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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陕梆子:山陕商人所留的文化财富

2015-03-25 发表|来源:运城日报|作者:韩振远

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综合了众多的艺术形式,具有夸张的人物,程式化的套路,还讲究唱、念、做、打,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一言以蔽之,“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戏曲演出的复杂过程,注定了它的出现需要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

单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不可能产生出慷慨激昂的戏曲,只有当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结合后,游牧文化的草原放歌与农耕文化中的诗人行吟杂交相融,才有可能产生出戏曲这一特别的歌舞形式,因而,戏曲最早只能出现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较为彻底的山陕两省,也只能出现在中国北方被游牧民族占领后的金朝,兴盛在整个中国南北尽获一统的元朝,而不是大汉族独揽江山的汉、唐,也不是游牧民族占据主要位置的其他地方,如吐蕃或回纥。每当想起中国戏曲产生的源头时,不管别人怎么想,研究者们怎么说,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北齐老将军忽律金在玉璧古战场(处今稷山)兵败时的情景。四野茫茫,雪花纷纷,齐师新败,士气消沉。军帐之内,老将军以刀磕地,慨而歌《敕勅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高亢悲凉的旋律,刀枪相撞的节奏,将士相和的气氛,不正是后来山陕梆子的基调吗?

在蒙古人一统天下的九十多年间,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蒙古铁骑唱着“壮伟狠戾”的军歌,以横扫千钧之势入主中原后,以内省、自敛、深微、柔婉为审美特征的中原文化必定毫无还手之力受到冲击,如同一位娇弱的女子般,在被征服的同时,也被动地注入草原文化那种粗犷、豪放、精悍的血气。草原民族特有的粗犷豪放、率性任真、呐喊抒情、大气豪壮的精神风貌一旦与中原谐婉、和静、内敛的文风结合,便增加了无限的创造活力。两者经过融合升华,便形成了元朝富有阳刚之气的外露、粗犷、个性化的美学风范。

中国戏曲正是多种文化元素杂交后的产物。仅有汉文化的优雅根本产生不出戏曲,因为戏曲的精髓正在俗,在慷慨激昂,入耳上口,易于和也。与汉赋、唐诗、宋词相比,元杂剧包括以后出现的戏曲,其特点便是俗,其灵魂也是俗,其元气也是俗,离开俗,便无特点,失灵魂,泄元气。正是靠这个俗字,元杂剧和戏曲才战胜了雅乐,使文化第一次得到百姓的认同并以空前的热情接受。

山陕梆子是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被誉为百戏之源,有人说,山陕梆子是燕赵慷慨悲歌之遗响;有人说梆子戏源于唐代梨园乐曲。笔者非戏曲史研究者,还是固执地认为,山陕梆子只能源自于元杂剧,脱胎于民间的各种杂戏。

山西蒲州、平阳一带曾是北杂剧的发祥地,宋真宗时期的戏曲《关公战蚩尤》即出自这一带,位居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是这一带人,《西厢记》的故事背景即蒲州普救寺。北杂剧正是从这时起步,然后一步步演变,才诞生出悲壮苍凉的山陕梆子。如戏曲史家墨遗萍先生所言:“把起自宋真宗时的安邑(解池)‘铙鼓杂戏’(《关公战蚩尤》)和起自金、元间的平阳‘弦索杂戏’,以至起自元、明间的蒲州‘梆子杂戏’(《文王哭狱》为首),联结起来,正是蒲剧(蒲州梆子)源流衍变的一条主要历程。”

墨遗萍先生所说的铙鼓杂戏,又叫锣鼓杂戏,诞生于宋代,兴盛于元代以后,比昆曲起源更早,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至今山西临猗、万荣一带仍时有人演唱。

梆子戏无论分为多少种,嘹亮的梆子声都是其主要特征。当年,那个“截枣木为梆”的艺人,拿起两截枣木击打出动人节奏时,不知想没想到沙场上的兵器撞击声,想没想到寒夜中突兀的打更声。锣鼓杂戏虽无梆子声,但从那强壮激昂得蛮不讲理的气势中,分明能感受到梆子在响。

如今,关于梆子戏的源流众说纷纭,但是,起自山陕两地的北杂剧和杂戏是不容否认的一种,而能传承于世,以至流行于京津,闻名于吴越,则得之于山陕商人。

明代的山西蒲州包括今永济、临猗、万荣、河津四市县,是一片很特别的地方,出三种人,一为官人或曰文人,一为商人,一为乐户。而且一出手便是重量级的。官则朝廷重臣,如内阁首辅张四维、韩爌,兵部尚书杨博、王崇古,有明一代,蒲州进士及第者达七十余人;商则巨商大贾,明代的著名晋商几乎全部出自蒲州,如王文显、张充龄、展玉泉、王海峰……数不胜数。乐则名角大腕,明代至清代数百年间,山西,包括陕西的名角几乎都来自蒲州,如张世喜、郭宝臣、彦子红,连梆子戏的念白都称之为蒲白。

并非这里的人能得风气之先,环境时事使然也。明朝实行开中制后,蒲州地处解池附近,三省交界,又历来是山西富庶之地,因而能“持余缗受成算”,最早从开中制中得利,产生出一批驰骋各地的大盐商,经过这些商人的努力,打破了长期以来不许商人子弟仕宦为官的成例,张四维、王崇古都是商家子弟。蒲州出乐户则纯粹是朝廷政治斗争殃及的结果。公元1402年,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建文帝朱允炆在皇位上坐了四年后,被叔父朱棣起兵推翻,史称靖难之变。朱棣当上皇帝,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废帝建文帝下落不明,永乐皇帝为确保皇位不失,开始排除异己,加害建文帝旧臣。中国封建社会残酷血腥,从来就有株连九族之说,永乐皇帝除了诛杀建文帝旧臣本人之外,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伎,世代相传,永袭贱业,永为贱民。其中山陕两地贱民从集蒲州等地,编为“山西乐户”,世世不得与良民齐齿。这些乐户平时吹弹歌唱,供人娱乐,又沿街歌唱敲梆乞食,“摘旧曲,拾俚调,采悟声,参野啸,重敲梆以节拍,乱弹弦以和声,渐次献身于舞台,遂以梆子腔顶替了元曲活动的地位而自成一家。”(墨遗萍语)这样,梆子戏就产生了。

蒲州乐户以梆子戏乞食谋生持续了300多年,使梆子戏闻名山陕,清时有谚“祁太的镏子,蒲州的戏子”,话语里充满鄙视。直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年羹尧之子、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贱籍,蒲州乐户才得以从贱籍中解脱出来。

一个地方有这么一群人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以敲梆卖艺为业,而且,此地又是杂剧、杂戏的发祥地,想不让梆子戏在这里诞生都难。

在明代的四民社会中,处于士、农、工、商最末一位的商人,虽不称贱民,其实同属“末流”、“贱业”阶层,蒲州商人众多,乐户亦多,再加上众多的文人、官人,在同一个地方集中这么三类人,一个财力雄厚而需声乐以娱,一个演艺为生而需财力以资,另一个则以文而工词曲,三者不拍而合,似天作成,于是,黄河畔岸,涑水河边,除了有激昂河水滔滔流淌之外,又有了激越的梆子戏花木葱茏,草长莺飞,余音不绝。

梆子戏即出,始称秦腔,亦称乱弹、土戏。其节奏铿锵,唱腔激昂之余,带悲凉凄切余韵,尤其是那震撼人心的梆子声,一经响起,便勾人魂魄,加之鼓乐激荡,丝竹悠扬,连路人听见都会加快脚步。

远在他乡异土的山陕商人们更受不了这清脆的梆子声,那种慷慨悲凉的旋律,与他们商路上的苍凉、独居异乡的寂寥相吻合,会产生出思念亲人的无限愁绪。山陕商人喜欢梆子戏,在剧情,在人物,更在那高昂悲壮的旋律,正因为这样,才有许多戏迷一遍又一遍地看同一出戏,一次又一次地吟唱着同一个旋律。正是在这一遍遍的吟唱中,山陕梆子成为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喜庆节日在会馆里看家乡戏,可能是山陕商人最愉快的事。戏班子一般是富商请的,也有大家你三两我五两集资请的。演戏名义上是为酬神,求神灵保佑生意兴隆发财添福,实际是为大家提供一次相聚热闹的机会。一年四季,奔波在紧张的生意场上,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借此机会,听听家乡戏,会会家乡人,一番热闹,几番交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家都放松一下,同时也慰藉自己浓郁的思乡情,更重要的是来看那勾魂魄,动心弦的梆子戏。按照会馆规矩,每次开戏前,会馆负责人都要先说几句话,对违犯行规的人进行批评,但是,这时候往往连他自己也急不可耐地想看戏,便顾不得再说什么。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先生对北京山陕会馆演戏有过精彩描写:“每次开会,总要唱一天戏以敬祖宗。开戏之前先开会,会长登台问大家,我们会员来齐了没有?大家说来齐了,会长说凡犯行规的人都是王八蛋,遂说开戏开戏。(《齐如山回忆录》)”

这种酬神会戏一般非常隆重热闹,所请戏班必为当地名班,如果当地没有好的戏班,山陕商人常常不惜重金,千里迢迢将家乡的名班和名伶邀来出演。等戏台上那名扬晋、陕、甘的猗氏人“元元红”郭宝臣抖起胡子,蒲州商家出身的“彦子红”气势磅礴地吼出一声乡韵时,喊一声好,拍几下手,像喝了陈年美酒那么陶醉,由不得拿出大把赏钱。这样,山陕会馆客观上养活了戏班,捧红了角儿。不然,没有经济基础,戏班和伶人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不可能远离故乡在千里之外演出,梆子戏后来传播到全国各地也无从谈起。

戏剧史家们公认,梆子戏是我国最早兴起的剧种之一。正是在一次次的会馆演出中,山陕梆子裂变出东西秦腔和蒲剧、晋剧,再后来又有了河北梆子、卫(天津卫)梆子。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戏剧的传播繁衍始于山陕梆子,山陕梆子的繁荣得益于山陕商人。山陕商人在用亲缘、地缘让自己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一不小心,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文化财富,从此袅袅不绝,唱响了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