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综合了众多的艺术形式，具有夸张的人物，程式化的套路，还讲究唱、念、做、打，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一言以蔽之，“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戏曲演出的复杂过程，注定了它的出现需要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

单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不可能产生出慷慨激昂的戏曲，只有当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结合后，游牧文化的草原放歌与农耕文化中的诗人行吟杂交相融，才有可能产生出戏曲这一特别的歌舞形式，因而，戏曲最早只能出现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较为彻底的山陕两省，也只能出现在中国北方被游牧民族占领后的金朝，兴盛在整个中国南北尽获一统的元朝，而不是大汉族独揽江山的汉、唐，也不是游牧民族占据主要位置的其他地方，如吐蕃或回纥。每当想起中国戏曲产生的源头时，不管别人怎么想，研究者们怎么说，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北齐老将军忽律金在玉璧古战场(处今稷山)兵败时的情景。四野茫茫，雪花纷纷，齐师新败，士气消沉。军帐之内，老将军以刀磕地，慨而歌《敕勅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高亢悲凉的旋律，刀枪相撞的节奏，将士相和的气氛，不正是后来山陕梆子的基调吗？

在蒙古人一统天下的九十多年间，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蒙古铁骑唱着“壮伟狠戾”的军歌，以横扫千钧之势入主中原后，以内省、自敛、深微、柔婉为审美特征的中原文化必定毫无还手之力受到冲击，如同一位娇弱的女子般，在被征服的同时，也被动地注入草原文化那种粗犷、豪放、精悍的血气。草原民族特有的粗犷豪放、率性任真、呐喊抒情、大气豪壮的精神风貌一旦与中原谐婉、和静、内敛的文风结合，便增加了无限的创造活力。两者经过融合升华，便形成了元朝富有阳刚之气的外露、粗犷、个性化的美学风范。

中国戏曲正是多种文化元素杂交后的产物。仅有汉文化的优雅根本产生不出戏曲，因为戏曲的精髓正在俗，在慷慨激昂，入耳上口，易于和也。与汉赋、唐诗、宋词相比，元杂剧包括以后出现的戏曲，其特点便是俗，其灵魂也是俗，其元气也是俗，离开俗，便无特点，失灵魂，泄元气。正是靠这个俗字，元杂剧和戏曲才战胜了雅乐，使文化第一次得到百姓的认同并以空前的热情接受。

山陕梆子是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被誉为百戏之源，有人说，山陕梆子是燕赵慷慨悲歌之遗响；有人说梆子戏源于唐代梨园乐曲。笔者非戏曲史研究者，还是固执地认为，山陕梆子只能源自于元杂剧，脱胎于民间的各种杂戏。

二

山西蒲州、平阳一带曾是北杂剧的发祥地，宋真宗时期的戏曲《关公战蚩尤》即出自这一带，位居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是这一带人，《西厢记》的故事背景即蒲州普救寺。北杂剧正是从这时起步，然后一步步演变，才诞生出悲壮苍凉的山陕梆子。如戏曲史家墨遗萍先生所言：“把起自宋真宗时的安邑（解池）‘铙鼓杂戏’（《关公战蚩尤》）和起自金、元间的平阳‘弦索杂戏’，以至起自元、明间的蒲州‘梆子杂戏’（《文王哭狱》为首），联结起来，正是蒲剧（蒲州梆子）源流衍变的一条主要历程。”

墨遗萍先生所说的铙鼓杂戏，又叫锣鼓杂戏，诞生于宋代，兴盛于元代以后，比昆曲起源更早，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至今山西临猗、万荣一带仍时有人演唱。

梆子戏无论分为多少种，嘹亮的梆子声都是其主要特征。当年，那个“截枣木为梆”的艺人，拿起两截枣木击打出动人节奏时，不知想没想到沙场上的兵器撞击声，想没想到寒夜中突兀的打更声。锣鼓杂戏虽无梆子声，但从那强壮激昂得蛮不讲理的气势中，分明能感受到梆子在响。

三

如今，关于梆子戏的源流众说纷纭，但是，起自山陕两地的北杂剧和杂戏是不容否认的一种，而能传承于世，以至流行于京津，闻名于吴越，则得之于山陕商人。

明代的山西蒲州包括今永济、临猗、万荣、河津四市县，是一片很特别的地方，出三种人，一为官人或曰文人，一为商人，一为乐户。而且一出手便是重量级的。官则朝廷重臣，如内阁首辅张四维、韩爌，兵部尚书杨博、王崇古，有明一代，蒲州进士及第者达七十余人；商则巨商大贾，明代的著名晋商几乎全部出自蒲州，如王文显、张充龄、展玉泉、王海峰……数不胜数。乐则名角大腕，明代至清代数百年间，山西，包括陕西的名角几乎都来自蒲州，如张世喜、郭宝臣、彦子红，连梆子戏的念白都称之为蒲白。

并非这里的人能得风气之先，环境时事使然也。明朝实行开中制后，蒲州地处解池附近，三省交界，又历来是山西富庶之地，因而能“持余缗受成算”，最早从开中制中得利，产生出一批驰骋各地的大盐商，经过这些商人的努力，打破了长期以来不许商人子弟仕宦为官的成例，张四维、王崇古都是商家子弟。蒲州出乐户则纯粹是朝廷政治斗争殃及的结果。公元1402年，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朱允炆在皇位上坐了四年后，被叔父朱棣起兵推翻，史称靖难之变。朱棣当上皇帝，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废帝建文帝下落不明，永乐皇帝为确保皇位不失，开始排除异己，加害建文帝旧臣。中国封建社会残酷血腥，从来就有株连九族之说，永乐皇帝除了诛杀建文帝旧臣本人之外，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伎，世代相传，永袭贱业，永为贱民。其中山陕两地贱民从集蒲州等地，编为“山西乐户”，世世不得与良民齐齿。这些乐户平时吹弹歌唱，供人娱乐，又沿街歌唱敲梆乞食，“摘旧曲，拾俚调，采悟声，参野啸，重敲梆以节拍，乱弹弦以和声，渐次献身于舞台，遂以梆子腔顶替了元曲活动的地位而自成一家。”（墨遗萍语）这样，梆子戏就产生了。

蒲州乐户以梆子戏乞食谋生持续了300多年，使梆子戏闻名山陕，清时有谚“祁太的镏子，蒲州的戏子”，话语里充满鄙视。直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年羹尧之子、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贱籍，蒲州乐户才得以从贱籍中解脱出来。

一个地方有这么一群人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以敲梆卖艺为业，而且，此地又是杂剧、杂戏的发祥地，想不让梆子戏在这里诞生都难。

在明代的四民社会中，处于士、农、工、商最末一位的商人，虽不称贱民，其实同属“末流”、“贱业”阶层，蒲州商人众多，乐户亦多，再加上众多的文人、官人，在同一个地方集中这么三类人，一个财力雄厚而需声乐以娱，一个演艺为生而需财力以资，另一个则以文而工词曲，三者不拍而合，似天作成，于是，黄河畔岸，涑水河边，除了有激昂河水滔滔流淌之外，又有了激越的梆子戏花木葱茏，草长莺飞，余音不绝。

四

梆子戏即出，始称秦腔，亦称乱弹、土戏。其节奏铿锵，唱腔激昂之余，带悲凉凄切余韵，尤其是那震撼人心的梆子声，一经响起，便勾人魂魄，加之鼓乐激荡，丝竹悠扬，连路人听见都会加快脚步。

远在他乡异土的山陕商人们更受不了这清脆的梆子声，那种慷慨悲凉的旋律，与他们商路上的苍凉、独居异乡的寂寥相吻合，会产生出思念亲人的无限愁绪。山陕商人喜欢梆子戏，在剧情，在人物，更在那高昂悲壮的旋律，正因为这样，才有许多戏迷一遍又一遍地看同一出戏，一次又一次地吟唱着同一个旋律。正是在这一遍遍的吟唱中，山陕梆子成为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喜庆节日在会馆里看家乡戏，可能是山陕商人最愉快的事。戏班子一般是富商请的，也有大家你三两我五两集资请的。演戏名义上是为酬神，求神灵保佑生意兴隆发财添福，实际是为大家提供一次相聚热闹的机会。一年四季，奔波在紧张的生意场上，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借此机会，听听家乡戏，会会家乡人，一番热闹，几番交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家都放松一下，同时也慰藉自己浓郁的思乡情，更重要的是来看那勾魂魄，动心弦的梆子戏。按照会馆规矩，每次开戏前，会馆负责人都要先说几句话，对违犯行规的人进行批评，但是，这时候往往连他自己也急不可耐地想看戏，便顾不得再说什么。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先生对北京山陕会馆演戏有过精彩描写：“每次开会，总要唱一天戏以敬祖宗。开戏之前先开会，会长登台问大家，我们会员来齐了没有？大家说来齐了，会长说凡犯行规的人都是王八蛋，遂说开戏开戏。（《齐如山回忆录》）”

这种酬神会戏一般非常隆重热闹，所请戏班必为当地名班，如果当地没有好的戏班，山陕商人常常不惜重金，千里迢迢将家乡的名班和名伶邀来出演。等戏台上那名扬晋、陕、甘的猗氏人“元元红”郭宝臣抖起胡子，蒲州商家出身的“彦子红”气势磅礴地吼出一声乡韵时，喊一声好，拍几下手，像喝了陈年美酒那么陶醉，由不得拿出大把赏钱。这样，山陕会馆客观上养活了戏班，捧红了角儿。不然，没有经济基础，戏班和伶人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远离故乡在千里之外演出，梆子戏后来传播到全国各地也无从谈起。

戏剧史家们公认，梆子戏是我国最早兴起的剧种之一。正是在一次次的会馆演出中，山陕梆子裂变出东西秦腔和蒲剧、晋剧，再后来又有了河北梆子、卫（天津卫）梆子。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戏剧的传播繁衍始于山陕梆子，山陕梆子的繁荣得益于山陕商人。山陕商人在用亲缘、地缘让自己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一不小心，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文化财富，从此袅袅不绝，唱响了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