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剧情简介:据史料记载，位于山西省南部绛州曾走出一位威震一时却又鲜为人知的岳岳之公――姚天福。他一生胸怀坦荡，体恤黎民，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其事迹可与宋代包拯媲美。从元世祖至元五年擢任御史台监察御史后，每折权臣，帝嘉其直，故赐名“巴尔思”，谓其不畏强悍，犹虎也。《巴尔思御史》通过姚天福排除重重障碍，上书弹劾当朝宰相阿合马罪状的抉择过程，体现了其不徇私情，不图虚名，不畏权势，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与高尚品格。

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化厅和山西演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山西省晋剧院推出的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编剧梁波，导演石玉昆），成功地塑造了刚毅正直、不畏强悍的元代清官姚天福的艺术形象，感动了观众，也受到专家的好评。

该剧的成功，首先在于编剧的出新，它突破此前清官戏的创作模式，为该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前出现的清官形象相比，姚天福这一形象的艺术价值就在于，他不仅要承受来自官场的政治压力，而且还要突破来自家庭、亲情的羁绊。在他身上承载着比历史上描写的清官更复杂的文化内涵，这一点正是编剧在塑造姚天福形象过程中的艺术突破。

在描写清官形象的历史剧中，包公形象是人们历来称道的一位刚正不阿的历史人物。但姚天福与包公不同。包公在宋朝是一位重臣，手中握有生杀大权，且可以先斩后奏朝廷。而姚天福在元朝只是一个监察御史，其职责是查办大案，对案件却没有处置的权力。因此他要为民除害、为朝廷铲除奸佞，无疑比包公要困难得多。因此，《巴尔思御史》在塑造姚天福这样一位清官人物形象方面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构思与描写方法。比如在描写姚天福的形象、刻画他的性格、开掘他的心理情感方面就有着新颖的结构故事的方法。即通过对元代官场大环境的描写，对亲情与家事的描述，揭示出姚天福想为民办事为朝廷立功的种种羁绊和内心困惑，为深入开掘姚天福内心复杂情感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姚天福所处的元代社会和官场的大环境来说，是不利于他这位监察御史施展抱负的。一是阿合马的权力过大，又深得皇帝的宠信。阿合马身为宰相，统领群臣，在他的周围有着密密匝匝的关系网，令人感到畏惧。而在当时社会统治阶层中，也形成了一种官官相护，互相推诿，趋炎附势，对权奸阿合马逢迎拍马，卑躬献媚，投帖送礼的恶劣风气。像手握重权的御史中丞韩大人，明知阿合马的种种罪行，却明哲保身，“既想打蛇又不被蛇伤”，不愿自己出头，而以“圆滑”之术应付。这些无疑都给姚天福“为公正为民众为朝廷”、查办阿合马罪行的行动增加了困难。二是亲情的阻碍，给姚天福的内心造成极大的压力。妻子杨氏劝他，“莫再与皇亲国戚贵胄宠臣结怨怼，形人之丑、讦人之私，谓之种祸、招是非”。儿子祖舜求他，“父亲不必忒得执拗认真，与宰相大人还是和好为上”“求父亲成全孩儿的好前程”。连纯真的小小也斥责姚天福对娘无礼。这一切都阻碍了姚天福查处权奸行动的顺利进行，使他置身于公与私的情感漩涡之中，感到无比的矛盾与困惑。他要实现自己“为民为朝廷”的理想，不仅要敢于反抗强权的威胁，还要突破亲人们对他的情感束缚。包公办案所顾虑的是来自权贵们的压力，姚天福则要承受来自权贵和家庭两方面的压力，而来自家庭的压力更让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是秦长娟之死的激励，才使得姚天福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下定了以死与阿合马相抗争的决心。至此，一位“不愧心、不谋禄、不畏强梁，做一天御史惩一天恶”的崭新的清官形象“立”在了舞台上，也“活”在了观众心中。

该剧演出的成功，是导演、演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编剧梁波描写姚天福这样一个清官，其巧妙之处就在于没有正面描写他查处案件的细节，而是把笔墨重点放在如何处置案件的过程，这就给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留出了余地，同时也给导演的舞台创作和演员的表演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导演石玉昆充分发挥舞台创作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刻画人物，深入开掘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具有丰富情感却又矢志不移的清官形象。演员的表演很好地突出了人物性格，演唱声情并茂，唱出了人物的真性情。如季建清扮演的姚天福就最为突出。当姚天福听说“秦长卿陷囹圄沉冤深重”，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连夜赶回京城面见君王、辩明是非。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满地荆棘和陷阱。先是在丛林中遭阿合马指派的刺客暗杀，多亏秦长娟相救才化险为夷。其次是御史中丞韩大人的搪塞推脱、避重就轻，不啻在姚天福的头上浇了一盆凉水，对他查办阿合马一案的热情无疑是当头一棒，使他看清了那些当权者的“为官之道”――“为官者自怜自爱自享乐，居要职握权柄巧取苟得。进有术退有方揽功推过，众百姓满腹怨徒叹奈何。”但姚天福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念，“韩大人善谋略我难望向背，为朝廷为百姓纵受其害不堪悲。”但是，当面对来自家庭亲情的阻力时姚天福真正感受到了难以摆脱的困惑。剧中最感人的一场戏是姚天福面对妻子的劝、儿子祖舜的求与讥刺时，演员那激情的演唱。姚天福身为监察御史，一身正气，敢斗权奸，但他的行为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此时的姚天福真是心如刀绞，陷入了职责与亲情的冲突境地，满腔仇恨没有喷发的出口。只见他浑身颤抖、心肺俱裂，仰天长啸“天啊”，抓起砚台本想砸祖顺，被妻子阻拦，却悲愤地砸向了自己的头。随后引出大段唱腔――“胸如汤火、心焉如割、怨结难解、悲慨难脱、愁千万、泪成河、思绪如麻尤自责，拊膺顿足仰天叹，锥心泣血凭谁说！扪心问悖逆的事儿从不做，却为何命运多舛事多磨。”季建清的演唱激情四射、满含悲愤，唱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困惑与纠结，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姚天福的艺术形象。

此外，刘建平扮演的姚天福妻子杨氏，苗洁扮演的秦长娟，演出了人物庄重、大气的性格与凛然正气的气质。樊旭强扮演的祖舜和雷永鹏扮演的小小，也演活了人物的个性。祖舜与小小是一组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是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的两面镜子。祖舜是一个没有自信、依靠权贵出人头地的“聪明”人，姚天福骂他“如蝇附膻不知臭”，仰人鼻息，傍人门楣，“是个无有脊梁的可怜虫”。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反而埋怨父亲“不恋家眷、不顾利害、不晓情理”。父子俩终至分道扬镳。祖舜这个人物设计，有着作者对现实的细心观察，也包含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与祖舜不同，小小是一个纯洁、真诚、敢说敢做、知错就改的人，作者把他写成一个“痴呆者”，是有着自己的信念寓意其中的。郭学富扮演的门官，则把一个趋炎附势、逢迎拍马的小人物演得幽默风趣活灵活现，从中亦透露出作者的一种文化批判意识。以上这些都丰富了该剧作为一部历史剧的艺术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