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也认为，纠缠“身份”的内中不免会有一种仇官、仇富情绪的宣泄，以及潜在诱导注意力转移的成分，以此拉近或拉平社会“失衡”的心理。当然，有的还有“眼球经济”的效应。

　　其实，现在关注的“身份论”与过去“文革”流行的“血统论”是一样荒谬的。而且，单一直线型思维本身是会自相矛盾的。比如说，一个官二代或富二代，这次做了一件好事，就抓住不放，无限放大，认定这个孩子就是好得不得了了。那么，下次这个被誉为是好孩子的人做了一件错事，我们又该如何认定他到底是好是坏呢？反过来也是这样的道理。

　　同样地，还有“子不教，父之过。”父子的“连带责任”，在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的，就是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有监护权。并不是什么事都要把父子关系扯在一起。这起事件中，李双江之子系未成年人，作为父母应该替儿子负责。这种责任也仅限于法律意义上的责任。我们不能因为孩子做得好，就主观臆断全部地认为是家长教得好；孩子做得不好，就主观臆断全部地认为是家长教得不好。这样的道理是讲不通的。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哪个父母不教孩子学好偏偏教他打人呢？所以，孩子错了该批评教育，而不能迁怒于家长。

　　再说，李双江之子打人这件事。原本是事出有因，被打者在前面紧急停车，令后面的车主不快，生气，直至打人。这样的事，有开车经历的人估计都会遇到，也一样会上火，有时也要破口大骂。即使没开过车的人，在路上也会遇到这样的事。为什么人们普遍对出租车很讨厌呢？就是因为它随便乱停，影响后面的车通行。所以，这种事如果换做别人，不就是年轻人气盛火旺，太冲动，也许就成了市井小事了。打人不对，该批评批评，该处罚处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扯别的都没用，最终也不过是这样。

　　不过，这里面有一点不好。就是李双江儿子打人了，李双江到医院探望被打者，并且道歉。为什么还要带上军艺的领导一同前往，好像是李双江儿子被打了一样，搞得兴师动众，似乎是从气势上要压倒对方。这就有以势压人之嫌，不好。

　　其实，“儿子闯祸，老子受过”的事，早有先例。在我看过的晋剧中就有这样的一出好戏，名叫《打金枝》。剧情大意是：“唐代宗将女儿升平公主许配汾阳王郭子仪六子郭暧为妻。时值汾阳王花甲寿辰，子、婿纷纷前往拜寿，惟独升平公主不往，引起议论，郭暧怒而回宫，打了公主。公主哭诉父母，逼求唐皇治罪郭暧，郭子仪绑子上殿请罪，唐皇明事理、顾大局，并加封郭暧。沈后劝婿责女，小夫妻消除前隙，和好如初。”（参见“百度百科”《打金枝》词条）

　　郭子仪就是李双江现在的角色。那么，从这出戏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呢？第一，要说身份，该剧中不论是唐代宗还是郭子仪，不论是公主还是驸马，都是有着显赫身份的。按说打金枝这件事足以炒作成大新闻。但流传至今却是一段美谈。这是为什么呢？第二，好就好在唐代宗和郭子仪两个家长的做法好，很有策略，很讲艺术，以大公无私的做法和策略（比如唐代宗假意杀掉驸马替公主出气，结果公主一听要杀驸马就不干了，转而向父皇为驸马求情。而郭子仪不仅把儿子绑上殿来，而且请求将自己一同治罪，让唐代宗无地自容），耐心开导和教育子女。第三，这出戏最好的地方莫过于把一件坏事变成两全齐美的好事，既教育了子女，也密切了君臣关系。而且对后世的教育意义也很深远，一直流传至今。所以说，一件事的很好处理要比在这件事上纠缠不放更有意义。我们不应该把一个“教育”子女的问题演化成一个“教训”所谓官富及其子女的问题，增加社会的非理性对抗情绪。“打金枝”的故事能流传一千两百多年而不衰，试想今天炒作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能“热”几久呢？我们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