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晚，左权县开花调艺术团排演的大型左权花戏歌舞剧《太行奶娘》在省城青年宫演艺中心上演。剧团是县级小团，剧也是小剧种，但这部戏却很了不起——在全国数千个县里难以计数的剧团里，唯有这个剧团、这个剧登上了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国家大剧院。即使是从全省来看，能够上了国家大剧院的剧目也仅仅有《一把酸枣》《立秋》等寥寥几部。

    再想想现在这些县级剧团普遍的生存状况——市场日渐萎缩，演员青黄不接，剧团难以为继——左权县开花调艺术团无疑是做了件令圈内轰动的事情。而在“以小搏大”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A　两个人的承诺，不约而同

    2012年11月27日，《太行奶娘》在榆次文化艺术中心首次亮相，当百余名观众在观看后眼含热泪，盛赞频频时，该剧承办者，左权县文广新局局长王建军则拍着胸脯向全剧80余位演员发出承诺，“有朝一日，我肯定会领大家上国家大剧院演出！”

    能让一个县级剧团登上被誉为中国“金色大厅”的国家大剧院，这是很多人不敢想像的事情。要知道，这些演员们连业余都谈不上，他们在演戏前都干着跟文艺不搭边的事，有理发师，有小摊贩，还有酒店服务员，都是王建军从全县204个行政村挑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就得左权人演左权戏。无独有偶，该剧总导演、中国铁路文工团著名编导杨梅也曾许过这样的承诺。他们的这份信心来自何处？杨梅说：“我们的艺术水准已经达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要求。尽管，这些演员不专业，但他们很纯净，那是科班演员无法塑造的状态，他们就像昔日太行奶娘那般淳朴，为了演一部戏能全身心投入，这也是最打动我、让我想帮助他们的地方。”“能上了山西大剧院就行了，你何必把自己弄得那么累？”“能上国家大剧院的都是顶尖剧目，最次也是市级院团，咱这业余队伍能行吗？”自从许诺后，王建军耳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声。作为一个县文化局局长，大家都认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至少已经打造出了一台像样的剧目，但是在他看来，要做就得做成，用他的话说，“凡事就怕认真二字，执著就能办成事。”

    B　把国家大剧院领导请到山西看戏

    说干就干，王建军不想让自己的梦想变成“梦一场”……在榆次首演时，他邀请该剧作曲、国家一级作曲家孟卫东和该剧编剧、著名剧作家杨启舫到现场看戏。看着台上的一幕幕场景，两位“大家”都有些不可思议，“平常是写戏让别人看，这回把自己也给看哭了。”杨启舫抹着眼泪说着自己的观后感。

    2013年开春，王建军开始为梦想打拼了，他一趟趟地往省城跑，希望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一遍一遍地向相关单位“毛遂自荐”。兴许是看到他的辛苦和执著，杨梅和孟卫东决定再帮他一把。

    “孟卫东老师在圈内享有盛名，他跟国家大剧院领导关系很好。”凭借这层关系，王建军觉得登上国家大剧院不单纯是梦想了。因为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邓一江已经答应，要来山西看看这部剧了。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兴奋得一宿一宿睡不着，于是再次请到杨梅到左权指导，一遍一遍抠细节、磨剧本，力求完美。

    3月26日，《太行奶娘》登上山西大剧院，虽然这是为配合全省惠民演出活动而亮相的一台晚会，但台下却坐着决定该剧“命运”的专家——邓一江和国家大剧院市场部经理。能否上得了国家最高的艺术殿堂，成败就在此一举。

    “那时候，我的心就在嗓子眼儿，毕竟国家大剧院的领导看过那么多戏，他们哪怕就看一眼就知道这剧好不好。”王建军心中的忐忑，就像是丑媳妇终将见公婆，考试完了等着公布分数一样。“第二天就是座谈会，邓一江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透露这部剧的艺术水准和内容都不错。”那一刻，王建军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当他表露想在今年登上国家大剧院的愿望时，却被泼了冷水——“这个有难度，因为今年的演出剧目是去年定好的，没办法改动。”现实是横亘在《太行奶娘》面前的一座大山，他能搬动这座大山吗？

    C　用真情和诚意，敲开国家大剧院大门

    左权到太原153公里，太原到北京568公里……从3月底到7月初，王建军一直在这三个点上奔波着，目的依旧，那就是想上国家大剧院。要说他到北京都去了哪里？答案很简单，就去国家大剧院。

    “你去那儿干啥了？人家副院长都回绝你了。”“咋？就不兴我套套近乎？万一还有机会了？”这就是王建军去国家大剧院的初衷，他就是不想“人走茶凉”，想让邓一江记得革命老区还有一部剧等着在首都演出呢。

    王建军说：“人们常说趁热打铁，《太行奶娘》在山西的亮相堪称完美，要是再登上国家大剧院，那就是我们手上的一张王牌，然后我就宣传，把它当成品牌经营，紧接着开始全国巡演，要是等明年的话，就可惜了。”

    每隔一个多月，王建军就去看看邓一江，把自己的“梦想”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把老区人民的热情和淳朴展现了一遍又一遍，也把全团乃至全县人民的期望和变化说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到邓一江的办公室，王建军都特勤快，帮忙端茶递水、打扫卫生，他用自己的诚意感化着周围的人，只希望大家在接纳他的同时，接纳《太行奶娘》。直到最后，邓一江见到他都发晕。邓一江说过，他明白王建军希望一部戏改变一个剧团的渴望，但是有合约约束，他也实在是无能为力，但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县级文化局局长，佩服他的执著和勇气。“很多人都让我想别的办法，比如去保利剧院，去北京的其他剧场，邓一江也说帮我联系，但我过不了自己这关。既然到北京演出，就要上最好的剧场。”在很多人看来，王建军不是执著，而是一个“倔巴头”。

    7月底，正当王建军准备再次赴京“叙旧”时，邓一江打来了电话，“王局长，好消息！9月20日正好有个演出团体来不了，你们能顶上吗？”王建军听了后，连声说能。“我也能清静了。”邓一江在挂电话之余，不忘调侃一番。

    D　谢幕后观众不愿离去，在国家大剧院尚属首次

    接到国家大剧院的“邀请”后，王建军立刻召集全团开会。当时的他激动万分，是哼着小花戏走上舞台的：“我答应大家的事情做到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成败在此一举，大家只能成功。”动员大会上，他又发挥出了管理者的才能，启动激励机制。“每个人的演出补助翻倍！”

    安顿好团里，王建军再次赶到国家大剧院。这回，他是去谈合作费用的。“连搭台到演出，花费4天时间，我们得付给大剧院40万元。不过他们代为卖票，最后分成。”其实，王建军不仅执著，还很智慧，他懂得用好手中的“感情牌”，“您看我们一个县级剧团，分成能不能高点儿？我们剧场也破烂，演员生活得也艰苦……”为了尽可能节约成本，这个53岁的七尺男儿不惜再去跟国家大剧院的管理者说好话，把剧团成员昔日的不易一一讲给他们。最终，大剧院同意，分成按照6.5：3.5兑现，开创了该院建院以来的最高标准。

    剧团赴京之前，王建军还做了三件事。第一，给全团成员买一套新衣服，不能让人看着寒碜，不能丢老区人民的脸；第二，花钱买辆大轿子车，毕竟是一个团队出行，得有像样的交通工具；第三，为大家拍了张全家福，并请摄影师一路跟拍，定格这个光荣、“胜利”的时刻。

    9月20日，《太行奶娘》在国家大剧院唱响。那一刻，王建军依旧忐忑，他甚至不敢走进演出厅，在场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往事历历在目，鲜活而生动，而当场内掌声响起时，他落下泪来……最后，杨梅告诉他，演员谢幕后观众迟迟不愿离去，这在国家大剧院也是首次。

    登上国家大剧院，演出大获成功，王建军的梦圆了。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一部戏救活一个剧团，一部戏振兴一个剧种，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而王建军也只是把登上国家大剧院看成一个标志，他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依靠这部戏做许多事情。

    现在，这部戏越来越受到认可：省委宣传部要扶持，列为我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荐剧目；民政部门把该剧列入全国双拥项目，进部队巡演；教育部门也有望推广该剧参加“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10月16日晚的演出，也取得了圆满成功，来自市场的反馈也超乎寻常地好。而这所有的一切，才是左权县开花调艺术团以及左权小花戏辉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