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三上桃峰》

2012-11-20 发表|来源：未知|作者：Major

　　1972年，山西省柳林县晋剧团成立创作组，将晋中青年晋剧团编导许石青创作的《三下桃园》改编为

《三上桃峰》，参加吕梁地区（今吕梁市）文艺调演。8月，县团以《三上桃峰》剧目参加山西省文艺调演，并先后在全省各地上演266场，观众累计达30余万人次，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湖南、浙江、陕西等省地的不少文艺团体纷纷来人来函联系，邀往当地演出，并将剧本移植排练，效尤蔚起，风靡一时。

　　1974年2月，山西省文化局组织创作班子，对柳林县晋剧团演出的脚本进一步修改后，由柳林县晋剧团代表山西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调演中，剧本《三上桃峰》被诬为“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受到无端批判。同年2月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停止上演《三上桃峰》的紧急通知，柳林县晋剧团领导人被整，演职人员亦蒙受不白之冤。

　　1978年9月1日，《人民日报》撰文，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中共吕梁地委、柳林县委随后分别作出为《三上桃峰》事件受害的团体、刊物、个人彻底平反的决定。其时，柳林县晋剧团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演出，获此喜讯，日夜兼程赶回柳林，仅用10天时间就作好恢复上演《三上桃峰》的一切准备，赶赴吕梁地区驻地离石市（今吕梁市离市区）进行了汇报演出^[1]。

　　《三上桃峰》也是“晋剧皇后”王爱爱、丁派晋剧表演艺术家刘汉银、蒲剧演员温俊祥的代表作。

　　1974年山西省晋剧团演出的《三上桃峰》，本来是一出很平常的现代戏，也是一出歌颂社会主义新时

《批判晋剧〈三上桃峰〉》

尚的现代戏，为何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甚而带来莫名的厄运？原因很简单，这与在“四清”运动中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有关，更与她“蹲点”的乡村有关。

　　对于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作了这样的结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这个结论是客观而中肯的，我作为参加过这一段时间“四清”的过来人，对此有切身的体会。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并化名“董朴”，公开身份是河北省公安厅秘书。“四清”运动中，她写了一个“桃园经验”(即《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11日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全国进行学习，未料在“文革”中酿成惨剧。

　　“文革”中的形而上学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个人如果站住了，他过去的一切就都是正确的；如果被打倒了，他过去的一切也就都成为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按照这种逻辑推演，因为刘少奇被打倒，王光美必然被打倒；王光美既然被打倒了，那么她那曾以中央文件转发全国的“桃园经验”一夜之间必然首当其冲成为“大毒草”；“桃园经验”既然是“大毒草”了，那么与“桃园”有关的事，自然也就都是错误的或反动的了。如此这般，就由“桃园”引发出一出戏的风波。

　　说来还真有点戏剧性。当年王光美“四清”蹲点的桃园大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桃园大队第二生产队从相距20公里的榆关公社某生产队买进一匹高大的“菊花青”马。这匹马虽然看上去膘肥体壮，但它是一匹病马，没多久便露了馅儿。卖马的生产队感到这样做损人利己，有失公德，便向对方提出退款，将马拉回。而桃园大队风格更高，不仅不肯退马，而且还派人拉着牲口支援对方春耕。后来，那匹马果真死了，卖马的生产队执意要退款并另赔一匹马，而桃园大队坚决不收受……这样一件事，不用说当时，就是现在乃至今后也是值得颂扬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所以，当时《河北日报》、《人民日报》均对此作了报道，在全国影响很大。1966年初，山西省晋剧团根据这匹马的通讯，改编成一出大戏《三下桃园》，歌颂社会主义新风尚。晋剧我没看过，但1966年初我却在北京看过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春风杨柳》，也是演的这件事，只是剧名不同。话剧比戏曲更生活化，至今印象很深。“文革”中传统戏一律被批为“封资修”，各剧种剧团必须演现代戏。因创演新戏很难，山西省晋剧团认为“文革”前夕排演的《三下桃园》主题积极，应继续上演，但为避王光美与“桃园”有关系之嫌，只将剧名改为《三上桃峰》，剧情未变。可他们犯了傻，王光美已经被揪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歌颂王光美蹲过点的村的事呢？这不是灯蛾扑火吗？他们的政治嗅觉太不敏感，不但在当地继续上演，而且还拿到北京自投罗网。

　　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京举办，山西晋剧团的《三上桃峰》竟然不知深浅地去参加“调演”。这出戏在调演中一经上演，立即激起轩然大波，“四人帮”的亲信借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上桃峰》事件”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称《三上桃峰》是《三下桃园》的翻版，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是“要为刘少奇翻案”。3月30日于会泳在文化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中更进一步说:“《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并非无意，而是有人支持、有人批准、精心策划出来的。”调演结束后，还专门将山西晋剧团留下，继续让他们演出以供全国批判。为批判而让演员演“毒草戏”，这也是旷世奇闻，所以演员们在演出中无法进入剧情，被逼得在舞台上哇哇大哭，直至戏无法演下去。因《三上桃峰》的事件发生地在河北，所以同年2月，省会石家庄专门召开批判《三上桃峰》的万人大会，随即在全省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高潮。

　　这还不算完，批判的范围在逐步扩大。由于《三上桃峰》的内容与马有关，所以那个时期凡在新编剧目中出现牛、马等动物的，一律被“挖掘”出来进行批判。如湖南花鼓戏《还牛》，是根据196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通讯《两头风格牛》改编的，剧情也是歌颂新社会新风尚，本来与桃园八竿子打不着，却也成了《三上桃峰》的“姊妹毒草”大受批判。于会泳就说:“‘还牛’也好，‘送马’也好，都是为刘少奇、王光美歌功颂德的一类货色！”

　　由“四清”而“桃园经验”，由“桃园经验”而“桃园”，由“桃园”而“送马”，由“送马”而“还牛”……一连串的株连，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这确实是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在共和国的大事件。毋庸讳言，对这些批判，当年我都是亲自参加过的。当时有点不理解，“文革”结束后才彻底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