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晋商是国内最大的商帮,足迹遍及全国以及北亚地区,称雄商界500年。其经营资本之雄厚,活动区域之广泛,在世界商业史上是罕见的,是当时唯一可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的国际商贸集团。因此,在今天,“晋商”已成为一特定名词,即明清山西商人的代名词。晋商辉煌的历史功绩,在于繁荣和造就了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同时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山西戏曲艺术的传播起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

山西,素有“戏剧之乡”、“戏曲摇篮”的美誉,其戏剧活动历史源远流长,剧种繁多。明清时期,山西戏剧古有晋南锣鼓杂戏、上党队戏、副末院本、晋北赛戏、任庄扇鼓、万荣青戏、晋昆等。而在陕西同州、山西蒲州、河南陕州的黄河三角洲地带,随着梆子腔的兴起,逐步衍化同生为山西的主要剧种——四大梆子,即“蒲州梆子”、“中路梆子”(晋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以及对外传播和晋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史上的晋商

山西人从商、善商历史悠久,这在从先秦以至宋辽金元的史书中均有记载。但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是在明代,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初,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之后,随着折色的实行,其活动范围便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足迹可半天下”。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
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于是,形成了中国一大商帮——晋帮。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成为中国内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潮帮)之首。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等国。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清入主中原前,山西商人主要经营盐、粮、布、绸、茶、皮毛等。之后,其经营行业便逐步发展到数十行。除以往的传统行业之外,又增加了典当、药材、木材、杂货、煤炭、铁、瓷器、玉器、牲畜以及钱庄、票号等行业,并且,其经营商品的种类、规格也日益丰富繁杂,几乎包括了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各个方面,作为地方性商人,这在全国其他商帮中是少有的。可以说,明清两代,无论商贸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都独占鳌头,并左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运转,一度曾支撑着清廷的统治。然而,由于国内外世界大市场经济的竞争以及晋商自身致命的弱点,使晋商很快惨败出局,一蹶不振。晋商的成功和失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人们仍然在为这段历史而深思。

晋商传播山西戏曲艺术的条件

1.晋商的神灵信仰。晋商的信仰主要为民间信仰,其信仰的神灵最为普遍的就是关帝和财神。所有晋商票号、店铺中都供奉着这两种神,在绝大多数晋商会馆里也都既有财神又有关帝。

商人自然特别信奉财神。晋商的财神有比干、玄坛、招财童子等,世俗统称为财神。在重大的节令、喜庆日,晋商的祭神活动中,接财神仪式尤为隆重。这一点在清代山西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中就有记载:“太原县商人于正月初八开市,五鼓之时炮响连天,迎接财神。太谷商人一般于每年正月初九至十二日间择日开市,当日凌晨二三点钟,即到县城北寺财神庙上香,同时开戏敬神,连唱三天。”

“演戏酬神”是山西人纪念、供奉关羽的一种形式,是流行于晋商中的商业习俗。和晋商同生于一方水土的关羽,确切地说是“忠”、“义”、“仁”、“勇”的象征,对晋商人格的形成及其“诚信”的商业行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晋商会馆祭祀之神灵最普遍的是关羽。凡逢年过节时同乡人常常在会馆欢聚一堂,酬神演戏。有时在商业活动取得重大胜利时,也举办酬神和演戏的活动。每逢节日喜庆,会馆礼聘山西梆子戏班来此演戏,锣鼓齐鸣,招来众多观众免费看戏。为表达对关公的尊崇,财力雄厚的商人自然会慷慨解囊,大力支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戏曲的发展。

2.晋商雄厚的经济基础及广泛的精神需求。元末明初,山、陕、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兴起了一种新的戏曲声腔——梆子腔。清人朱维鱼《河汾旅话》称:“村社演戏曰梆子,词极鄙俚,事多诬捏,盛行于山陕,俗传东坡所唱,亦称秦腔。”(《中华戏曲》第三辑)明代山西南部多富商,尤“蒲(州)多家贾”,在祭祀、庆典、节日中都要有戏曲酬神和娱人,而有财力的商人是这一活动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于是在秦腔的基础上又衍变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蒲州梆子。山西晋中地区民谣也揭示了晋商与戏曲艺术的密切关系“:祁太溜子,蒲州戏子。”“溜子”指钱铺、票号,代指晋商。而晋南蒲州地区的戏曲演员众多,被称为“戏窝子”。由于许多富有的晋商对戏曲情有独钟,积极出资请班唱戏、承办戏班,支持戏曲演出,才使得许多蒲州籍的戏曲演员红极一时。清代乾隆时,山西的梆子尚无剧种之分。道光时,自票号诞生以来,祁县、太谷、平遥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使得晋中一带的商业和金融业空前繁荣。晋中商人势力崛起,在蒲州梆子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后来逐渐根据当地人民的喜好,并吸收当地各种艺术之长,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发展为自成一派的中路梆子剧种即山西梆子——晋剧。早期的中路梆子演员多蒲籍,即使不是蒲州籍,演戏时也要说蒲白,其缘故就是因为中路梆子最初来源于蒲州梆子。晋中商帮以其雄厚的财力,从购置蒲剧班社到组建晋剧班社,重金聘请名角,培养新秀,大量组织演出,使这一新的剧种日趋成熟并广泛流布,蔚成北方一大剧种。

商路的开辟拓展了戏路。中路梆子定型成熟以后,沿着晋商通往绥蒙的商路向北扩展其演出区域。晋中商帮旅外经商的重镇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有许多晋商在当地创办的铺号以及分号,其财东、掌柜、伙计长年在外,很少回乡,能够观赏到家乡的戏曲,听到乡音、看到乡情,自然成为他们最大的安慰和精神享受。于是,身在异乡的晋商们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商埠所在地演出。如平遥尹光禄所办的祝丰园,因为尹是日升昌财东李箴视的外甥,名声很大,班社阵容也强大,所以一到张家口,就被晋中商人捧红,紧接着又先后转往归绥、包头及宣化一带演出,赞誉之声遍及东西两口。

3.晋商良好的文化素养。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可以说人才辈出,儒商兼融。如太谷朝阳村李湛兄弟,他们二人都是满清秀才,曾应邀主编过《太谷县志》。晚年办自乐班,前后延续20年,对晋剧改革有过较大影响。他们和一些文人将反映明代历史的《忠报国》进行了剧情和唱词的修改,使它在蒲剧、京剧的基础上最终定型并流传后世,甚至在文学性方面超过了蒲剧、京剧原本。

再如晋东南壶关以贩铁起家的富商王氏,其第四代王大旦组建的十万班是上党地区剧种最全、演员阵容最强、戏装道具最多的戏班。上党梆子中曲牌有“上党二黄”,有的人认为原来王大旦在京城有店铺,他常去京城,难免对二黄产生兴趣,而移植于十万班,从此在上党梆子中流传下来。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过60大寿,王大旦曾带领他的十万班赴京为太后贺寿演出,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嘉赏,并将十万班改名为“乐意班”。十万班由此名震京华。

正是由于晋商良好的文化素养以及高雅的审美情趣,使得山西戏曲与其他剧种互相融合、借鉴,从唱腔、伴奏、表演乃至剧本都有很好的交流、传播。

山西戏曲艺术传播区域及场所

商路即戏路。山西商人的商业网络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亚地区。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成都、重庆、杭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沙、济南、上海等商埠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西北新疆古城、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南打箭炉、理塘、巴塘,东北宁古塔、墨尔根(今嫩江),东南台湾、海南岛等边陲海岛都有晋商的足迹。可以说,山西戏曲作为晋商的至爱,生意到了哪里,山西的戏曲活动就兴盛到哪里。

会馆是山西戏曲演出的重要场所,在山西商人聚集的商业重镇大多有山西会馆,而会馆内多筑有戏台。于是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同乡们借此时机欢聚一堂,祭祀神灵,联络乡谊,交流信息,聚餐演戏。如现存比较完整的开封山陕会馆、洛阳山陕会馆、多伦山西会馆、苏州全晋会馆、北京平阳会馆、海城山西会馆均建有戏楼、戏台。据记载,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秦腔、昆曲都常在这里演出,各种形式应有尽有。既丰富了客商的生活,也大大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

其次,各地的大茶园、戏楼、戏园也是上演好戏的重大舞台。如在上海的宝善街“丹桂茶园”经常有梆子戏演出,以供山西客商娱乐消遣。群仙茶园、大观园等戏院也经常上演梆子戏,以满足晋商观看家乡戏之需。山西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参娃、自来红等,曾多次应邀到上海演出。同治、光绪年间,“清季北京银号皆山西帮,喜听秦腔,故梆子戏亦极一时之盛。而以义顺和、宝胜和两班最为著名”(《旧剧丛谈》)。义顺和、宝顺和的主要演员多为山西名伶,如三盏灯、水上漂、盖天红等。在北京甚至有“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之说。天津是清末民初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山西商人多在天津设号,山西梆子班社及名伶来京必到天津演出。张家口是内地与蒙俄通商枢纽,这里山西商人尤多,所以山西梆子在张家口尤受欢迎。据记载,清末张家口“大部分商业,都操在山西人之手。因此山西梆子腔便占据了娱乐事业的第一位。老十三旦,是人所共知的”(《立言画报》,1942年209期3页)随着山西商人深入到多伦诺尔、归化、库伦等地经商,山西梆子也很快风靡上述各地。也有不少的山西商人涉足四川、云贵、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所以这些地方梆子戏也非常流行。

甚至由于晋商与当时清廷权贵交好,竟把山西戏曲带到了皇室宫廷。慈禧太后是个戏迷,对皮黄戏更是入迷。她常常传进外面戏班进宫演戏,即命传进外班。据载:光绪十九年七月十三日,纯一斋承应,义顺和班伺候戏十二出(《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初八日颐年殿承应:《地涌金莲》。宝顺和班伺候戏八出;十一日颐年殿承应:《宝塔凌空》。义顺和班伺候戏三出(《清升平署志略·九九大庆》)。因此可见当时梆子戏自下而上渗透之深广。

山西戏曲艺术的传播对外地戏曲的影响

由晋商带动的山西戏曲,从晋南蒲州梆子起家,一路北上,有了山西的中路梆子、北路梆子,进而又随着商路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衍生出口梆子、京梆子、卫(天津)梆子、直隶梆子(即后来的河北梆子)。而上党梆子则由太行山东进,衍生出山东的枣梆、河北的“西调”。山东梆子、章丘梆子、莱芜梆子则是早期梆子与当地语言、民间艺术结合的产物,而现在汉剧的西皮、湘剧、祁剧、桂剧的北路、粤剧的西皮、滇剧的丝弦腔、贵州梆子等都是早期梆子戏流传到西南后的产物。在东北,著名的海城高跷、喇叭戏就是吸收了山西梆子等外来艺术才形成今天这样的艺术风格的。据最新考证,东北二人转也是在山西柳腔喇叭戏的基础上成型的。

综上所述,晋商通过商贸活动不仅造就了山西戏曲的辉煌,而且把山西的风土人情带到各地,山西戏曲在其大力支持与推动下,日趋成熟,达到鼎盛,并对其他地方剧种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晋商对山西戏曲艺术的传播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为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交流与促进作用。