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 ,面对抗日根据地特殊的社会环境 ,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要充分利用民间文化形式宣传革命, 发动群众 ,农村社会喜闻乐见的戏剧表演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戏剧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 。通过戏剧运动 ,根据地政府不仅将戏剧这种民间文化形式纳入到政治话语内, 使其成为革命宣传的有力武器 ,而且实现了以文化为中介对根据地社会的动员和改造。目前, 学界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社会动员方面的论著很多, 但对戏剧运动的关注却稍显不足,且大多限于文化或政策层面的考察 ,缺乏从根据地社会出发的深入探讨 。  本文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通过报纸和地方史料,尝试从社会改造的角度对根据地的戏剧运动展开研究。

一 从旧戏班到革命剧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 ,共产党先后在山西创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太行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等多个抗日根据地, 山西成为共产党力量积蓄深厚和社会改造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作为戏剧之乡 ,当时山西各地流传着大量的民间戏剧, 是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面对这种情况, 从 1938 年初, 山西各根据地就开始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对民间戏剧进行改造利用 。改造首先从清除旧戏班的“封建毒素” ,组建革命剧团入手 。

1938 年 ,襄垣县四区抗日政府召集本县原有富乐意班 、悦意班艺人 30 多人成立襄垣抗日农村剧团 。作为襄垣县政府直接领导的县剧团 ,地委书记刘开基不仅派地委宣传部的同志具体帮助剧团搞创作 ,而且还经常亲自到剧团检查指导工作 , 与剧团编导组一起研究剧本的内容和结构 。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 ,襄垣抗日农村剧团内部不仅废除了班主制 ,实行民主管理 ,而且取消了包份制 ,代之以评分计酬 , 改一天三开戏为下午 、晚上两场戏 。“早上出操 、练功 、打背包 , 上午学习 、排戏 。凡演出前均要以讲话 、快板等形式向群众做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 。全团人与人平等相待 ,都互相称同志 。下乡演出不讲价钱 , 从不收劳动报酬 ,改为募捐 。吃大锅饭 ,不住戏房分散在群众家中 ,与群众同吃同睡边宣传 ,和群众打成一片” 。 同样在改造旧戏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有沁源的绿茵剧团 。1939 年 , 沁源县城关党支部将当地颇具影响的民间自乐班改建成绿茵剧团 ,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到 1942 年 12 月 ,绿茵剧团已发展成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模范革命剧团 。剧团在建制上仿效部队剧团 ,设有团长和政治指导员 ,在行政上建立了两个分队和一个总务股 。根据县委指示 ,在演出的同时 ,剧团认真抓了组织建设 、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提高 。1945 年 , 绿茵剧团进一步完善了建制 ,增加了副指导员 、乐队负责人 、总务股长 、舞美装置股长等 ,成立了由书记 、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组成的党支部 。

同一时期 , 山西各地成立的由地方政府直接领导的革命剧团还有很多 ,它们基本都是在旧戏班或召集旧艺人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 1939 年 , 按照山西省牺盟会的指示 , 太行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召集当地上党落子艺人组建了太行胜利剧团 。 1941 年黎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职业戏班三乐班的基础上整编组建了黎城黎明剧团 。 1942 年 4 月 ,由榆社县抗日民主政府召集流散艺人和农村爱好唱戏的农民成立了榆社县新生剧团 。1942 年 6 月 ,襄漳县抗日政府在改造麟山北麓罗庄村戏班的基础上 ,吸收部分高小学生组建了襄漳县农村剧团 。此外还有襄陵县民主剧团 、平顺县农民剧团 、屯留县绛河剧团 、潞城县大众剧团等等 。 

对这些新成立的剧团 ,政府不仅在组织上加强领导 ,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了很大支持 。襄漳县农村剧团成立之初 , 县政府每人每年供给两双布鞋 , 二斗小米 。襄陵县民主剧团成立时 , 政府曾拨给小麦十五石 , 租赁上西梁 、西郭村戏箱 。洪洞县民声剧团 , 全团六十多人 , 全部实行供给制 ,并配有枪支弹药 。河曲县青年剧团 ,演职人员每人每天供给一斤二两小米 ,一年发一套粗布单衣 。

随着戏剧运动向根据地农村的深入开展 ,在政府引导和地方剧团的示范作用下 ,从 1940 年起 ,山西各地的农村剧团也普遍建立起来 。与职业剧团不同 ,这些农村剧团大多是由村干部和劳动模范发动农民成立的 。

1944 年夏 ,临县任家沟的小学教员李德成在参加了部队湫水剧社组织的研究班后 , 经过和村长商量 ,成立了任家沟剧团 。剧团所用的家伙都是原来秧歌班社积累下来的东西 ,成员也主要是村里喜爱唱戏的农民 。小学教员兼剧委会副主任李国才总结说 : “我们是旧基础 ,新领导 。平时我们就肯在一块拉谈 ; 谈社会的转变 ; 谈报上大后方和阎锡山统治下的黑暗情形 ; 谈变工减租 、根据地法令 。随便拉扯 , 不拘形式 。所以老百姓脑筋有变化啦 ! 现在都爱闹新的 。 ” 1944 年丰收后 , 武乡县寒广 、北峧沟两村成立了剧团 ,“群众需要在年关闹娱乐 , 而且感到本村有个剧团 , 对本村模范人物故事可以表扬 , 落后的可以批评 ,于是在刘振中( 寒广义教) 、李承唐( 北峧沟义教) 积极活动下 ,农村剧团成立起来了” 。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阳南北燕剧团是两个妇女纺织组合成的 , 由村里的小学教员编剧本 ,作导演 。固隆剧团是由村里的一个民兵小组和一个生产互助组组成的 , “白日里他们有的下地 ,有的下窑 ,有的站岗放哨监视敌人 ,黑夜里打起家伙唱起来” 。 

1942 年底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和半脱离生产的农村剧团有 170 多个 。 到 1945 年4月太行区共有职业剧团 11 个 ,农村剧团 600 多个 。 

与向地方剧团派驻干部的直接领导不同 ,对这些由农民自发成立的 ,数量众多的农村剧团 ,根据地政府主要是通过组织学习 、竞赛 、会演等形式加强引导 ,提高其政治宣传水平 。1941 年 ,晋察冀边区剧协在全区新年戏曲工作安排中提出要举行公演比赛 ,内容包括政治测验 、演出 、平时工作 、平时生活和学习等方面 。这显然与传统社会以艺人技艺作为评判戏班好坏的标准不同 。剧协同时提出要创造模范村剧团 , 条件包括 : “能根据县区文救组织进行工作” ; “能有创作经常性 , 每个创作都能密切配合政治任务 , 反映现实” ; “提高文化标准 , 热烈参加冬学 ,注重政治及艺术学习( 讨论会和研究会) 经常进行” ; “有固定会议汇报生活 ,经常进行” 。 模范村剧团的标准和条件进一步表明村剧团是在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 , 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革命宣传队伍 。

戏剧运动中 ,尽管新成立的地方剧团和村剧团大多脱胎于乡村社会原有的旧戏班 , 或是由旧艺人 、普通农民组成 ,但经过根据地政府循序渐进的 、有针对性的改造 , 这些剧团不仅在名称上不同于原来的旧戏班 ,而且在组织上也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性 。“在参加剧团的成分上 ,大多数是新翻身的农民 ,并有干部和劳动英雄参加 。在组织上 ,他们也并不是旧戏班中的制度 ,而是在自觉自愿 , 民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因而领导者作风民主 ,剧团团员都发挥一技之长 ,有问题及时开会研讨解决 ,互相团结一致 。由于领导上对闹剧的思想明确 : 推动工作 , 所以剧团的团员不但不妨碍生产 ,反而在演剧中受到了教育 ,在文化娱乐中提高了情绪 ,加强了生产” 。  从旧戏班到革命剧团 ,曾经以赢利和娱乐为目的的乡村戏剧表演组织变成了革命的宣传队伍 ,根据地政府通过对革命剧团的领导 ,进一步掌握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主导权 ,并以此推动了根据地戏剧运动和社会改造工作的深入开展 。

二 从旧艺人到“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改造旧戏班 ,成立革命剧团的同时 ,根据地政府也加强了对剧团内旧艺人的改造 ,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使他们真正具有“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自觉 ,主动承担起革命的政治宣传任务 。

在改造旧艺人方面 , 根据地政府提出了团结与教育并重的原则 , 改造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纠正生活陋习 ,建立平等关系 ,二是组织整训学习 ,提高政治觉悟 。

襄垣农村剧团成立后 ,旧戏班子中抽烟 、嫖 、赌的恶习仍然存在 。针对这种情况 ,在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剧团开始着手整顿 。剧团领导首先提出了戒大烟的问题 , 组织团员讨论抽大烟的危害 ,定出戒烟办法 , 再由领导检查 , 互相监督 ,逐步推行戒烟 。剧团的陈旦孩因为吸大烟 , 夫妻关系不好 ,在戒烟过程中 ,剧团领导把他挣的钱直接捎到家里 ,他妻子很高兴 ,还给他缝了一套新夹衣 ,从此夫妻感情好了 ,陈旦孩再也不吸大烟了 。 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 , 襄垣农村剧团大多数有烟瘾的成员很快戒掉了大烟 。

对于职业戏班中存在的传统师徒关系和演出中师傅说了算的现象 ,剧团领导采取了账务公开 ,民主讨论的办法进行团结教育 ,在团员之间建立起平等的同志关系 。屯留县的绛河剧团成立最初保留了传统的掌班制 ,后在青救会干部的组织和领导下 , 剧团成员掀起了民主改革运动 , 提出清查账目 、经济公开 ,不准随意打骂等要求 , 政府对此也给予了积极支持 。重选团长后 ,剧团通过民主讨论 ,集体定份子的办法 ,把戏价的十分之八作为红利进行了重新分配 , 使团员们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这项集体活动中 。 1943 年 5 月 ,按照政府要求 ,襄垣农村剧团的老艺人撕碎了徒弟的卖身契 ,剧团里传统的师徒关系得到了彻底解除 。此后 ,剧团又通过召开讨论会 、检讨会的形式对团员进行教育 ,使剧团内形成了尊老爱幼的风气 。 

绛河剧团成立后 ,共产党员牛向良就作为政府代表进驻了剧团 , 在剧团内组织了短期整训 ,通过政治和业务学习提高团员的思想认识 , 使团员们了解抗日战争 , 了解共产党 、八路军的主张 、政策 ,了解根据地人民翻身的斗争 。整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团员们主动要求改革剧团的组织形式 ,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  除了组织学习 ,有些地方剧团也以整编的形式提高团员觉悟 。左云长城剧社和具有革命传统的雁门剧社进行了整编 ,新文艺工作者和旧艺人在舞台上交叉演出新排剧目 ,生活上混合编组 ,共同生活 。这种纪律严明的军事化生活对旧艺人触动很大 , 他们开始自觉改造自己的旧意识 、旧习惯 ,主动上党课 、学习文化 , 努力向新文艺工作者靠近 。剧团的女演员雷艳云在当地很有名气 ,演出后村里有人叫她到家里吃饭睡觉 , 免得跟着大家吃苦 ,她主动拒绝了村民的好意 ,坚持和大家一起过集体生活 。旧艺人刘顺年还根据自身经历在《抗战日报》上发表文章《共产党救活了我》 ,反映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 

学习教育外 ,根据地政府还从提高艺人的政治地位入手 ,用平等 、尊重和关心的态度对他们进行思想感化 ,这也给艺人们带来了很大触动 。1942 年 12 月襄垣农村剧团到涉县参加演出 , 演出结束后大会政治处派人请剧团的全体演职人员与首长一同会餐 ,根据地领导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多排新剧 ,彭德怀副总司令亲手向剧团赠送了写着“抗日农村剧团的模范”的红缎匾 ,这次殊荣成为团员们一生中的难忘回忆 。 ⑥ 1943 年秋 ,一个在敌占区唱戏的旧戏班子来到了刚解放的屯留县 。在根据地 ,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 ,屯留抗日县政府请他们吃饭 ,县长 、县委亲自敬酒慰劳 ,并在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给他们发了棉衣 ,补充了被子 , 调拨了粮食 ,让他们继续演戏 ,戏价也完全由他们自己支配 。根据地政府的关心和尊重 ,让艺人们深受感动 ,他们主动留在根据地演剧 ,并且提出把戏班子改成剧团 ,不演旧剧 ,唱改良戏 。1945 年 ,剧团的一个团员结婚 ,屯留县长 、县委一个主婚 、一个证婚 ,为新人主持了隆重的婚礼 ,使团员们“都为这种光荣的 、欢喜的盛典而深深地感动” 。 

正是通过这种既团结又教育的革命改造 ,大多数艺人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转变 ,他们不仅在演剧中表现出宣传革命的自觉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了主人翁意识 ,主动维护根据地政权 。

临县任家沟剧团团员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了他们对新戏和旧戏的看法 ,剧团音乐股长秦海量说 , “旧剧一般都是看了红火热闹了 ,没教育意义 ; 新的是宣传工作 ,越演越有劲” , “就是唱旧戏 ,也要挑不迷信的” 。团员们纷纷表示 ,新戏有教育意义 , “真是能起作用啦 ! ”愿意演新的是因为换过了脑筋 , “旧戏很多 ,我们不愿演它” 。  太行人民剧团的演员在座谈会上表态说 : “ 我们已不是过去那种混饭吃的 ,为娱乐而娱乐的`戏子' ,而是已经成为新社会里为人民服务的宣传战士 。 ”太行三分区的艺人在经过戏剧研究班的学习后 ,改变了过去的演剧形式 ,在演戏前主动宣传抗战 :过去三天一台 , 唱六本六连戏就完了 。今年他们在开戏前 ,先给群众讲解剧情 , 如演千古恨 ,就联系的讲蒋介石不让八路军抗战 ; 演反徐州 ,联系的讲改组统帅部 ; 有空还谈破除迷信 ,在一个戏班的郝兴旺( 积极分子) 首先这样做 ,慢慢其他戏班都这样做开了 。后来当他们从干部口中听到红军打下柏林 ,打死希特勒的消息后 , 他们大部分人就自动地给老百姓宣传解释 ,常常开始三五个人谈 ,一会儿就围成一圈子 。 

1944 年冬天 ,一个从敌占区到根据地的毒贩子在街上碰到了绛河剧团的一位团员 , 这个团员曾经是毒贩子的老主顾 。在与毒贩子的攀谈中 ,团员假意说没有戒烟 ,并称自己手里困难 , 根据地也缺货等等 。于是 , 毒贩子就道出实情 ,请他帮忙销售 ,并以售价若干为酬 ,约定第二天见面 。分别后 ,这位团员立刻向剧团和公安局做了报告 , 第二天 , 带领武装同志将毒贩子和毒品一起查获 。这件事传遍了屯留全县 ,县政府专门开会奖励了这名团员 ,号召全县党政军民向他学习 。团员们说 :

“过去在旧社会都不拿咱们唱戏的当人 ,要抓 、要打 、要扣押随人的便 ,权力是抓在别人手里 。今天在根据地咱们老百姓当了家 , 谁犯咱们老百姓的法 ,咱们就有权抓谁 。 ” 在传统社会 ,戏剧艺人是一个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和较低社会地位的特殊群体 , 演出中 ,艺人以迎合乡村社会喜好 ,娱乐乡民为首要考虑 , 并与政治保持着谨慎的距离 。根据地戏剧运动的开展 ,政府对民间艺人既团结又教育的改造 ,不仅改变了这些艺人对自身的认识 , 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对演剧的看法 。艺人们开始主动接受根据地政府的领导 ,按照中心任务的需要选择剧目 ,自觉维护根据地政权 ,以行动表达着他们作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政治觉悟 。戏剧表演者观念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根据地政府对戏剧这种民间文化形式影响力的增强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对包括艺人在内的根据地民众进行思想改造的努力 。

三 “为工农兵而创作”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戏剧的宣传教育作用 ,在改造传统旧剧的同时 ,根据地政府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新剧创作要求 。 1942 年 5 月 ,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 ,从“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中发现材料 ,“为工农兵而创作 , 为工农兵所利用” 。  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 ,各根据地掀起了文艺下乡与乡下文艺结合的戏剧创作高潮 ,文艺工作者不仅积极地从乡村生活中挖掘素材 ,而且广泛地发动群众参与创作 。通过这种全民动员的创作过程 ,政治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融入到乡村社会中 ,并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

《李来成家庭》是襄垣农村剧团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创作的四幕秧歌剧 ,描写了以李来成为家长的八口之家 ,在县长的帮助教育下 ,由一个互不团结 ,整天闹矛盾的落后家庭变成一个团结和睦 、积极生产的边区模范家庭的故事 。这个剧本最初在当地上演时民众并不认可 , 群众反映演的不像 。于是 ,剧团领导就亲自到李来成家进行调查 , 发动群众帮助修改剧本 ,剧团也搬到村里住了几天 ,每个演员都向自己要表演的角色本人学习 ,体会他们的感情和动作 ,这才形成了最终的剧本 。通过这样深入乡村的创作 , 改编后的《李来成家庭》获得了极大成功 ,被各个剧团争相上演 。很多村民看了演出 ,像李来成一样转变了观念 ,家庭变得和睦了 ,生产也更加积极了 。 

1945 年 ,林县道蓬庵剧团根据村里婆媳矛盾的故事创作了《开脑筋》的新剧 ,很受当地欢迎 ,剧团成员因此感受到了戏剧与乡村社会结合的重要性 ,他们说 : “这以后我们才知道了 ,材料要从老百姓中取 ,还要解开了脑筋 ,这样的剧本就吃香 。 ”于是 ,剧团开始从乡村生活中挖掘素材 ,发动群众参与创作 ,革命剧《斗争李子才》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 。李子才是道蓬庵村的地主 ,这个村子四五十家佃户都受他的剥削 。最初编剧本时 , 不仅地主家属反对 , 就是被剥削的农民也不支持 , 觉得“过去挨李子才打 ,讨吃要饭 ,现在演出来是丢人哩” 。经过剧团的动员和教育 ,群众被发动起来 ,大家说 :“那时候是他叫咱受的罪 ,这是他的罪孽不怨咱 。 ”还有人说 : “可把我受苦的那事给我编上 。 ”于是群众就在冬学里集体编起剧本来 。排剧的时候 ,群众也纷纷提出修改意见 ,这个说 : “他还打了我三个耳光没演上 。 ”妇女说 : “狗腿红铁锹领的衙门汉 , 捣了我的米瓦缸 , 卷了我的铺盖也没有演出来……”就这样 ,在听取大家意见的过程中剧本被创作出来了 ,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动效果 。 深入根据地农村的戏剧创作不仅为职业剧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使创作更加贴近乡村生活 ,也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参与戏剧运动的热情 ,他们开始尝试用戏剧的形式表达对政治的理解和革命的响应 。尤其是在农民组成的乡村剧团里 ,通过人人是演员 ,人人当编剧的集体创作 ,戏剧与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 , 群众从身边的故事中受到感染 ,进而深化了他们对革命的认识 。

武乡县广寒村原来住着八路军 ,部队开走的时候留下几个病号 , 受到了村里妇女们尽心竭力的照顾 。在拥军运动的时候 ,广寒村就在冬学里发动大家讨论编写村里三个模范妇女照顾病号的故事 ,模范妇女本人也参与编写 。剧本编成后读给群众听 ,群众说 : “这样听不出好坏来 ,演一演看 。 ”演出后群众又提修改意见 ,再次预演才被通过 。这个由农民创作 、由农民演出的剧目在当地很受欢迎 ,有力地推动了拥军运动的开展 。武西西峧沟村根据本村的真实故事创作了送郎参军的剧目 ,剧本由现实中的真人提出意见 , 补充材料完成 。不仅如此 , 这位创作原型还要求自己来演 , 结果因为真实动人 , 很多妇女都受到感动 。 交城木联坡群众有一次在讨论冬季生产时 , 提到村民张富高的妻子不纺棉花不上冬学 , 几次教育也不转变 , 群众就说 : “编她个戏吧 。 ”于是 ,剧团的同志和村干部就根据她的情况编 , 上冬学的群众也参加意见 ,现编现排 ,完成了《上冬学》的剧本 ,演出后使村里不劳动的妇女都受到了教育 。 

在发动群众的新剧创作中 ,根据地政府强调要遵循艺术服从于政治的原则 ,因此 ,创作素材虽然源于乡村生活 ,但在主题的选择上却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特色 , 抗战 、生产 、拥军支前取代了原有的婚姻家庭 、男女情爱 、因果报应成为乡村戏剧表达的主要内容 。 1945 年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太行区组织秧歌剧本的评选 ,共收到新创作秧歌剧本 275 个 , “从内容上看来 ,与实际结合是一个共同的优点 ,其中又分为反映战争的二十三题 ,生产四十七题 , 拥军 、优抗 、参军六十三题 , 文武学习 、民主 、减租 、度荒 、打蝗 、提倡卫生 、反对迷信的有七十六题 ,介绍时事 、传达任务是三十九题 ,而歌颂自己所爱戴之英雄人物竟多至二十五题” 。 

不仅创作的主题发生了转变 , 革命剧在创作方式上也与传统戏剧有了很大不同 ,体现了有的放矢的针对性 。兴县杨家坡群众剧团是一个受政府表彰的模范村剧团 ,在创作革命剧时 ,首先由村干部 、劳动英雄和剧团成员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以及村里的实际情况 , 确定创作主题 ,然后让大家出主意 、凑材料 ,形成剧本的基本结构 ,最后再发动群众编排台词 、动作 ,丰富内容 。或者是先确定了大概故事 ,然后安排演员 ,由演员根据剧情自己创造台词动作 ,一面编 、一面排 , 一面修改 ,再由小学教员记成剧本 。  太岳阳城的固隆剧团也是紧紧围绕根据地的中心任务进行创作和演出 ,他们“在参军时 ,就编演《参军去》 ,春耕时就编演《互助好》 ,反对顽固军队进攻时即编演《血染口子里》 ,反顽时 ,我军调动频繁时 ,即编演《拥军》” , “他们并能做到如与中心工作不合时 ,就是他们最好的戏也不演 ,而另编适于中心工作的戏” 。 

在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中 , 剧本创作成为根据地政府主导下的 , 配合中心任务的政治宣传工作 。新创作的革命剧虽然缺少了传统戏剧的娱乐性 , 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但却并未脱离乡村生活 ,变成枯燥的政治说教 。在根据地政府提出的“到群众中去” 、 “为工农兵而创作”的要求下 ,不仅大多数剧本内容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例 ,而且也在创作中注重了对群众的发动 。正是通过这种与根据地社会的互动 , 一方面新创作的革命剧充满了生活的真实 , 具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 另一方面 ,也使群众在参与创作的过程中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和改造 。

四 被动员与被改造的根据地社会

通过成立剧团 、改造艺人和创作革命剧等方式 ,根据地政府将戏剧这种民间文化形式纳入到官方的话语体系内 ,使其成为政治教育和革命宣传的舆论工具 。改造后的戏剧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 演剧不再是乡村社会的自发行为 , 而是受政府领导的政治动员工作 ; 看戏也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享受 ,而是受教育的学习过程 。可以说 ,根据地戏剧运动的背后是政府以演剧为手段对乡村社会更深入的动员和改造 。

1943 年 ,晋绥边区的农业劳动模范温象栓担任了兴县杨家坡的党支部书记 , 作为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代表 , 温象栓不仅领导本村的革命与生产工作 ,而且也负责组织村中的演剧活动 。 1944年初 ,温象栓在全村生产大会上提出年底总结工作时要请剧团演剧 , 但要求“看戏的时候 ,就是总结和检查春耕 、纺织和合作的时候 ,每家都要吃新打下的麦子 ,穿自己织成的布” 。演出内容由温象栓来选定 , “他不但把目前本村工作任务告诉戏剧工作者 ,并组织与鼓励村民们好好看戏 ,发动积极分子 ,能记笔记的记下来” 。虽然群众对演剧仍然表现出较大的热情 , 但这时乡村演剧的娱乐成分已被大大淡化 ,群众看戏更像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 :组织的方法是 :

依各种农村群众组织的性质 , 分别民兵 、农会会员 、纺织组 、儿童团 、合作社人员,列队入场看戏 ,演出中有组织的固定观众有一千三百余人( 临时过路的及外行政村客人不算在内) ,在演出时 ,温象栓就在戏场上活动着 , 并把剧社不担任演员的同志们也具体分配坐在戏场上 , 使其一方面帮助解释剧情 ,一方面搜集反映 。演员们都以接受劳动英雄指示的工作为光荣 。 

不仅杨家坡村是这样 ,当时根据地很多农村都以类似方式组织群众看戏 。河曲县平泉乡演革命剧时 , “一队队组织好的佃户 、妇女 、儿童提前入场 ,地主 、二流子也被请来 ,干部组织群众 ,解释剧情 ,民兵维持秩序 ,随着剧情台下鸦雀无声 ,有时哄然大笑 ,剧中`穷人翻身要靠自己' 的口号响起 ,台下齐声响应 , 台上台下融为一体” 。 对村干部和劳动模范在演剧活动中的领导地位 , 根据地政府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 “戏剧工作和劳动英雄能够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 是使戏剧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的具体方法 , 同时是根据地开展戏剧运动的方向问题 。我们必须使劳动英雄们充分利用戏剧和戏剧团体 ,提高周围群众的觉悟程度 ,打下顺利进行工作的条件 。 ” 

在艺术服从于政治的方针下 , 通过乡村领袖对演剧活动的组织 , 革命戏剧在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 转变民众观念 ,移风易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配合根据地减租运动的开展 ,晋绥七月剧社编排了《王德锁减租》的革命剧到各地演出 ,极大地动员了民众参加减租的热情 。河曲县沙梁村的村民看了演出后 ,异口同声地说 : “要前几年就来演 ,咱们早减彻底了 。 ”地主说 : “今年要彻底减 ,人家刘日新( 剧中开明地主) 就对着哩 。 ”翻身户说 :“这才是咱共产党的世道戏哩 ,穷人翻身就要这样干 。 ”看完戏回去的路上 ,群众纷纷讨论如何团结一致防止地主出坏主意 , 并学到了丁丑( 剧中农会积极分子) 的除奸经验 ,许多人把好几年明减暗不减的冤枉说了出来 , 沙梁村的减租工作顺利展开了 。地方干部说 : 看一次《减租》比他们开几天会都顶事 。 从 1944 年到 1946 年不到两年的时间 ,七月剧社二队的《减租》就演了 100 多场 , 观众有 20多万人 ,成为配合减租运动深入开展的重要宣传活动 。

与其他宣传教育手段累积性的潜移默化不同 ,通过演剧教育群众的效果往往是直接而显著的 。在由群众来创作 ,由群众来编演之下 , 反映乡村生活的革命剧很容易激起群众的共鸣 ,产生互动 。林县道蓬庵剧团根据本地素材创作了《斗争李子才》的剧目 ,在被邀请到邻村演出后 ,村里的群众都嚷动开了 ,大家说 : “李子才是林县有名的大恶霸 , 人家都把他斗倒了 ,为什么我们村里不敢斗呢 ? ”于是这个村就这样顺利的打开了局面 。 阳城固隆村农村剧团在村里演出时 , 几个被地主王德元压迫的农民向剧团说出了他们被压迫的事实 ,请剧团帮助编排《斗争王德元》的广场秧歌剧 ,并亲自参与演出 。由于是自己的亲身体验 ,演出很生动 , 演到一半 ,群众就喊起来 : “不要演了 ,斗 ! ”于是把真的王德元拖出斗开了 。

1943 年 ,山西各根据地遭遇严重旱灾 ,政府发起了互救互助运动 。为配合运动 , 襄垣农村革命剧团编演了《天灾人祸》的新剧 。“当观众看到那里的同胞在蒋伪蹂躏下而妻离子散的苦境时 ,许多人都被感动了 , 许多人不自禁的把带来的干粮扔上台去 ,据后来调查 ,凡剧团演过的村庄 ,每一户两斗 ,每村七八石的捐助粮食 ,都自动拿出来了” 。 拥军运动时 , 武乡东堡村解放剧团根据本村妇女照顾伤员的事情编写了秧歌剧《招待所》 ,很多人看了戏都深受感动 。当了多年看庙和尚的刘心玉说 : “咱从前烧香 ,把命都给烧了 ,现在八路军又救了咱的命 , 拥军可比烧香好得太多了 。 ”他把自己一只羊送给了军队 。刘春莲捏了饺子 , 送到招待所给伤员 ,史仙则把从远地捎来的葡萄也送给伤员 。她们说 : “没见人家演戏 , 八路军就是咱救命恩人嘛 。 ” 

通过革命戏剧的形式 ,政治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被群众所接受 , 他们不仅对政府的政策方针 、中心任务有了了解 ,主动参加到根据地的各项革命运动中 ,而且通过看戏受到了教育 ,转变了观念 ,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变化 。道蓬庵剧团曾排演《二流子转变》的新剧 ,演出后感动了本地的二流子李壮 ,后来他转变得很好 ,团员们高兴地说 : “演新戏就是办事啊 ! ”附近各村知道他们会演《二流子转变》 ,都来邀请他们演出 ,教育本村的二流子 。冬学运动时 ,剧团根据一家因为媳妇上冬学发生婆媳争吵的事情创作了《开脑筋》的新剧 。在村里演出后 , 有个吴老婆找到剧团说 : “你们要啥就给你们啥 ,你们可不要再演我的戏了 ,我以后可要叫俺媳妇去冬学念书哩 ! ” 

固隆村剧团曾在斗争地主运动中编了一个顽固地主如何利用封建迷信思想欺骗群众的戏 。演出中 ,就有村民在戏台下喊口号 : “打倒迷信 ! ”“不讲良心的是地主 ! ”“大家去搬老爷像 ! ”第二天 ,群众自动敲锣集合 ,把全村的泥神像统统打烂了 。几个巫神 、阴阳也都亲自把他们搞迷信的法器拿出来 ,妇女 、老人们也把她们花花绿绿的小神神 、小香炉之类的东西丢到了山沟里 。“全村群众表示 ,以后再也不搞这些玩意儿了” 。 

戏剧运动的开展使戏剧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组织演剧和看戏不再是由村民决定的自发行为 , 而成为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 , 为配合各项中心任务的宣传动员工作 。通过戏剧这种民间文化形式 , 政治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加强 ,群众与根据地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 , 根据地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很大转变 。可以说 ,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不仅改变了民间戏剧的形式和内容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社会的面貌 。

从 20 世纪初开始 ,改良戏剧以“开民智” ,使戏剧服务于政治的努力就已在城市文化阶层中出现 ,但真正将戏剧与政治结合起来 ,使其发挥社会改造作用的却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戏剧运动中 。经过革命的改造 ,戏剧创作和演出的主导权由乡村社会转移到根据地政府手中 ,演剧不再只是民众节庆时的娱乐方式 , 而成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革命宣传手段 。虽然根据地的戏剧运动首先是一场文化的改造运动 , 但在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下 ,改造并未限于文化本身 ,根据地政府通过组织成立剧团 、教育团结艺人 、动员群众参与创作 、配合中心任务组织演出等方式 ,实现了以戏剧为中介的 ,对根据地社会的深入动员和改造 ,使政治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融入到乡村社会 。

作者韩晓莉 ,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 ,历史学博士

注：本文由中国晋剧艺术网全网独家首发。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世纪山西民间戏曲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田野调查”( 批准号: 10CZS 034)、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科研究项目“被改造的民间文化———百年来山西民间戏曲变迁的社会史考察”( 批准号: 2010206) 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