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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庚、郭汉城对“前海戏曲研究”的引领

2015-05-22 发表|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 汪人元

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前海戏曲研究丛书”,一套共15种18册。当我凝视这套静默无声的学术著作时,却在内心深处似乎涌动着一阵隐雷般的声响,随之而来的则是不尽的思考,我实在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它在时下出版物中太不一般的、沉甸甸的分量。

这套丛书的面世,源自于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将自己荣获“中华艺文奖”的奖金捐赠出来,提出动议并资助了它的出版,这件事本身就为丛书带来了一种温暖和绮丽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编选,这套丛书几乎成为在张庚、郭汉城的带领下,自中国戏曲研究院、而后转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批前海戏曲学者长期学术追求及成果的一个缩影。总体看来,内容丰富而学术坚实,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在张、郭二老的率领下前海戏曲学者的学术精神与品格。我注意到,丛书作者中已有五位辞世了,而其他作者也均为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可是这些作品的学术之光却穿越了时空,至今依然给予我们许多的智慧与力量。

引起我更多思考的,则是通过这套丛书所体现出的张庚、郭汉城对前海戏曲研究的引领。其中最重要的,或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现代戏曲研究的学术引领。

张庚和郭汉城,历来被人们视为中国戏曲的两棵大树,因为他们是现代中国戏剧运动的亲历者、倡导者、推动者,但同时作为杰出的新型戏剧学者,更在现代戏曲研究事业的草创与奠基中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

比如,对戏曲研究的资料、志书、历史、理论、评论五位一体这样的结构设计。正是伴随着这个结构设计的不断完善过程,集中完成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等当代戏曲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并且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拓展延伸,深入地关注了少数民族戏剧、宗教戏剧、近现代戏曲历史、当代戏曲历史、戏曲表演体系研究等最基本的重大课题,推动了一系列相关科研项目的实施与成果的收获,开创出了现代戏曲研究的一个基本格局。

在上述大多属于开创性、奠基性的研究工作中,他们的战略思考,学术思维,研究方法,治学态度,都形成了切实的导航作用,显得十分厚重。即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之提出,就长期贯穿了前海戏曲研究群体的整个学术工作。再如不同时期他们所提出的戏曲的“人民性”“现代化”“戏曲化”问题,也不仅对戏曲发展现状产生了积极影响,更对戏曲研究形成了重要的指引。比如,作为戏曲现代化的奠基者和倡导者,张庚指出,戏曲现代化,不只是要表现现代生活,它不是一个题材概念,更在于要表现现代精神。而郭汉城提出,今天的戏曲现代化应该从戏曲改革走向戏曲建设的阶段。这些学术思想,都给当代戏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上述那些标志性学术著作,都是在张庚、郭汉城学术引领下以集体攻关方式来完成的。集体攻关的科研方式,自然是源自于戏曲理论大厦的初创及奠基工程所具有的复杂艰巨的性质,但也更是他们引领学术、培植队伍的重要方法。于重大项目的集体攻关中,凝聚人心、沉潜事业、平等交流、如切如磋、规范研究方法、提升学术品格。随着一批重大学术成果的面世,一批在戏曲各门类研究卓有建树和影响的专家也自然涌现了出来,同时还锻造了群体的学术精神。关于培植队伍的思考与做法,也表现于倡导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研究生部(后改为研究生院)、成建制地培养研究人才,张庚先生还亲任研究生部主任;甚至也拓展到编纂戏曲志书、集成期间全国各地因此而建立的戏曲研究队伍,学术的引领与影响颇为深远。

第二,“前海戏曲研究”两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特点。

第一个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这并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样一句话可以简单概括的,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研究工作决不从观念出发,也不从书本出发,而是强调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是从戏曲的历史及现状的实际中来,反对和避免主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其次,是特别注意戏曲实际生存状态的开阔视野,而决不把戏曲人为从它的实际生态中剥离出来、当作真空中的研究对象而在书斋中把玩,这样也就必然会深刻地关注戏曲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代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复次,决不把戏曲研究仅仅局限于孤立的文本,而是更加关注活生生的舞台上的艺术这样一种完整角度。这样的认识和角度,自然就会突破以往戏曲研究中那种以文学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甚至也才可能会出现阿甲关于“戏曲表演文学”这样的思考。当然,更重要的是,前海戏曲研究形成了研究者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下功夫的传统。

第二个是坚持从戏曲本体出发。

即研究工作不守教条,而且不论是土教条还是洋教条;也不追附时政,而从探究戏曲本体规律出发来追求戏曲生存与发展的自觉。张、郭二老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身心投入戏曲研究,便深入到广博的戏曲文化之中,不断地贴近本体,这在他们后期高度重视对戏曲表演体系的研究中愈加得以明晰。在毕生的戏曲研究事业中,既感知她的美好、又追寻她的本质、更捍卫她的价值。正如张庚在《我和戏剧》一文中所说的,“如果按照西洋的规律来改造戏曲,那就会把近千年来经过无数人的心血所结晶出来的美学价值给埋没了,毁坏了……如果我们下决心用科学方法整理、发扬、提高中国戏曲的创作经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一番提纯和改造的工作,那么在中国舞台上就会出现一种以前为世人所不知的,新的美学价值,它的光彩决不会比西洋戏剧的光彩逊色,而会互相辉映,大大增添世界舞台艺术的感人和迷人的力量。”这种从戏曲本体认知而来的戏曲价值观,和从戏曲本体出发的戏曲研究,对于纠正和解决现代戏曲历史发展中曾经存在过比较突出的政治化和西化的干扰与问题是十分有利的立场。

回想“五四”时期,某些人士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时对戏曲同样痛斥为没落的封建遗存,而改革开放之初,也即再一次门户开放,中外文化交流、撞击大潮之中,竟也出现过相类似的情况。当时理论界便有人认为,前海戏曲学者长期以来太过急于确定戏曲地位,总是在说戏曲的价值,而缺乏对它的批判。而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逐渐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今天,人们也比较普遍地认识到戏曲价值,甚至还出现更为极端的意见,认为戏曲只宜保存而不宜发展之时,这才发现,张庚、郭汉城他们这批学者才是最初、最坚定、也最清醒的文化自觉者。

第三,人格与学术品格。

张庚、郭汉城,都是兼任了学者与学术领导者双重身份的,他们的业绩与影响,并不限于甚至并非主要在于他们的个人成就,而是更在于他们终身所致力的戏曲学科的建设、学术基础建设方面的巨大贡献。据说,张庚先生晚年还拒绝了配备秘书,以帮助整理个人毕生的著述,因为他并不很看重这种个人见解的发表。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并与前海戏曲研究群体共同完成现代戏曲理论的奠基伟业,在我看来,决定性的因素都并非是个人才华和学术观点,而更在于他们的人格与学术品格。在我的心目中,兼有广阔胸怀和真挚心灵的,方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而张庚和郭汉城正是这样的人,特别令人尊仰。他们敢于坚持真理而不计个人得失,忠诚于戏曲事业而淡泊个人名利,坚持学术引领却又保持学术平等,具有坚定的学术立场却又有宏阔的学术情怀,所有这一切,对前海戏曲研究的群体,也包括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同志,特别是对学术青年、后辈人才的关切、扶持与期待,都带来了深深的浸染和无形的引领。

理论的意义,对于当前全国戏曲建设与发展中如何通过获得文化自信、自知、自省和自明,来形成活泼健康的生机与局面,显然是太过重要。而“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的出版,对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