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奎、刘祯主编的《昆曲口述史》（以下简称《口述史》）于2023年12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艺术学重点项目成果，《口述史》共6卷10册，即北京·河北卷2册、上海卷1册、江苏卷3册、浙江卷1册、湖南·四川·重庆卷1册和研究者·曲家卷2册。课题组通过摄影、录音、拍照等形式，采访了144位与昆曲相关的受访者（包括演员、编导音、教师、学者、曲家和院团管理者等），写入《口述史》的有141位，其口述资料总字数超过300万字。全书围绕昆曲相关人士的艺术成长、事业发展、艺术感悟、对昆曲现状及未来的思考等方面展开，生动展现了百年来昆曲艺术的发展历程。

有别于以往的昆曲单人口述史，这套《口述史》是迄今为止最为集成的昆曲口述史料，受访者不仅来自江苏省昆剧院、上海昆剧院、苏州昆剧团、北方昆曲院的南昆、北昆等“正昆”院团，还来自永嘉昆曲、武义昆曲等“草昆”剧团，并兼顾国内影响较大的曲社及“川昆”“湘昆”等昆曲裔派院团；除了活跃在演出一线的昆曲实践者，还有一批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昆曲研究者。多元化采访使《口述史》呈现出多维的学术价值。

首先，《口述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昆曲观念的新认知。其中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学术问题主要有：一、昆曲生态问题。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谈及昆曲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生存状态与危机，草昆在正昆审美准则与民间受众审美取向间寻求平衡的艰难历程给读者的印象尤为深刻，而《中国昆剧大辞典》主编吴新雷谈及的江南道场演唱昆曲《游园惊梦》的现象，则向学界展示了昆曲民间生态的另类侧面。二、草昆特征问题。过去一般从语言、声腔方面来理解草昆的特征。《口述史》则通过对浙江、湖南、四川等地草昆从业者的采访，展示了草昆尚未进入学界视野的某些特征，如永嘉昆曲刘文华、林天文，武义草昆老艺人何苏生和湘昆罗艳、唐湘音等人强调，草昆剧目题材多接近平民生活，舞台形式多为本戏、大戏和武戏，情节追求首尾完整；草昆声腔节奏比正昆快，其按谱填词背离了正昆依字行腔的原则；草昆表演比正昆粗狂，做打动作较多，在《醉打山门》中增加“十八罗汉”之类的高难度杂技表演司空见惯。三、昆曲行当叠加问题。戏曲按照行当组织人物与情节，是为所谓的戏曲脚色制。“上昆”计镇华结合自己塑造曹操形象的舞台实践，指出行当在运用中需要细化，因为有的剧中人物需要通过演员使用多行当叠加的表演方法来准确展示性格，这是单一行当表演所无法实现的。四、昆曲改革发展问题。受访者无论偏于保守，还是坚持革新，大都强调要在守正与创新之间寻求支点。参与演出陈士争版《牡丹亭》的上昆张军明确表达了昆曲改革的主张，这反映了众多昆曲实践者的心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五、表演体系差异问题。受访者基于表演心得，对戏曲写意表演与话剧、电影写实表演的体系差异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有着在昆曲、影视剧间丰富的跨界演出经验的计镇华指出，行当化的戏曲表演要比话剧容易，话剧要比电影更容易，因为越是本色的写实表演越难，体现了昆曲演出者对于戏曲表演理论的新观念。

其次，《口述史》为我们提供了昆曲传承的新思考。第一，《口述史》显示昆曲业界基于昆曲折子戏愈演愈少的趋势而产生的对昆曲传承的急迫感。吴新雷指出，“传”字辈基本能演折子戏约700个，解放初约400个，进入20世纪80年代只剩约200个。对此，正昆和草昆的受访者也都有对所演剧目数量愈来愈少的表述。第二，对于出现如此严峻问题的原因，《口述史》有深刻的讨论。上昆蔡正仁、永嘉昆曲林媚媚认为，当代昆曲传承的第一大问题是缺少传承中的传授人。蔡正仁进一步犀利地分析道，他长期担任上昆团长，感受最深的是在国家“非遗”传承的管理上缺少目标管理与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传承人制度流于形式。第三，《口述史》受访者对昆曲如何传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朱復建议要建构充满活力的昆曲生态，防止昆曲人才损失；蔡正仁建议国家艺术基金应拨专项经费用于传承，同时增加验收环节，可每两年或在举办昆曲艺术节时搞传承验收演出；欧阳启名根据朱家溍从故宫戏本中攒戏的经验，建议传承昆曲可采用依据故宫本子排新戏之法，并发挥曲社在昆曲传承中的作用；王安奎认为，昆曲折子戏多为后人所创，若想把古典昆曲恢复在现代舞台上，没有创造则不行。第四，对于如何通过戏曲教育实现昆曲传承，《口述史》受访者的建议更为具体，撮其要者，有吕传洪、朱继云、包世芙、计镇华、石小梅等主张将分行教育与各行兼学相结合，大行启蒙与小行传承相结合；计镇华、石小梅、李鸿良、汪小丹等主张从全面培养表演基本功、学习兴趣和良好习惯的角度为演员科学选择开蒙戏，申明遵循先学上板曲牌、后学散板引曲，先清唱、后上笛，用嗓先放后收，生行不宜用穷生戏开蒙等原则。如此务实的建议来自于对昆曲历史与生态的实际考量，对昆曲的科学传承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口述史》为我们提供了昆曲研究的新视角。上述关于昆曲观念的新认识、昆曲传播的新思考，为昆曲研究带来了新思维。此外，《口述史》还为昆曲的研究选题、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受访者源于他们对昆曲艺术本体和昆曲历史生态的独特认知而提出了诸多的昆曲研究课题，如王安奎提出重视对老一代昆曲艺术家口述资料的研究和对昆曲表演体系的研究；洛地提出昆曲演员个人技巧与行当综合平衡关系的研究；朱復强调对戏校历史及其教材的研究，对宫廷戏与民间戏关系的研究，对现有昆曲艺术家和昆曲表演成就的整理；欧阳启名提出对南昆与北昆表演差异的研究；张瑞云提及对张紫东的研究以及张紫东对昆曲折子戏资料贡献研究的重要性；林天文提出对永嘉昆曲声腔与海盐腔关系、永嘉昆曲与正昆声腔关系、金华昆曲与永嘉昆曲关系、昆曲流传路线、永嘉昆曲不演《游园惊梦》而只演《花判》等问题的研究；丛兆桓、刘天华、雷子文、许咏明、包世芙、何苏生等人强调加强昆曲与其他剧种关系的研究；胡奇之提出昆曲与徽剧、京剧、婺剧之间循环关系的研究；汪小丹指出曲社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应予以研究等。这些课题无疑都体现了明确的问题意识导向，应该引起戏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

口述史料的可靠性，是口述史料整理者与利用口述史料研究者所特别关注的。回忆性口述内容常会出现前后重复、不同受访者口述内容交叉重叠、受访者自我表述矛盾或受访者之间表述矛盾等现象。这套《口述史》没有明显的上述问题。相反，其中不同受访者的口述材料可相互印证，如欧阳启名与朱復对张元和、张充和与欧阳启名三人合演《游园惊梦》的表述是可以互证的。而若将《口述史》进一步与聂付生、方佳等著《浙江婺剧口述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涉及金华草昆曲牌结构的内容相比较，亦可证明《口述史》相关内容的可信。

作为一部活态的昆曲史，《口述史》为学界提供了全方位的昆曲史料，其学术价值将在今后的昆曲传承与昆曲研究中长久地发挥作用。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