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刻地指出：当代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对文艺界既是巨大鞭策，也是殷切期望。这不仅是当代文艺界总结当代文艺发展的出发点，而且是当代文艺界未来的努力方向，即创作出中国当代文艺“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文艺发展的“高原”与“高峰”的关系的基础上强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 ”这种人民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是不满足于当代文艺有“高原”缺“高峰”的发展状态的。这不仅是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矛盾即文化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解决，而且对开展科学的文艺批评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既然人民极不满意当代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那么，广大作家艺术家就不能满足于已有的艺术成就，而要不断超越过去，勇攀文艺“高峰” 。但是，在中国当代文艺界，不少作家艺术家却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小成即安，拒绝攀登文艺“高峰” 。这种粗鄙存在观是不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中国当代文艺“高峰”的崛起。不少作家艺术家退回到内心世界里，不仅热衷于表现自我，甚至把自我世界当成整个世界，而且躲避崇高，甚至自我矮化。有些文艺理论家在把握和肯定这种文艺创作倾向时，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的尊重。这不仅将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完全对立起来，而且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的局限。这些文艺理论家认为，人民大众追求的是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土制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知识分子则追求的是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和多愁善感的美；而知识分子工农化，就是把知识分子那种种悲凉、苦痛、孤独、寂寞、心灵疲乏的心理状态统统抛去，在残酷的血肉搏斗中变得单纯、坚实、顽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在中国文艺界重新抬头并盛行起来，有位颇有影响的美学家在尊重作家艺术家的自主选择时割裂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一味地迎合那些躲避崇高的作家艺术家的审美追求。这位美学家提出：“追求审美流传因而追求创作永垂不朽的‘小’作品呢？还是面对现实写些尽管粗拙却当下能震撼人心的现实作品呢？当然，有两全其美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包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曹雪芹、卡夫卡等等。应该期待中国会出现真正的史诗、悲剧，会出现气魄宏大、图景广阔、具有真正深度的大作品。但是，这又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不能两全，如何选择呢？这就要由作家艺术家自己做主了。 ”本来，这位美学家既然认为大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比那些“小”作品高得多，即艺术作品是有审美价值高下的，就应大力倡导当代作家艺术家“取法乎上” ，勇攀文艺“高峰” ，力争创作出气魄宏大、图景广阔、具有真正深度的大作品，而不是在尊重作家艺术家的自主选择下放弃艺术的价值高下选择。然而，这位美学家却在赞成选择多元时又否定了文艺作品存在审美价值高下之分，认为“选择审美并不劣于或低于选择其他，‘为艺术而艺术’不劣于或低于为人生而艺术” 。但是，反之亦然。世界、人生、文艺的取向本来应该是多元的这种在理论上左右摇摆的文艺批评显然是文艺批评家囿于狭隘利益的结果。美国当代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晚年在反思1964年提出的反对阐释时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左右摇摆，但她却承认这是维护新文艺作品，认为“尽管我并不笃信‘现代’ ，但维护新作品，尤其是那些一直遭人轻视、忽略、误判的作品，比为自己喜欢的那些老作品进行辩护，似乎更有用。 ”苏珊·桑塔格虽然为了维护新作品而反对阐释，但是，苏珊·桑塔格却在新作品和老作品之间放弃了必要的价值高下选择。苏珊·桑塔格说：“我所称赞的那些当代作品，并没有十分偏离我所崇敬有加的那些杰作。欣赏那种被称为‘事件剧’的表演形式的放肆劲儿和风趣，并没有使我对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稍有懈怠。我曾经赞成——现在也赞成——某种多元的、多形态的文化。那么，就不存在等级了吗？当然，存在一种等级。如果我非得在‘大门乐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作一选择，那么——当然——我会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我非得进行选择吗？ ”

苏珊·桑塔格虽然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她所称赞那些当代艺术作品在价值上高，但却在赞成多元的、多形态的文化时放弃了艺术的价值高下选择。当代文坛出现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现象无疑与文艺批评家主动放弃艺术的价值高下选择有关。而当代作家王蒙晚年在看到中国当代文艺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现象时就没有抱残守缺，而是与时俱进，进行了一定的文艺思想的调整。这就是王蒙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从强调多样化的文艺发展到尽力追求蕴涵独到、高端的思想智慧的经典作品创造。“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从害怕中国当代作家都像鲁迅到为中国当代文艺界很难出现像鲁迅、茅盾这样的好作家而忧心忡忡，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坛除了要有给人挠痒、逗人笑的东西，更要有能提高整个社会精神品位和文化素质的文艺作品，并认为这是国家文化实力所在。这种文艺思想的调整是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不仅有利于当代文艺生态的改善，而且有利于文艺“高峰”的崛起。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文艺创作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的精辟概括将不仅有助于广大文艺批评家的文艺思想调整，而且有助于文艺批评界清除一些飚捧浮夸的文艺批评。

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不少有身份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曾经在文艺批评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文艺造神运动，打造一座又一座的文艺“高峰” 。有的文艺批评家把喜剧演员赵本山与世界喜剧艺术大师卓别林相提并论，认为赵本山和美国的卓别林是东、西方两株葳蕤的文化大树，赵本山是从草根文化成长起来的葳蕤的文化大树。有的文学批评家热情赞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 ，认为《秦腔》在美学上已经超过了《红楼梦》 。有的文学批评家高度赞扬作家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 ，认为《受活》丝毫不逊色于《百年孤独》 。同时又高度赞赏女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 ，认为《小姨多鹤》是几十年来中国文坛首屈一指的文学作品。这岂不是说《小姨多鹤》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百年孤独》 ？有的文学批评家不满足于把作家莫言和卡夫卡相提并论，而是认为莫言超越了卡夫卡。在一些有身份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的频频加封下，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似乎超越了卡夫卡、马尔克斯这些世界文学大家，并创作出了不少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毫不逊色的文学作品。这岂不是说中国当代文艺“高峰”竞耸？这种打造中国当代文艺高峰的造神运动不过是飚捧浮夸而已，除了加强这些有身份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与那些有地位的作家艺术家相互取暖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狭隘目的以外，并不符合中国当代文艺缺乏“高峰”的实际。因此，文艺批评界在中国当代社会反腐败斗争中绝不能置身事外，而应积极促进无愧于中国当代这个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代的文艺“高峰”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