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风东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它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分化和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林林总总都是基于这一背景，传统思想文化经历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质疑甚至颠覆。这种碰撞、侵入、交集和混溶也构成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命题和旋律。

各种思想文化纷至沓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出去”，许多知识分子近赴日本，远赴欧美。他们携着几千年文明精神余脉，亦具气度，为他人所不敢忽略，平添几分景仰和尊重。所以，20世纪是中西方的互动和交流，虽然西风强劲，却不是一面倒，中华思想文化的魅力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昨天的辉煌，即便近代以来的走低和西风强势，依然不能漠视和打倒它，经历过这种多元文化的兼收并蓄，中华文化有着更灿烂的未来。中国思想文化亦源源不断在这一时期远赴他国，但这种彼强我弱的不平衡之势，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对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理解。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形象和生动的代表，近代以来在花部地方戏基础之上形成的京剧又被称为“国粹”。称京剧为“国粹”固然过于溢美和提纯，但如果是强调其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则十分恰当。

中国戏曲的古典性与文学性是其早先被译介和传播到海外的主要原因，这一层面的交流和研究是许多文学、戏剧学者所关注和热衷的重点。而另一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作为舞台艺术的戏曲之海外演出和传播亦较为频繁，不少国家都留下了中国戏曲不同剧种不同的旋律和风采。

最具影响意义的自然是梅兰芳之访日、访美、访苏，这三次访演，不仅对梅兰芳、对中国戏曲有着全新的意义，而且，对世界戏剧交流和发展尤其是对中西方戏剧交流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而成为20世纪世界戏剧史发展和传播的重要事件。

戏曲海外演出和传播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事象，梅兰芳三访达到了这种演出和传播的最高境界，但置于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系统和全面地认识、解读，并能够得到归纳则更具关系意义和整体价值。江棘在其《穿过“巨龙之眼”：跨文化对话中的戏曲艺术（1919—1937）》中就尝试和践行了这样一种目标和目的。时间范畴为1919年到1937年，以梅兰芳首次访日和全面抗战开始分别为起止标志点，江棘认为 “这是中国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艺术主动寻求与海外交流对话的自觉期，同时也是高潮期”。这种自觉期和高潮期也决定了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选择所具有的意义。

相较于之前古典戏曲经典文本域外传播和海外华人圈中戏曲演出的历史，这一时期寻求回应与对话诉求之主动和强烈，异文化世界介入、发声之积极，以及在关注对象上对当下流行剧目、舞台艺术层面和剧坛发展现状之倚重，也都使得在各种交流对话的互动场域内，更具现实影响力的言说得以形成。这些围绕着戏曲艺术的中外言说，既有着各异的表达立场与动机，也必然经历了信息传递与接收过程中种种有意无意的处理。它们的形成、聚焦、争鸣与被选择加工的历史，不仅反映了多元语境之下，被视为传统文化代表的戏曲艺术正在嬗变中的复杂混合面貌及其背后各种认识与思考的斗争，同时也对戏曲艺术现代嬗变的历史进程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范围涵盖了剧目文本、戏曲文化价值的判断与定位、实践层面的舞台艺术语汇及其呈现，以及戏曲艺术理论的构建和表达等方方面面。

“跨文化对话”中的戏曲艺术，有着不同于之前的视角和立场，这种视角和立场不仅是一种历史还原和复位，更是一种襟怀和精神，这种襟怀和精神对我们认知和定位 “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之戏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站在时代的高点，拥有新时代年轻一代学者的理论素养和对“他者”思想文化、思维语言的理解、掌握，具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全新视野，这种“跨文化对话”对戏曲作为“传统”及本体特征的洞察和走向未来，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系梅兰芳纪念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