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做到政治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邓兴亮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平型关大捷》（发表于2007年第二期《大同宣传》），对此做了很好的回答。该剧艺术地再现了七十年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于平型关设伏，向日寇正面打响第一枪并取得全胜的铁血壮举。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侵华以来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这么一个厚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长期以来一直是影视创作的“禁区”。近年来，电影《太行山上》，电视连续剧《延安颂》、《八路军》等均有所涉略，但都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这其中的原因，毋庸讳言，就是因为这场战役的主要指挥员是林彪，把握起来，颇为不易。

众所周知，许多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限于种种原因，并不是“一贯正确”或“一贯反动”的，这就要求今天的人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人物。具体到文艺作品的创作中，就是艺术地塑造历史人物形象，客观地表现他们在历史发展的作用，《平型关大捷》正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来塑造林彪形象的，并且表现了足够的勇气。如剧本开篇：黄河边，刚刚踏上山西土地的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面对前来迎接他的阎锡山代表——梁化之，口吐“狂言”，“汾酒，我不喝，要喝日本鬼子的血酒”；继而在阎锡山面前，要部下准备100条麻绳，“我要抓他100名日军俘虏。其中捆50名到南京，捆30名到太原，捆20名到延安”，一个年轻气盛与孤傲自负的军事将领跃然纸上。

剧本对林彪指挥特色的刻画也是生动传神的。当侦察科长苏静在灵丘城丢了毛驴，救下一个百姓返回时，遭到林彪斥责：“妇人之仁，计算战争的数学是成千上万的整体单位，不是1、2、3、4的一个人！”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人物叱咤风云、胸怀全局的一面，也有助于人们理解，他何以后来成为十大元帅之一。但林彪毕竟是林彪。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同时，作者也不忘以历史的眼光烛照这个复杂人物：115师决定在平型关打日寇一个伏击战，林彪吩咐聂荣臻，“发电报，向中央军委向毛主席报告”这么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刻画了林彪性格的多侧面，也照应了他晚年那很不光彩的历史结局。

剧本对平型关大捷的另一主要指挥员——115师政委聂荣臻的描摹，也是形态逼真的。他与主帅林彪一文一武、一宽一严、一主情一主智的完美配合，于治军和克敌制胜上所具有的互补效应随处可见：在阎锡山安排的宴会上，当林彪提及内战历史，全场陷于尴尬之时，聂荣臻话锋一转，一番“家底论”，其殷殷爱国之情，拳拳报国之志感动了包括阎锡山在内的所有座中人；当阎锡山在天镇、阳高失陷后，放弃“大同会战”和“雁门关会战”计划，将守军撤回雁门关内时，聂荣臻逐一点评国军将领王靖国、高桂滋、孙楚的一段精辟分析，和其后的充分验证，使人不得不对其知己知彼的严谨作风刮目相看；当聂荣臻和林彪商定要在平型关打日军一个伏击战时，林彪提出“向中央军委向毛主席报告”，而聂荣臻则明确纠正“不是报告，是请示！”一词之差，充分表现了聂荣臻坚强的党性原则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不愧为我党我军有口皆碑的“政治元帅”。

      剧本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内部的心态展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本军国主义无论如何疯狂，其最终必将失败的历史必然。据当地目击者回忆，当年他们在战后的平型关战场“拣洋落”，竟发现胸缠白布的女尸，一时令人费解：1937年7月至9月，日本的男兵源是充足的，不会让女人也来异国打仗卖命；即便是女卫生员，也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实。一些党史军史专家至今仍难以解开此谜。这恰为邓兴亮独具匠心的情节构思提供了契机。在剧中，日军战地记者渡边与战犯坂垣征四郎义女三浦芳子一见钟情，他们本可远离战争，远离罪恶，但是在坂垣的调理下，一个参军入伍，做起了“将军梦”；一个胸缠白布，当起了日本“花木兰”。军国主义的癌细胞使他们一步步泯灭人性，走向灭亡。作为女人，三浦芳子也曾有过“杀气为什么存不住”的心灵拷问，但很快被“血花比樱花更美丽”的疯狂所湮灭。最终作法自毙，为军国主义做了可耻的殉葬品。精巧而新颖的情节构思，既深化了剧本的主题，又增强了作品的观赏性，可谓一石二鸟。

另外，剧本中我军将领杨得志的机智、李天佑的果断、徐海东的勇猛……还有国民党方面阎锡山的老谋深算、孙楚的首鼠两端，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当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中，不同程度存在着叙事大于写人的问题。而邓兴亮的《平型关大捷》则坚持以人带戏，以情取胜，重在写人的创作原则，为军事题材的战争片开辟了新天地，真正做到了政治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我们衷心期待这部电影佳作早日走上银幕！

中国晋剧艺术网特约撰稿人 景彦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