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山，陕，豫交界处，是元杂剧的发祥地，元末明初，其变为文人士大夫的专利品，脱离了人民群众，昆腔兴起后文人的兴趣发生转移，就在杂剧衰落，昆腔盛行时，山陕豫交界地民间艺人将这一带民歌小曲演唱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因与杂剧昆曲相比显的粗俗，称土戏，因在演唱时用梆子打击伴奏，故称梆子腔，又因艺人多来自山陕，所以又称西曲，百姓在祭祀，庆典节目中要演戏酬神，娱人，有财力的商人是主要资助者。

乾隆时，晋剧尚无剧种之分，喜庆时有南北戏之分，道光中期晋中商人崛起，中路梆子在蒲州梆子的基础上形成，商人为晋剧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晋商爱好戏曲的原因一为个人兴趣，二为“演戏酬神”的习俗，第三则是因为山西戏曲是维系身在异乡的晋商群体的一条精神纽带。晋商以会馆为中心来联络感情，形成团结的群体，维护他们之间感情的最好纽带就是家乡带来的东西，会馆戏台上的乡音乡曲正是联结“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晋商群体最好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为晋商孤寂苦行的商旅生涯带来慰籍，并为戏班为了满足商人的需要，多演出与商人有关的剧目，反映了商人生活的不幸，能引起共鸣。于是，晋剧成为晋商的最爱，晋商的生意到了哪里，山西的戏曲活动就兴盛到哪里。

商路即戏路，山西商人商路的拓展也促使梆子腔传及全国，清后期甚至引发了一场梆子戏的盛行热潮。梆子腔又称秦腔，也叫山陕梆子，因粗犷悲壮，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清初传入北京时并不被人欣赏，但晋商不惜重金请班演出，资助捧场。同光年间，梆子戏在北京极盛并进入清宫，成为帝后喜爱的戏曲艺术，“义顺和”，“定胜和”是北京最著名的两个梆子戏班，演员有三盏灯，水上漂，盖天红等。因晋商的捧场，演员名声大噪，甚至有“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之说。天津，张家口，归化，云贵，宁夏等地均有山西戏曲的足迹，风靡一时，“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就有山西戏的演出”。

晋商出资自办戏班使山西戏曲在艺术上有了更多的创新与提高。第一个组建梆子戏戏班的是榆次聂店富商王钺。“四喜班”请来名角，到苏州置办戏服，行头。此外，还有“三合班”，“太平班”等。

晋东南壶关王氏，贩铁起家。第四代王大旦一次与上党“三元班”戏班东家看戏，二人一同在戏房休息，由于戏班班头和艺人冷落他，气不过，决心组建一个压倒所有上党戏班的戏班，投资十万两白银。从北京请来落魄翰林编写《杨家将》，南下苏杭购置戏装乐器，买回十多名小青年，重金招聘好把式，训练三年，除可演通行剧目外，新排了十多种取名“十万班”，是上党地区剧种最全，演员阵容最强，戏装道具最多的戏班“如无十万班唱戏，再大的喜事也不能算办得最红火热闹，最盛时，特制大戏箱24驮，48箱（当时一般戏班只有3——5驮，6——8箱）演员100多人，后又分成三组，独立演出，慈喜太后60大寿十万班赴京贺寿演出，受到赞扬并改为“乐意班”。晋商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梆子戏，有的甚至成为票友，粉墨登场，此外，一些晋商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为山西戏曲的改革、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祁县富商渠源滏是著名的票友，他对梆子腔极为迷恋，在渠家大院中建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戏台，组建戏班，聘请名师，并亲自等台献艺，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进行探索和改良。

祁县富商韩子谦，又称韩五少。１９２５年同时考取北大艺术学院戏剧系，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４年后同时获取两校毕业文凭返晋，专心致力于晋剧艺术的研究和改革，置“西洋败子”骂名于不顾，重金购买行头，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邀请晋剧名流聚会，切磋技艺，控握，整理改革晋剧艺术，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辛亥革命后，晋商衰落，无力为梆子腔捧场，梆子腔失去了最有利的资助者和最热心的观众群，随着晋商的衰落走向低潮，在京师戏曲界的地位逐步为京剧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