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维芝，字少仙，号乐正斋(1910年～1954年)祁县夏家堡人。幼年丧父，未上学前，在母亲教导下，已识字读书。入学后，为张仪生老师赏识，在其鼓励与帮助下，十三岁负籍从师于太原一师附小。因家贫，所以在开学与放假之时，百数十里路程，徒步跋涉，不惧艰苦。一九二五年考入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一九二八年入该校文史组，攻读文史，尤喜文字学及音韵学，对金石文、甲骨史亦多加研究，成绩斐然，为校中的优秀学生。课余常从常子襄老师(常赞春、榆次车辋村人氏，民初三晋名人学者)研习篆刻，颇有成效。所搜集和镌刻之印章及部份藏书于逝世前捐献给了祁县图书馆。

    他最爱好音乐，为国师校音乐研究会主要成员。除能操风琴、钢琴。管弦乐外，专向王梅岩老师学弹古琴，当时青年很少学此古乐者。对我国的古琴谱，别人目为天书，莫敢问津，而他爱琴成瘾，广为搜集，不惜高价购买。立志要集成名琴八架，悬挂其居室乐正斋四壁以娱情怀。可惜到他临终时只集到四架，未能如愿以偿，成为终身遗憾。

    大革命时期，他曾在祁县我地下党员袁贵显(袁旌甫) 等同志领导下，联络进步青年，发动农民成立夏家堡农民协念，进行革命斗争。当时受到村中权贵豪绅的抵制与镇压，有的同志外逃潜伏，但他则强项不屈，义正词严，同土豪村长武荣禄当面争辩。在正义面前，武的狗腿子及打手均被慑服，不敢妄功，而土豪对长亦无可奈何。这样，就使得当时农民革命运动在夏家堡得以继续发展前进。

    1930年为友人之事，抱打不平，与校当局决裂，毅然离开国民师范学校，赴徐沟县王答村任高小教师。在这期间，他常于课余之时到集市上的古董摊物色一些古书、字画、印章之类。虽然有时见到名家字画或善本古书，但限于财力不足，亦只能失之交臂。一日，偶见旧书堆中有一部《杜工部集》、系清初本，上面除刊有名家的注释以外，并刊有钱谦益的批注。在清初钱氏的著述已被列为禁书之类，所以这个有钱氏批注的版本例在焚禁之列。不过，这部书的可贵处尚不在此，主要的在于这部书上有阅读这书的主人的批注，其见解颇有独到之处，非饱学之士是办不到的。这批注的主人究系何人，从书上是找不到的，因为上面没有留下他的名讳，但仅从这书的被烟火熏得发黄黑的色样看，它的主人系一不遇时穷儒无疑。我们知道，杜诗的批注者，历代不下百余家，但有一些问题在那些批注中并未得到解决。例如：杜诗中的《重九登高五首》，历代刊本中只有四首，大家都认为另一首早巳遗失不传。然而在书堆上发现的这部书，其批注却说：这被认为四首诗中，实际上就是五首，只不过把其中的两首合二为一，所以就成为四首了。并说明了被合力一首的理由，使人信服。其批注还有许多为他人所未曾提到的见解，使我们不难想见这位老儒终生孜孜不倦地研读杜诗的辛勤景象．当时郭少仙站在旧书摊前，对这部杜诗。翻阅好久，爱不释手。询其售价，而索价颇高，使—个穷教书匠，只能望书兴叹。他再三要求售主减价，而狡猾的售主，见他徘徊不去，却一文钱也不减。最后，他只好东凑西借，负债买到这本书。由这件事可见，他除了对那位老儒的劳动成果无比尊重外，他的治学态度也就可见一斑了。

    1931年，应祁县兢新学校之聘，回祁县担任该校园文、音乐教师。因他淳谆教海，朝夕督导，该班学生，于全县毕业统考时，前十名中竞占到九名，其学生不但学业优良，思想亦甚进步。如：武克鲁，贸步彬，陈琅等后来都成为党的优秀成员、有的成为烈土，有的负四家重要职责。

    一日，兢新学校校董渠仁甫宴请该校教员，并遍邀行政官吏，学校教师及县中许多名流济济一堂。客厅悬挂一付对联，其文系以古人名凑成，其中“正则”二字，诸人感到生疏，不解究是何人。适少仙入，昂然答曰：“屈原”。县教育行政官某反驳之曰：“未听说过!人们只知到屈原又叫屈平，从来未听说过叫屈正则。”当时少仙一言不发，返身出户，俄而抱书入，展示《离骚》：“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使该官当时面红耳赤，而其他人则无不钦佩他之博学强记。

    祁县由张景房创办的新闻报纸《明报》，在三十年代初另外发行一种副刊《童乐园》，系周刊，专供中小学生阅读。在它上面辟了一个专题《音乐丛话》，完全由郭少仙撰稿，每周一篇，很少间断，一直到“七七”争变，日寇侵占祁县后停刊，共有五年多时间，刊载的有关音乐知识的稿件，约计在二百多篇以上。这些文字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有中外的关于音乐的故事，如：{高山流水》中钟子期、俞伯牙的故事，贝多芬的故事，有各种音乐乐器的知识，有爱国歌曲及民间流行的秧歌、小调介绍等等。可惜祁县自日寇铁蹄践踏之后，《明报》及《童乐园》报刊，已所存无几。我国现在刊行的较通俗的、涉及面较广的音乐专著尚不多见。如果能把《音乐丛话》搜集起来出版的话，当可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可惜已经不可能了。仅就这一事件来说，我们除了痛恨战争，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而外，我们主张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有因为战争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了。

    他为人倜傥，不拘小节，热爱艺术，不耻下问。对有一技之长者，莫不礼致之，故社会艺人争乐与游。封资习气最浓之竞新学校，门禁森严，能进入该校者率皆衣冠楚楚之所谓上流人物；唯他的屋内，则长袍马褂者有之，鹑衣百结者有之，跛足破履者有之，三教九流，每晚满室。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有“觅交屠狗卖浆中”的诗句，这表现了陆放翁的爱国忧民、物色草泽中的豪杰，奋起抗击主略者的愿望。郭少仙广泛结纳贫贱群众与放翁亦颇右近似之处。

    有名“二瞎子”者，双目失明，有吸毒嗜好，穷困类乞丐，人多避之。但对音乐具有绝技，人称为师旷再世。少仙往往延之上座，与共酒食，边吃边呢呢喃喃，念着曲子，时人讥之曰：“先生座上请乞丐。”在那半封建的社会中，他被道学先生们视力离经叛道之徒。但他却深庆喜获人才，彼此切磋，各补其短，而取其长。后来二瞎子竟成为晋中一代有名乐师，使乐界艺术大进，今虽亡故，但徒弟遍各地，为乐界立了一定功绩。

    祁东南山区有善歌者某，奇曲将绝，而秘不传人。某为磨涫，他侦知后，与之交，屡请不歌。但磨面登箩时辄自吟之。于是，他潜入磨房帮助其一切杂务，久之，该磨倌情不白禁，吟唱起来，因之得熟其全曲。其对艺术之渴求也若此。

    鼓师高锡禹(狗蛮师付)在晋剧界享有盛名，共技艺当寸无出其右者。晚年休息后，他经常拜谒，悉心向他请教，得晋刚曲牌之精华。高逝世后，他为之作《高九畴小传》。

    1937年日寇入侵祁县城，他退居夏家堡村、短褐长须，隐避于商贩之间，常与乡间吹鼓手交游。有日伪翻译官程继元，曾留学日本、专攻音乐，与郭少仙既系旧同学，又同有音乐爱好，欲拉少仙投敌。他面斥之曰：“我做王八(旧时对民间乐人的蔑称)你当汉奸，咱们各走自己的道路，何必拉人下水！”程固故人，慑于正气，赧颜而去。他居室之中悬挂着文天祥、顾炎武、傅青主画像，用这些有民族气节的人以自勉。虽然埋头钻研戏曲，貌似消极，实则充满爱国忧民之革命热情。当时曾作我党地下村长、接待和掩护着我党工作人员，秘密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祁县沦陷期间，日寇的奸淫烧杀，绐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而有些人却麻木不仁，甚至竟腼颜事敌，做了可耻的汉奸。郭少仙有感于此，借古喻今，编写了晋剧剧本《木兰从军》。当时，不但没有剧团敢于演出这出戏，而且也没有演员敢拐演花木兰这个主角的。直到日寇届膝投降前，在夏家堡小学高级班毕业之日，才借举行毕业典礼之际演出了这出戏。由郭少仙亲自导演，并由他的长女郭一丁饰花木兰。它虽取材于《木兰诗》，但经改编后，它的主题是结合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主要由唱词中描述了祖国受侵略者的蹂躏，人民的生命朝不保夕。其中大段唱腔所唱的是家破人亡，父母兄弟妻子惨遭杀害，幸存者的流离失所。有的唱腔凄楚悲凉，有的则慷慨激烈，不但演唱者声泪俱下，而观众也群情激愤，甚至使有些被日寇杀害的家属泣不成声，呜咽不止。这次演出，文武场的音乐也配合得很出色，当时的一些有名的票友如武永全、张尚礼等都被邀请参加。演出这出戏所担风险是很大的，不过在日寇投降前夕，那些汉奸自顾不暇，也就不向他们的主子献殷勤去告密了。这出戏，在戏剧界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有类吴晗所编《海瑞罢官》。解放后，豫剧也演出过《木兰从军》，由常香玉饰花木兰，博得国内很高评价，因之常香玉蜚声艺坛。可惜郭少仙所编的《木兰从军》剧本已经散失，不能重现于晋剧舞台，否则，当不让常香玉擅美于前了。

    在沦陷期，他除致力晋剧的研究而外，对于昆曲亦精心钻研。曾托友人武子哲在北平向北昆名家白云生请求，借回其收藏之《钟馗嫁妹》剧本，亲自抄录，为后来与晋剧著名演员乔国瑞(狮子黑)研究昆曲奠定了基础。

    日寇投降后，1946年他被邀出山，重归教育战线，到祁县中学任教。1947年阎锡山推行“三自传训”，祁中教员被集中到会善村集训，在各个人被“自白转生”时，有个叫马林子的人“自白”，谈了他的一生经历后，主持集训的所谓民众主席范昌说：“你所说的不是假话吗?谁知道你的这些事实?'说着又面向大家询问，这时郭少仙说：“我知道他说得都是真的。”范昌闻言，立刻面带怒容，说：“你他妈的知道!从他生下来你就知道！”将桌子一拍说：“出来，跪下!”几个如狼似虎的警察走狗们扑上去，把郭少仙脚踢拳打一顿，叫他一直跪到天黑。当时的气氛，实在是阴森恐怖的，人们好像连呼吸都闭塞了，稍有言行不慎，便立刻有被乱棍打死的危险。他为了别人，为了正义，这次几乎送掉自己的性命。这事有曾经和他同时被“传训”的祁中教员权衡业作证，在权衡业写的《我亲身经历的三自传训》一文里叙述过。(见《山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五十八页)。

    1948年祁县解放后，他担任祁中教导主任，亲自任课，激励后学，培植英才，至今桃李遍天下。

    1951年省文化局发现他这位专才，指名调至省文化局，致力晋剧整理、改革、编纂、审定工作，对传统戏《秦香莲》、《打金枝》、《芦花》、《教子》等晋剧的唱词，作了系统的修改，去其糟粕，增其精华，使这些脍炙人口的剧目，更加光彩夺目。尤其对大花脸乔国瑞唱的《功宴》、《嫁妹》、《草坡》等昆腔戏，作了不少加工和订正。当时，晋剧中的昆曲戏，除乔国瑞而外，别无一人能唱，而且句词高深，又无剧本，历来凭师傅口传，错误颇多，竟有反其意者。少仙不惮其烦，请乔师付一句句地唱，自己逐字逐句地记录，有的不成词句，有的不解其意，如：“玺”作“尔”、“恕”作“怒”等，乱念成习，因而影响着剧情表演。经过研究推敲，找出错误予以纠正，又解释给乔老重新唱念，乔师傅感激地说：“糊涂地唱了一辈子。今天才真正理解其意。”'对其他晋剧名演员冀美莲、马秋仙、花艳君、孙福娥、筱桂芬等，他都做过热情的辅导。

    在改进晋剧乐谱方面，他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原晋剧音乐，向为各艺人掌握，“工尺四上”，口授传诵，无成文乐谱。他耗费了半生精力，跋山涉水，跑遍了晋中一带的穷乡僻壤．山林野薮，在颓垣荒堑里寻隐士，于屠狗卖桨中觅知音。拜访了许多民间艺人和戏剧界的演唱名流及业余票友。井经过实践，去粗取精。对晋剧音乐、曲谱，他亦掌握了丰富的基础知识。在逝世前编写成《晋剧音乐》四集。第一集为唱腔，回；：第二集为丝弦曲牌；第三集为苦想思；第四集为唢呐曲牌。每集都做有序文，介绍其渊源与特点。他死后，有某剧团的张沛久闻少仙有此著述，心中羡慕不已，特向少仙遗属请求，愿为其出版问世尽力。后来，张沛在其中加入了一些戏曲唱段，如：楼台会、断桥、教子、打金枝等。又加了些打击乐如：“二通”等。出版时，便把张沛与郭少仙的名字并列。现在，这部《晋剧音乐》已成为晋剧界的法典，不但为晋剧界的指南，而且其它剧种亦多把它作为借鉴，向其中汲取精华，以补自己的不足。这在今日戏剧改革之际，尤显示了它的价值所在。此书已成爱好晋剧者，人手一编之书，故已再版。

    在太原时期，经常和职业演员及业余票友，欢聚一堂，亲切琢磨，同人赞叹之余，尊称之曰：“头儿”。

    1953年5月，他曾组织过一次名乐师和名票友的大联合，各名流聚会在一起演唱了全本《满床笏》(《打金枝》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参加者有润生师傅。李鹤山．李子华、任焕章、韩子谦．何芳圃、许幼平等。由郭少仙饰老旦(郭子仪夫人)，由韩子谦饰小旦(公主)，由许幼平饰小生(郭爱)。其中韩子谦唱腔园润，咬字清晰，听者不断喝采，许幼平学三儿生的唱腔，音调毕肖，恍如三儿生再世，博得听众一致称赞。这次演唱曾由电台录了音，并合影留念。

    他生活简朴，衣冠不整，在考虑问题时，其它无暇兼顾，往往打水忘携盆，吃饭忘带碗，举足不择径，睁目不视物。1950年某晚，在祁县中学开会毕，走出会场，凝思问题，边走边想，失足跌入泮池(该校系旧文庙，院内有泮池)，昏厥休克，经发觉救起，但恼受震荡，留下后遗症。1954年9月底以脑血管不正常，血压过高，入山大医院诊治无效，一代乐界大师，竟与世长辞，享年四十四岁。他的渊博的学识和他精湛的艺术成就，是由于他有如痴如呆的探索精神而取得的。“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这两句话对他来说是再确当不过的了。

—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