔不够丰富，且未从诸腔调中完全独立，所以尚不能够占领舞台的主要地位。所以，梆子腔无论从剧目、唱腔、表演等方面，都需要不断的进步与完善，在此过程中，吸收和借鉴昆曲的内容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

三、昆曲对山西梆子腔的影响

（一）声腔。昆曲对梆子腔声腔的影响中，山西四大梆子中的上党梆子更为明显也更具有代表性。上党梆子是全国现存梆子戏中较为少见的多声腔剧种之一，上党梆子包括梆子腔、“上党昆曲”、“上党锣腔”、“上党卷戏”、“上党皮黄”等子剧种，这五种声腔各自独立又结合为一体。演出上党梆子的演员能够“昆、乱不挡”才算是一个好的梆子戏演员，才可以上台演出。每个上党梆子戏班要想撑起整台演出，也必须能够演出昆曲。由此可见，上党梆子的五种声腔中，昆腔是居于首位的，也最为重要。

（二）唱腔体系。梆子腔吸收了昆曲“以板击节”和“以板眼节腔”的方式，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板、梆共用的“板腔体”唱腔。梆子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梆击节”，但在实际情况中，山西梆子中主要用鼓和板来掌握节拍，虽然在演唱时仍使用梆子，但在掌握板眼节拍和速度方面主要是以板鼓为主。现在梆子戏与昆曲的唱腔都是“以板眼节腔”和“以板为板”的方式，它们所不同的只是词格和用腔的方式不同。

（三）剧目。自宋代以来，官府不再限制碑刻，碑刻成为宗祠、家族的一种记事方式。戏曲碑刻见证了昆曲在晋东南地区发展历程，碑刻中记载了昆曲山西演出的时间、地点以及昆曲剧目等。在整个古上党地区的十九县市的古戏台上，从明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题壁共有一千多条。题壁中摘录的有《长生殿》、《乱箭》、《教子》、《翠屏山》等许多昆剧曲目。从这些剧目中可以看出，在清末年间时期，昆曲经常在上党地区演出，并且每个戏班演出时，除了演出当地的梆子、花腔小戏之外，一定会演出昆曲，而且昆曲还作为整场演出的压轴表演。

（四）舞台艺术。经过梆子腔演员演绎出来的表演发生了变化，变得柔美不足而豪放有加，不但继承了昆曲婉转悠扬、细腻轻柔的唱腔，还加入了梆子的高腔，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风格。梆子腔在表演的身段上也借鉴了昆曲，在表演时，剧情激烈时运用梆子腔的豪放，抒发细腻感情时则运用昆曲的优美、轻柔，使得粗犷豪放的梆子戏变得粗中有细。

中国戏曲艺术博大精深，发展历史悠久，但是在当今趋于多元化的社会中，我国的传统戏曲艺术趋于衰落，需要我们去发掘、保护并且继续传承。我们只有对戏曲艺术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才能在原有的传统戏曲艺术基础上进行新的改变和尝试，为戏曲艺术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