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开始戏曲现代戏创作的：首先是我有话想说，想说跟当下生活有深切关联的话语；其次是我喜欢戏曲这种发言样式，既能说，又能唱，还能舞，尤其是能用更加意象的手段，以一当十地表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尤其是象征感。我创作过十几个现代戏，也是一点点在摸索它的规律，是一种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的过程。

我在创作《迟开的玫瑰》的时候，就是想说，社会都只盯着成功人士，盯着白领，盯着塔尖上的人物，而漠视普通人的存在，甚至嘲弄他们的生存方式，鄙视他们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是不行的。这个戏演出已经十六七年了，先后有20多家剧团移植上演，至今仍是一些剧团的保留剧目。

还有一个戏叫《大树西迁》，是写上海交通大学西迁西安的故事。真正能宏观展示这个事件的，是一些诸如像彭康校长这样的人物，可戏剧一旦纠缠进咋都叙述不清的大事件中，留给心灵的东西就不多了。因此，我最后还是只虚构了这场大事件中的几个“小人物”的故事，让他们充分打开心灵，从而折射出大事件背后的生命悸动。

《西京故事》完全是一群小人物的生活演进史，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城中村，置身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融合“接缝处”，既想挣脱土地的贫瘠养育，又难以融进看似很是文明高蹈的时尚都会，内心正涌流着难以言表的希望与失望，坚守与放弃，挺立还是趴下，奋进还是沉沦的复杂思绪与情态。

我跟踪了这个群体很长时间，最早引起兴趣的，就是我们单位屋檐下的那群人，他们有十几位，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来，就在廊檐下的水泥地板上安营扎寨。为了创作，为了发言，我又走进了真正的农民工集散地，一个叫八里村的地方。这里竟然住有十万农民工，另一个叫木塔寨的城中村，当地户口仅1500多人，而外来务工人员却达到5万之众。这个庞大群体都在思考什么，追求什么？我先后多次进村，采访农民工个体，也采访村上的领导，我从他们“相安无事”中，去寻找人物的深层心理结构，最终确定了罗天福这个主人公。罗天福始终坚持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在生存与精神困境的双重挤压下，顽强持守着做人的底线与生命尊严。我以为罗天福们的呐喊、撑持、肩负，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他们的故事必然振聋发聩。

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梳理，我以为，民族戏曲既要抓好传统经典继承，抓好历史传统题材创作，也要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努力对时代发言，只有努力对时代发言，并发好言，才是对优秀传统的最好保护与发扬光大。我老讲，中国小说的古典成就很高，《红楼梦》至今仍是一座高山，但小说界并没有躺在那些成熟的章回体中，去不断翻新历史传统故事，相反，小说中90%以上的创作，基本都是现实题材，他们在努力寻找对时代的介入深度与发言力度。中国画也一样，历史成就很高，但当代画家，也有许多在探索表现当代生活，以求与审美对象产生心灵呼应与共振，更何况中国画与中国戏曲是有本质区别的，戏曲是一种更应重视文本思想精神灵魂的艺术。新兴的影视行业，更是以当下生活为基本载体，全方位地占领着我们的视听空间。因此，民族戏曲也应该在竭力保护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拓展生命空间，在现实题材创作上多点作为，多点时代的焦虑与思想精神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