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借助戏曲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窥测当时意识形态有效传播的些许经验。

官府对戏曲传播的及早介入与引导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 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元杂剧《赵氏孤儿》，主人公高唱“凭着赵家枝叶千年永”，畅言“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标青史、万古留芳”。又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方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 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

《御制大明律·洪武三十年五月禁搬杂剧》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官府的禁限有一定的现实考虑，“亦不必问古人实有是事否，而触目感怀，啼笑与俱，甚至引为佳话，据为口实”（宋廷魁《介山记或问》）。这种历史的传播即剧作者的虚构历史演化为受众接受的虚假真实，确实需要引起执政者的警觉。官府的介入一方面体现了戏曲涉世的勃勃生机，另一方面也为戏曲的发展制定了儒家伦常的限定。

士大夫对戏曲传播的自觉担当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认为“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如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故朱元璋喜好《琵琶记》，一方面是《琵琶记》在宣扬儒家伦常，另一方面是看重高明对戏曲传播教化的自觉担当。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批评旧有戏曲“无端诬赖前贤，伯喈负屈十朋冤”，愤而勇作《伍伦全备记》，并言“一场戏里伍伦全，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在娴熟的情理纠结中展开的戏曲叙说，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之自由的情说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士大夫对戏曲传播特性的深刻认知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便是易知易晓。高明认为即戏曲的插科打诨、寻宫数调，容易乐人。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用人搬演，虽非古礼，然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文体差异性。清代宋廷魁更是点出了戏曲易晓之因，其在《介山记·或问》中称“庸人孺子，目不识丁，而论以礼乐之义，则不可晓。一旦登场观剧，目击古忠者孝者，廉者义者，行且为之太息，为之不平，为之扼腕而流涕”。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在《〈伍伦全备记〉序》中，高并记录了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后又于一士大夫家见有以人搬演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在《陶庵梦忆·金山夜戏》中，张岱更是以诙谐的笔法记录了一批特殊的戏曲受众，即寺庙中的僧人。其携家班，上演《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使原本清静的金山寺之夜，变得“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以致“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词、小说、戏曲俗文学的兴盛，使得底层受众对意识形态的选择成为可能。《御制大明律》对戏曲的“禁”与“倡”，仅是意识形态管控的辅助手段，而上文所述的几个方面则是对戏曲传播的积极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